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看到宁德的变化很大。十年巨变，无论在哪儿，你都会感到变化非常显著。昨天晚上很长时间在思考着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必然全面显露出来的特殊阶段。
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于十多年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的认识。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从世纪之交到进入新世纪这几年，不论是国家层面上，还是地方层面上，人们或多或少地都感到了，今天的很多提法和过去有相当大的不同。人们感到了这个不同，但目前还不能全面理解。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强调“和谐社会”，这是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从过去单纯追求GDP转变到强调综合发展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变化；
必须结合04年2月份中央党校召开省部高级干部研讨班来认识。那次是让领导干部读书讨论、听中央领导讲话，由曾庆红同志主持，温家宝同志做长篇报告，专题演讲科学发展观。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与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大目标又有什么联系呢？不妨把问题再往上延伸一下：与最近这几年，即十六大以后中央、国务院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又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会把这些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呢？而且，最近的很多讨论，包括近来有关宏观调控问题的讨论，各地各界反映出的情况似乎是和过去有些不同。除了一般说认识不统一之外，还应该看到，过去那种一声令下全党全国齐步走的情况，对于现在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当然，应该是全党服从中央，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在口头上不是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尤其是这次宏观调控，明显有阻力。
自从04年春国务院明确宏观调控以来，我在各地调查中感觉到，干部认识上很难统一。有一次向领导汇报情况时我说：以我片面的、有限的了解，大部分地方干部还难以真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理解并贯彻宏观调控政策。在思想理论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批评态度。相当高层次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并不都是正面、积极地呼应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连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讨论中也有人说，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难道现在不要发展了吗？难道综合发展不也仍然是以发展为主吗？还有人发表文章说GDP是好的指标，没有GDP怎能衡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呢？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追求GDP，我们怎么能放弃呢？这些似是而非的讨论，也许在无意之间模糊了公众的感觉。难道有谁说放弃GDP了？三中全会只不过提出把过去单纯追求GDP，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转变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
确实，除了少数人是背后的利益作用之外，大多数对这些新的提法和作法不大理解的人，是由于没有与新世纪中央正在推进的重大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说，讲宏观形势，首先要把当前宏观形势所处的历史阶段讲清楚。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
我这样讲是有依据的。
大家可以往前看十几年，其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可以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关键词来概括。十四大关键词叫做“市场经济”，因为十四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把它概括起来，那就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这个十四大的关键词，随即成为党报党刊和意识形态系统全面接受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此，大家记忆犹新。但是，对于后来的两次大会和关键词却没有那么深刻，这也许是有原因的。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资本经济”。2002年的十六大则几乎是相对地提出了“全面小康”。如果把三次的提法联系起来，仅仅从表面上看，许多人会不理解。因为，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所以，有些人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就都跟不上了，把“全面小康”只当成一个口号来理解，或者在工作上只当成扶贫、推行低保。不愿或不能把执政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关键词的不同，看作是整个国家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需要进行重大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的概括。
也许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们对十六大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把握得并不是很准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都会在有意无意中构建一种思维逻辑，如果逻辑建立不起来人们就无法理解。所以，这并不是服从不服从党中央的问题。今天人们的思想都很复杂，背后大都有利益关系，不是中央一声号令，大家就“全党服从中央”。因此，一定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
如果深入理解1992年以来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三个不同的关键词，其实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合理的逻辑关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
