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超体育的政治标准为体育划线，必会脱离了体育的本意。庸俗化和神圣化使体育精神发生变异，伟大的体育运动也就沦落为“折磨身体的运动”
人类需要竞争，竞争是文明与进步的源泉。但是，并非所有的竞争都有益于文明与进步，在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历来就有所谓“残酷竞争”、“野蛮竞争”、“恶性竞争”、“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那些以生命和自由作代价、以毁灭和破坏为“技能”的竞争。
战争是武力的竞争，贸易是功利的竞争，文化科技是智慧的竞争，而体育竞赛，本来不过是个人体能的竞争，现在，则很难给它准确定位了，——似乎主要成了“国家荣誉”的竞争。
体育本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公平、最“干净”的一种竞争：起跑线上人人平等、裁判规则一体通用、竞赛过程完全公开，既不允许一部分运动员先跑起来，也不允许一部分裁判员下场比赛。然而，当体育与国家的荣誉联系得过分紧密的时候，体育精神也就变得有些玄乎了。
当人类的其他行为被普遍地“脱魔”、“祛魅”之时，体育却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举例来说，如果某个人写了一部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或者发明了一台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汽车，或者做了一件世界上最轰动的大好事，人们大可不必把他（或她）当作“为国争光”的英雄而感觉“与有荣焉”，即使有同胞得了诺贝尔奖金，也未必就一定与国家荣誉相联系（尤其是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偶尔还会让得奖者的生身之国觉得“丢脸”）。而体育比赛就大不一样，所有的胜利都会归结为国家和民族的胜利，仿佛都张扬着某种与体育无甚关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支撑着某种与体育不太相干的宏大利益。
升国旗、奏国歌的运动会颁奖仪式，大约是“体育爱国主义”形成与扩张的一个诱因（如果取消这一仪式，许多国际赛事的魅力和电视收视率恐怕会降低很多）。金牌与隆重热烈的爱国主义挂上了勾，倒并非有很大的不妥，但是，它对大众产生了一种心理暗示：得到金牌者必然是时刻以祖国荣誉为重的人，必然是最最爱国、最最值得本国人骄傲与自豪的，那么，反过来，什么比赛名次也得不到的人，他们究竟还爱不爱国呢？是不是不够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爱他的国呢？如果以这种超体育的政治标准为体育划线，某个体育项目的价值、某个运动员的价值，必会脱离了体育的本意，而最终成为金牌的奴隶。
如果某个国家（或者所有国家）的体育官员们满脑子只有“奖牌指标”、“冲金点”、“夺金项目”、“金牌战略”，这不免让人疑惑：“体育”还是真正的体育吗？何不改名为“金牌爱国工程”？体育运动对人的体能进步、身体健康和身心快乐，还有多少价值呢？体育精神、奥运精神是什么，应该不仅仅是“为国争光”、“为金牌而努力拼搏”吧。
我们知道，商业因素已经造成了体育竞技的困扰，再给体育附加上过于沉重的爱国主义负担，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困扰。前者让体育变得过于庸俗，后者让体育变得过于神圣。庸俗化和神圣化使体育精神发生变异，当奥林匹克的竞技场变成一个批发“体育富翁”或“民族英雄”的场所，体育运动也就变成了商业运动和政治运动。
体育的异化其实是众所周知的。不必说令人不齿的兴奋剂，那是对体育事业的严重毒害，不必说人为操纵运动员体重之类的赛前准备（虽然被广泛认可），那是对运动员的人身伤害，也不必说某些仅仅因为成为奥运比赛项目而受到重视的项目、某些毫无美感的运动方式和某些因为“体育运动”而变得病态的、体格畸型的、性别含糊的运动员。我们只说一个小小的事实，多数的功勋运动员都是一身伤病，体育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强壮的体质，反而过度地透支了他们本来很优秀的身体，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利益、个人和公司的商业利益，他们在体育事业中牺牲掉了身体健康。这值得吗？当然，绝大多数人会说值得，因为当工人、当农民、当科学家也会伤身劳神，却难得有为祖国争光夺彩的荣耀，体育运动固然伤身体，可那一分钟的辉煌能够照耀一整个国家！然而，我们不能不说，“增强人民体质”就成了一句空话，伟大的运动员都在“为金牌而伤身”，伟大的体育运动沦落为“折磨身体的运动”，这又是何苦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