（本文有删节，仅供学术交流）
一
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非规范性和信息所受到的人为封闭，对于中国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含义，要作出真切的判断是不容易的。
数月来，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率和统计数字的水分的争议，使得关于中国经济或金融即将发生总危机的说法，在国际上的某些层面再次地流行起来。
然而，身临其境的人们的感觉与外界人士的感觉是不同的：在中国，没有整体性崩溃这回事。如若不信，在大街上随便找几个普通民众一问便知。
许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在1992年以来的作为，中国历史的走向业已发生了重大转折，步入了另一种并非由两极对抗决定一切的新轨道。那些患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后遗症、照搬马家总危机总爆发一套革命模式来预测中国的自由民主革命形势的做法，早已过时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在经济领域实施了革命性的改革——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建设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只有汪晖式的书生，才会上政治家的当，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由于1993年起整顿金融、打压泡沫经济上的作为，中国经济得以在1996-1998罕见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在创造了“翻两番”的经济奇迹之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经济改革，业已取得基本成功，这是既成事实。问题是如何沿着这一既成事实，走向完全的市场经济和真正的民主政治。
二
从书本上是看不透中国的真相的。近日，我曾出差经过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十几个省份，到处见到交叉的公路网络和繁忙的工地，昔日花数百元十几天才能运输一件百来斤货物，现在只需几天功夫十几二十多元。尽管中部十几个省的部分地区正在发生停滞甚至衰退，但中国经济的重心和大头早已转移到沿海地带和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乃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南方那个静悄悄不作叫喊的广州，就正在以7-8年再造一个湖北省的速度静悄悄地发展着。从多方面来看，全局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毫无疑问的。这与整个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精确性无关，甚至与中央政府的可信度无关。
与俄罗斯等同类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秘密在于它异乎寻常似乎是绵绵不绝的活力。这活力从何而来？答案可能种种，我以为，主要来自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跃着这样几批经济主体：数亿半自由的农民——事实上的小老板，随时可以自由迁移的雇佣大军。近亿人口的城市个体户和小公司经济冒险者。数百万个自负盈亏的乡镇企业。有五千万华人华侨作背景的港台资本和东南亚资本。以亚欧美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当然还有数十万个由地方政府领导的国有中小企业和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早在1988-1991年经济衰退结束前后，国有经济就已经退出了中国经济大局主导者的地位，沦为多元半自由竞争格局中的竞争者之一。中国经济的活力，就来自于这一真正异质的多元经济主体谋求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的驱动，它营造出了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良性的不断扩展的自由竞争机制。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金融领域的确存在着严重问题，但是切不可低估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财力。自1993年夏天以来，中国的银行系统受到了强有力的管制，同在多个问题上一样，银行改革几近爬行，但至少乱放贷款的行为早已得到制止，甚至出现了南方某专业银行在某地级行政区某年度贷款总额仅仅400余万这样的极端事例。1993年中国没有陷入泡沫经济，1997年中国在产权和股份制改革上的不作为，是政府通过金融控制取得的两个重大的经济成就之一。与此相反的是日本，据说日本皇宫附近的房地产名义价格总值，可以买下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全部地皮。无怪乎日本经济十数年陷入困境不能自拔。人们可以直接感受一下中国主要省城的楼市热销现场，考察一下楼市的价位，就可以从侧面验证，中国没有陷入泡沫。那末金融总危机又从何而来？
统观中国经济各个领域，可以说，除了农业，不存在根本的致命性的问题。的确，中国这艘老大的航船存在的问题多多，前途面临着无数的险滩和风浪，但是大块头有着大块头的担当，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中国政府的承受能力不可低估。而有着对稳定生活的理性追求和对经济利益的增长需要的中国普通民众，与谋求自保的中国政府形成了共同抵御风险的无形联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心思治”。在这样的社会共识和集体无意识作用下，对于险恶的甚至是不可逆料的危险，中国社会有着纵深的防御。中国人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浅薄，他深沉着呢。
三
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农村危机，以及它的背后蕴藏着的残酷的资本主义、残酷的国家至上主义及其滋生的权贵资本主义。
多亏了李昌平先生的壮举，中国的上上下下知道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危情。现在我们知道了，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这笔巨额财政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许多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比如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明社会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民绝缘。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却要受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盘剥，每年要被抽走数百亿的血汗钱。1985年前后是邓小平改革下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从此以后，他们的际遇每况愈下。1989-1991和1997-2001，城市国有工业危机两次被转嫁给农村，于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国农村经济居然离谱地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和倒退。为了维持工商、税收、征兵、治安、工青妇等职能，中央政权打破了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的传统，在农村社会建立起庞大的中央集权的金字塔政权的基层组织，由于政府一直拒绝进行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导致农村乡镇政权的规模可怕地膨胀，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代的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二百多人。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所谓的义务教育）所需的沉重的财政开支，都完全压在从事着原始农业耕作的农民身上，取之于农民，用之于国家。以至于早在1997年，我的一个来自农村的朋友，一家五口，一年居然要纳税2700多元，而他的家庭一年在承包地上的全部净收入，还不到3000元。多年来，中国中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区受到了超额的经济盘剥，其纳税份额，超出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包括暴政年代。而农村社会居然没有出现大规模骚乱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央政权强有力的全面控制，而且主要在于——中国农民长期以来以工补农，把农业收入的大多数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贴家用，使得苛捐杂税的压力得以缓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间接保持着中国农村的基本稳定。
现在我们知道了，不是下层农村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而是中央集权的制度运作，才是中国农村危机的主导原因。