市场经济好理解。十四大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半年之前，江泽民同志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做了一个报告，高级干部们对于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大家对“市场经济”不仅是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是在各地实践中已经普遍接受的。后来就写进了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并做为核心概念。为什么顺利接受呢？这是因为十四大之前中国的改革可归纳为“放权让利”，政府已经从1979－1985年的农产品市场购销和价格改革开始，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控制。1988年又进行了“双轨制”的价格改革。当时中央成立了“方案办”，包括吴敬涟教授等很多今天的著名学者都在研究改革的不同方案。
尽管那次“物价闯关”的改革失利，尽管此前的城市改革，并没有像农村改革那样先把土地分配给农户再放开价格，并且多少是因此而造成或者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但后来还是化解了、或者说暂时渡过了危机。
正因此，中国也就算有了一个相对而言的初步的市场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市场环境之后的意识形态反映。
可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市场经济，是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国家发生的问题、渡过的那场经济危机周期相联系的，也是与当时的经济改革政策研究和实际执行过程相符合的。因此，它当然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路线。所以，当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时候，省、部级干部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老同志也认可这个提法。于是“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核心思想就顺利推出了。后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也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此前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也应该说是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今天，我们回顾十几年前的历史，应该不讳言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波折，有过的困难，甚至曾经爆发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可以把当时、即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以后所产生的这些现象形态的问题，归纳或者定义为“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经济危机。也可以把1989年的政治风波，归为因经济危机爆发而连带发生的社会政治矛盾。对这些不同情况之间的相关性，都应该客观地去分析理解。只有不讳言过去发生的问题，才有今天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的胜利。
如果十四大对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思想，用“市场经济”来概括是与时俱进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十五大可以用“资本经济”来概括呢？
首先应该说，这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前后，国家随即放开了三个前所未有的资本经济领域：第一是证券市场、股票交易。这是什么？当然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交易的是什么呢？是量化的、价值化的、可以被拆细的、可以连续交易的企业资产；
不仅是固定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随之，虚拟资本在中国产生。
第二是同期开放的期货市场。
第三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亦即房地产市场开放。
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提出之后，开放证券、期货和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资本经济客观上应运而生。
不过，既然中国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下来之后，真正放开的市场却是证券、房地产和期货这三大具有高风险、高投机性的市场；
而这三大市场又都是大规模吸纳资金的市场。那么就必然形成90年代开始的银行业迅速扩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速度成倍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从92年之后的货币化（或者称为“货币深化”）推进的经济资本化程度，也就突飞猛进地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与时俱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所谓资本经济，在国内不就直接表现为三大资本化的市场的发展吗？不也就在事实上造成了银行的货币发行速度必然大大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吗？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虚拟经济的风险收益当然高于一般制造业，带动全球500强中的80%在90年代纷纷抢滩中国，在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的同时，也推进了全球化和自由化，虽然，这些都属于派生的问题。
根据1995年世界银行发展研究报告，其在总结全世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经验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是所有转轨化国家中货币化程度最快的国家。因为到1995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GDP的比值已超过了100%。而当时俄罗斯只有27%，既使是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也不过百分之七十多，欧盟中的德国也是百分之七十几。日本当时最严重的经济泡沫化，进入了一个十年衰退期，不得不靠大量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也不过是120%左右。
此后，从95年到03年的短短8年间，中国的M2与GDP之比，已经超过了200%，成了世界上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可见，资本经济发展在单一制的中国创造了高速扩张的奇迹，尤其从十五大以后。
所以可以说，当年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
同样，1997年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也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人们都应该知道的常识是：在资本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使社会矛盾复杂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地区甚至会尖锐化。这也是世界普遍经验，不承认则是闭目塞听。
并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发达国家在2百年之前工业化加速发展，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只不过是用对外殖民战争的方式化解了国内矛盾：用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坚船利炮”，大规模向外转移了贫困人口。
我们知道，欧洲这个最老的工业化地区，当时就向洲外转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当年向外转移了三分之一人口，英伦三岛中的苏格兰，因为是高原地区，经济不发达，农业收益水平也不高，所以，苏格兰地区向外转移人口是二分之一。这些欧洲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口占领了世界上的四个大陆，北美、南非、澳洲、非洲，把当地的人差不多杀光，占领了当地的资源。然后，又把工业化过程中那些反抗的贵族中的一部份转到新的占领地当总督。这些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占领了新资源的时候，也就富裕起来了。
有人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囚犯建立起来的国家，这是因为欧洲的老工业化国家把在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多的连本国监狱都容纳不下的那些囚犯转移到澳洲等殖民地去的结果。这就节省了国家管理成本，政府就不用开支那么多钱来管监狱了。当然，伴随着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开拓这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人民饱尝苦难。
历史常识告诉人们，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不过是通过殖民化向外转移来化解了。西方的殖民化大约搞了五百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基本结束。其中，中国收回香港是在1997年，收回澳门不是更近吗？再比如东南亚，不是直至70年代才真正争取到独立吗？
所以尽管我们说，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是放在我们前面河里的石头，都可以摸着走，市场经济、资本经济都可以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可一旦摸到这里（社会矛盾问题），没法再摸了。因为这块石头上写着“坚船利炮”、“殖民战争”。只怕是刚一伸手，就有人打你了。
我国已经走到这个阶段，内部矛盾必然出现；
而向外转移人口又根本不可能。于是乎，就出现了象福建、浙江个别的大量向外偷渡人口的地区。这是因为人们的发展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只好向外转移。出去的人口多的地方往往是受资源限制太严重的地方。这些情况，也说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矛盾。
西方现在是文明社会，可当年呢？文明吗？美国陆军成立的第一年，打了1200多场战斗，主要是打印第安人。美国开发西部是血与火的过程！到1992年老布什宣布说：印第安人在美国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只剩下四万多人了。现在有些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就象动物一样被人参观。这至少让人在现象层次上看到了西方人解决国家内部矛盾的办法。
我们现在有些专家、学者批评中国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搞殖民化，这一步我们无论如何也照搬不了。别说我们不能殖民化，就是日本人在上世纪初叶号称是欧洲人最好的学生，他的口号是要“脱亚入欧”，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一直看不起亚洲人，全心全意想学习欧洲，也在亚洲施行殖民地战略，掠夺满蒙、台湾和东南亚。但结果呢？不是仍然在二次世界大战被彻底地打回了日本本土的哪些岛上去了吗？谁打的呢？有亚洲人民的奋起抗战，但主要还是欧美老师打的。
如果换位思维，细想一下：假如你是欧洲人，明明知道这么干是不道德的，是血与火的殖民扩张，谁要是这么干，谁都会白得资源。那现在建起发达国家了，还能容许别人也这么干吗？
再看现在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布局，无论是打伊拉克，打阿富汗，还是准备收拾伊朗，这些地方都是在世界上命脉性的战略资源最集中的地方。难道仅仅是为了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吗？美国人自己都说，布什父子两代打的战争是石油战争。只有国内一些天真烂漫的知识分子说美国人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自由。从这种理念出发就看不到这是人家的一个战略布局，看不到这是一个典型的石油战争！这与当年的殖民扩张的手段不是一样的吗？
而中国人呢？刚刚想在缅甸承包修个港口，立刻就被西方指责为想在孟加拉湾修海军基地。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非常小心了。从周恩来时代起，我们就宣布海外没有一兵一卒，即使我们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只派警察，能象日本、韩国那样派兵吗？尽管向外宣称“和平崛起”，我们至今在海外确实没有一兵一卒，足以证明我们是和平的。但是，西方却几乎没人相信。
举一个例子。1999年被美国定义为“恶棍”国家的，有北韩鲜、中国、伊拉克、伊朗等。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恶棍”国家呢？第一是集权，说你是非民主国家。第二，内部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有社会冲突；
我们有疆独、藏独不断地制造事端。第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核武器等，这些中国当然有。在它的五条标准中，中国有三条。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机构－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写了一段被西方世界广泛认同的话：二十世纪，曾经因为日本和德国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二十一世纪，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试图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他的意思很清楚，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是德国、日本挑起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也会引发大战。