四
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一种不仅比资本主义的欧洲福利国家，而且比资本主义的美国的社会主义成分还要少的社会主义，它的真实面目是国家主义。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没有享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福利。而1955-1975年代，还有1990年代，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就建立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牺牲上面。
1950年代经由乌托邦实验建立起来的新型中央集权，乃是一个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体的超级国家巨无霸。
在个人（这个马克思心中的万恶之源）的对立物--国家和社会这两者中，经典作家们显然弄混了头，在学术上他们完全没有洞见，国家与社会乃是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的两股力量。自从国家诞生之日始，社会就作为国家的反制者存在，用其自发的、相对松散的、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类群集合力量，抗衡着国家的政治集约组织的侵占和强制。新型中央集权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乃是把自古以来长存的民间社会几乎完全地淹没的国家主义。国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质上是由中央集权的官僚们代管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央集权的各级政府，不仅干预和命令经济行为，而且本身即是直接的经济人，它以国家为本位，扮演着一个无比苛刻的资本家的角色，只顾谋求国家威望和霸权，以及作为这一切的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的汲取，对于它的雇员——工人尤其是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则不屑一顾。
1978年开始的改革，首先把农民从国家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由了无权利的农业“包身工”转变为半自由的独立经济人，这为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在经济上以向地方和企业放权、向农民和城镇居民让利为主调，在压缩和消解极权主义方面，做了不少实在的事情。
但是，在1993年以金融整顿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中，采取了一种不断增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国家政策，这种“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路径，严重恶化了中国中部十数省的财政状况，它经由在中小城市的企业全面崩溃后县级财政负担主要转嫁到农村这一中介，充当了制造中国农村今日危机的第一推动力。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误。
今日中国政府的本质，既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又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参与者之一。“优质资产”说是真切可信的，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背上什么社会主义的福利开支包袱，反而作为资本家，在中国经济中享有一系列优先权，把电信和高速公路这样所投必赚的肥缺抢在手里，在航空、铁路、矿山、油气资源方面永久性地享受着超额垄断利润，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精明。
在国家资本主义参与的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中，国家资本主义处处享有特权和优先权，而普通民众的经济自由却受到层层有形无形的制约。最滑稽的事情之一，乃是在中央政府鼓吹信息经济最力的时代，却对信息的精华集散地和原创地——新闻出版网络影视产业——实施着最严酷的管制，这种行径与信息时代的大潮岂非南辕北辙。1990年代推行的下岗失业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下岗安置金发放上却有明显地亏欠，大有置失业者于水深火热而不顾的嫌疑。迄今为止，政府对困难农民和下岗工人依然拒不实行免税政策。而在三资企业劳工的劳动安全保护和人权保护方面，地方政府则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资本家一边——这一切，不仅是政府的失职，而且是一种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哲学的反映。
五
1992年的市场经济理念的确立，实际上标志着摸着石子过河时代的结束。1992年确立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期目标是——在15年内建成完全的市场经济。现在10年过去了，以今日中国乱糟糟的局面，在剩下的5年中，中国政府能够完成这一中期指标么？
在1990年代中，中国社会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苗头，对此人们保持了必要的警惕。然而，许多人不知道，在权贵资本主义背后，还站立着更为可怕的国家至上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它打着探索市场经济新路径的招牌，迷惑了中国一大批实干派政治家，在1993年前后推动了“加强中央汲取财政能力”的经济政策，加剧了中国中部各省的财政危机和中国农村社会的全面困境。在1999年代末，它又一次地推动了加强建设大型工程的经济政策，正在或者正开始浪费有限的本应该投向义务教育和社会基本福利的国家财政收入。
1998年以来中央实行的扩大内需，刺激的乃是国家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部分社会需求，而不是城乡广大居民的个人有效需求。这就是扩大内需政策的致命缺陷所在。当城市欺压农村太甚之时，大自然将对城市社会和中央集权施以有力的报复——农村和城市下层社会的持续贫困，将导致社会有效需求的长期低迷，最终将带来中国庞大的初中级消费品生产行业的大幅收缩，它将发生在国家主义的扩大内需政策无法延续之时。
在今天，中国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最大阻力，是站在残酷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背后的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运用远见，逐次渐进消解极权主义，建立起与国家至上主义完全对立的公民至上的福利社会，那么，中国经济增长迟早会陷入停滞。以中国如此巨额的人口，只能走先富后强的道路，不可能走先强后富的道路。不然，大自然“看不见的手”迟早会对强梁者施以辣手的。
六
由于一种对政治改革的可笑的恐惧，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基本格局的最高点实现的先后顺序，被当政者理解为绝对隔离的两大历史阶段性任务。于是，在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支持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陷入了停滞。一些真心诚意的实干家似乎不曾退一步认真反省一下：凭着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央集权，能够建设完全的市场社会和真正的法治社会么？事实上，正是这个政府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市场规则和法治秩序的破坏者。机构改革，在党委雷打不动并且时不时地拖后腿的情况下，又会有什么实际成效？加薪，目标是美好的——高薪养廉，但是，在9/10的官员本应被裁掉的情况下，还养他们干什么？由于没有抓住大本大源，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表现为断箭疗伤，修修补补，南辕北辙，渐进改革事实上早已经走不下去了。
中国民众当下最需要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完全的人身权利和完全的经济自由。衣食足而知礼节，长期享用完全的经济自由的人民，一定能够推动并主导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立。人们常说的“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民主政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一定要是完全的经济自由，而不是今日中国这样套着枷锁的畸形的半拉子的经济自由，不是今日中国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的管制占据主流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非三代修不出一个富强国家。中国社会久经战乱之苦，需要长期持续性的和平建设时间。如果能够坦荡豪迈地迎接历史的挑战而不是采取驼鸟政策，在实干改革家、民间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合力推动下，不通过总崩溃的宿命，而是和平地长入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