因此，千万别天真。我们从来不向海外派一兵一卒，据此说和平崛起，还是没人信。这是因为，凭着他们的既往经验，进一步发展工业必然要带来社会矛盾，内部解决不了就必须向外转嫁。而现在，中国按照西方的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建立起了一个体制、制度的时候，我们的内部矛盾不仅也加剧了，而且还确实难以解决。
我们内部有什么重大矛盾呢？
首先是90年代以来的两次圈地运动造成城乡差距拉大，无地农民增加，导致农民的群体性事件大面积发生。第一次圈地运动期间，在广东省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中，有一半左右是因为征占土地而引发的；
在第二次圈地运动期间全国接近四分之三的农民上访告状是因为征占土地。
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最能够产生增值收益的就是直接占有资源，并把它转化成可供交易的资产，甚至是进入虚拟交易的题材。而能够最快形成收益的资源就是占地。只要占有了土地资源，就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银行贷款就几乎非常平滑地拿到了。因为，只要圈占了一块土地，那么，土地作为一种短缺资源，它的潜在升值预期和产生附加的“机会收益”就非常高。
因此，金融资本是最容易与房地产资本结合的。
此外，还因为市场条件下一般产业资本的风险比较大。比如，今天办一个工业企业，明年黄了是非常可能的。竞争加剧，产品没有技术含量，不很快就黄了吗。更何况，对中小企业来说，市场是越来越难做了。地方搞中小企业需要多少年的奋斗才能打开销路，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必须非常慎重。可是，在投机性的领域，无论你是搞房地产，还是搞股票，银行贷款一般是比较容易得到的，除非有政策限制。
总之，两次大规模圈地运动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在中国只能内部解决。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客观地认识，那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与时俱进。
讲了上面的道理，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我们在九十年代进入了市场经济，随后进入了资本经济，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社会的两级分化必然加快。内外矛盾都很复杂。因此，就得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十六大的“全面小康”。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只要按照一般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路继续下去，我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仅国内的矛盾已经尖锐了，国际上还被美国人视为“恶棍”国家。随之，从99年的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下一步面临的危协是什么了。所以，江泽民总书记1999年6月份采纳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要建立陆上能源供给通道，同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时候，又有些人说：我们把资金投到东部，一年可以打十几滚，为什么要开发西部？也许这些短视思维的人不能理解国家的战略意图。我们海上石油运输70%的份量要经过马六甲海道，这不是与当年日本的毛病一样吗？日本当年为什么要打东南亚？就是因为海上石油通道被欧美控制。日本没有石油。而它在满、蒙地区的殖民扩张，投入现代化军队，没有石油是不行的。中国东北当时没有石油。所以，只能经过马六甲海峡向中东要石油。而马六夹海峡被欧美控制，那里可是日本的生命线呀。所以它就往东南亚打。得罪了欧美，就被消灭了。
而如今，我们70%的进口石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现在已经是三分之一以上靠进口了）。无论是发展现代国防、现代工业，还是老百姓的现代生活等等，都得有石油。一方面是靠内部挖潜，另一方面是靠海上运输（包括我们三都澳港的开发，将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呢？如果国家还是大规模靠海上石油运输，那沿海就要建立石化基地、石油战略储备等，那就搞这些了。）
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恶化。所以，一方面出动大型国有公司到中亚五国去买石油资源，买石油勘探权；
另一方面，建立上海“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五国是世界第二大油气资源丰富的地方。我们给投资帮发展，互利的结果是得到资源供给。于是，就着手建立从新疆到上海的油气管线，这条管线4600公里在中国境内，如果再往西修2000公里，就进入中亚。
但是，阿富汗战争一打，美国、俄国相继在中亚驻军，卡住了向中国输石油天然气的陆地通道；
此后，美国又动员欧洲银行，从里海往西亚往欧洲修输油管道，这可能卡住中国的石油补给。俄国人则是从中亚一直南下到阿富汗北部，至今还控制着阿北方的军阀。为什么呢？维护的是俄罗斯的利益。所以，普京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典范。
我有一次与西方学者讨论，当他们叫板的时候我就说，咱们算一笔帐，如果把欧洲向外的移民都计算回欧洲，会有多少人？欧洲人口坐地增一倍。现在老欧洲三亿多人口，就变成七亿多。欧盟十五国不打翻了天那才见鬼。如果把在外的混血人口也都计算回来，欧洲人口会超过了十亿，都集中在欧洲这个半岛型的大陆上，请问有环保吗？有人权吗？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所以，不要拿今天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其实我们不过是遇到人家300百年前的局面。怎么解决呀？内部解决当然就得用内部的手段。我们只是矛盾内部化处理了，没有向外转嫁而已。因此不能随便照搬西方通过殖民化大量转移贫困人口之后才形成的现代制度。
看来，今天的思想之混乱，主要在于没有、或者不愿意把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搞清楚。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历史阶段，是一个矛盾非常复杂、非常集中、随时爆发的时期。只能采取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手段，才能解决。
三大差别问题严重
我们的矛盾严重到什么程序呢？大家都知道三大差别不断扩大。第一大差别就是上面提到的城乡差别。尽管还有区域差别，收入差别，但最主要的矛盾是城乡差别。
那么，为什么城乡差别加大呢？
第一看最基本的财产关系。这些年的城市发展，很大程度是靠着以地生财。哪个地方的政府都懂，只要从农民那儿圈一块地，就可以坐地生财，转手一卖就是几何级的倍数增值，十倍、二十倍地往上翻，谁不会干这事？城市得到基础设施的投入，亮起来了，而农民呢？失地、失业，而且无低保。这样城乡矛盾当然就加剧了。
其次看公共开支。现在所谓国家财政只保城市，只要姓“农”就都不保。以前国营农、林场连低保都不能享受。十六大以后最近这几年，政府更加理性了，最近两年才把国营农场保了。那么，广大农村地区有低保吗？有失业保险吗？有医疗保险吗？所有这些本属于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国民待遇，农民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国民基本权利——教育－－这一本应是国家承担的义务却下放给县级以下；
结果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却成了农民承担的义务。所以，国家财政仅仅是城市财政。
举个制度上不合理的例子。比如，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是五十年的使用权，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到银行抵押，套取成规模的资金。那么，同样的是，农村中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也拥有30年土地使用权，能抵押吗？有些农村专业户，开发了一万亩的茶园，或者五千亩的果园，可以抵押吗？也不能。虽然地面上的每颗茶、每株果都可以卖钱，而且风险很小。为什么不能？城乡主体拥有的都是土地使用权呀！我在福建泉州地区考察一个林场，场长说：我有三万亩的速生丰产林，每年都是绿色银行，每年树径增加多少，我就能增加多少财富。可我现在是高负债，因为到银行贷款只能用农场的固定资产抵押，否则银行不承认。这是什么道理？既然都是使用权，土地上的地面物也都是可变现资产，但却遭受不同待遇。这说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有两种制度，鲜明地体现着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农村的歧视。
十六大具体地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提出全面小康的同时，针对城乡差别扩大这一根本矛盾，把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个理论的概念，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前所未有的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变成了政治语言。随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不要单纯GDP增长，而应追求综合发展时，提出了五项统筹，第一项就是城乡统筹，成为五统筹之首。
纵观十六大前后，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党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的严峻。在2003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在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政治语言的同时，把“三农”问题政治化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经济收入低等等。2003年的政府换届，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三农”工作说成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还不够，2004年年初党中央再次强调“三农”工作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短短一年里连续三次把“三农”问题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党中央这样强调，道理是非常充分的，是客观、现实的。就在十六大召开的2002年，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说法，我国城乡差别已经高达1：5.9（如果只算现金收入，城乡差别是1：3.4），成为世界之最。邓小平同志当年搞改革开放的时候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了多少年以后，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资产阶级，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吗？据说贫富差别在世界上排名前几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我们的城乡差别，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了。
一般所说的区域差别，其实也主要是城乡差别。
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之后曾经说，西部大开发要重点解决西部的农村问题，因为，西部的城市并不穷。确实如此，你到乌鲁木齐，到兰州，还是到贵阳等等西部的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一样是灯红酒绿。但是，如果到农村，那怕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不照样是穷困的吗？所以，城乡差别是最大的差别。因此，党中央把城乡二元结构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城乡统筹成为五项统筹之首，党中央、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这是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战略问题。
“三农”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最近这两年，中国社科院原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陆学义同志，受领导同志委托，认真做了一次全国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形成了十大社会阶层。有人说这是在搞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这可能不了解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区别。政治学搞阶级分析，社会学搞的就是阶层分析。因此，他做的确实是社会分层研究。科学研究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研究结果显示的十大阶层的差距实在太大，而且属前两位的上层是企业家和官员，最下层的第九、十位则是工人和农民。
在纪念小平同志百年的时候，人们对他当年的一些话重新提出讨论。改革开放之初他说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我们还是要追求共同富裕的。这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邓小平接着说到：如果我们出现了两极分化，再产生一个资产阶级，这个改革就失败了。可十大阶层分析这个科研成果恰恰表明我国出现的上层是企业家和官员。这不是老百姓说的官员傍大款吗？而下层是工人和农民，导致两极分化的不正是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工人农民边缘化吗？江泽民同志90年代中期就曾告诫全党，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而这种现实，共产党做为执政党是不应该容许的，三大差别扩大是应该着力防止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所针对的就是这种现象。因此，全面小康这个大目标的提出，从本质上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党坚持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改革思想路线。
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在我主编刊物上发了一个封面专题，叫“胡温新政”，重点介绍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针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进一步调整政策的作法。此后很多媒体引用这个提法。当然，理论界确实有人对我们正面评价党中央“新政”很反感。但我仍然建议大家正确理解。只有把干部、党员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十六大以后的这一系列战略转变的高度上来，才能防止小平同志所警示的改革开放失败这样的一种悲剧结局的出现。现在调整还为时不晚，否则就来不及了。
中央战略调整与两种“四化”的分析
下面再讲一下，和重大战略转变时期有关的具体措施，以及有关的讨论情况。既然中央已经明确现在发生的主要问题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首的三大差别扩大。那就要针对性地开展讨论，提出化解三大差别的政策措施。
应该意识到，自从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家宝同志担任总理以来，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政策意图已在讨论之中。首先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对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新的分析。
以往，一般都认为从市场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的是“四个化”的实质。首先，所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得要先明确产权主体，有了产权最清晰的私有经济主体，才会有市场经济。所以理论界必然倾向于私有化。其次，既然是市场化，当然就有自由化的要求；
因为商品有天然的平等要求。其三，只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就必须全球化，纳入全球分工体系。
在这种倾向下，很多干部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这新“四化”的内在逻辑所束缚、所局限。似乎我们只要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是不是这样简单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如果只从经济过程来看，那么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无外乎是另外的四个化：
第一，我们正处在工业化时期；
第二，我们处在城市化加快的时期。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都会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带动大量就业，也都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上任何国家概莫能外。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经验。
那另外两个化呢？那就是我们同时在本币和资本市场不开放的有利条件下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结合我才刚讲到九十年代的现象，就能很清楚认识到这个过程。
什么叫货币化？咱们以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政策为例。八十年代我们城里人住的房子大多数是单位分配的，连交的房租每平方米也不过是1元钱左右。到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住房制度改革就不再分房，而是根据工龄、职务，计算应得多少平方米，但是需要用货币来购买。比如我在北京分得了一个89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我30年工龄得缴8万元。这就得有8万多元货币才能得到房子，还要每月缴比过去房租贵得多的物业管理费、水电、取暖、停车费。此外，还得支付与私人住房相关的其它费用，如装修、买家具等。这些都导致增加货币发行。于是，九十年代仅住房制度的改革就带来了大量的货币增发和货币化的交易。这就把住房和相关产业货币化了。而过去住房在分配制度下是不需要货币交易的。类似的改革不断把过去不能交易的资产推向市场，带动货币化，导致九十年代以来货币发行的增速远快于GDP增长速度。这就是所谓货币深化。过去不完全使用货币的，基本上全部使用货币了。再如，在座的老同志都记得，过去买粮、油、布等，在北京甚至连买白菜都是凭票购买，价格也很便宜。到92－93年全部取消了票证，原先凭票购买的低价的消费品就变高价了。这就需要得到更多的货币。当人们完全使用货币进行交易的时候货币化才基本完成。
货币化的好处是使用货币的每一次交易，都被记入GDP，变成高速增长。而越多增发货币，越广泛地开放过去非货币交易的领域，GDP总量和增长速度也就越大。所以，货币化其实是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三个“化”。
第四个“化”是资本化。例如，过去没有股市，国有资产不可交易，现在不仅可以交易，而且可以创造出“概念”扩大交易；
再进一步改革，还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推进虚拟化的吸纳更多投资的资本交易等。而每一次交易也都进入GDP。所以，如果不讨论国际局势的影响，我们国内的资本化也会造成高增长。
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经验，未必一定要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来归纳。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
但是这四个化的解释，跟学术界主流和党校老师上课那两个极端对立的说法，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思想上，不对这些讨论中的问题有相对清醒的认识，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产生重大偏差。
比如说土地问题。有人强调只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了，完全变成农民个人所有，就可以到银行抵押，农村资金缺乏的问题就解决了；
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谁要是征占，农民就可以有谈判地位。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也就解决了。似乎只要全面私有化，问题也就都自然地解决了。
从两种不同“四化”的解释可以看出，前者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国家能不能就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来讨论政策、安排制度呢？从中国现有的国情来说，即使大家不争论，政策执行也很难。为什么呢？
刚才说到，我去了30多个国家，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去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等这些人口过亿的国家的情况。
墨西哥人口约在1.3亿，而且紧邻在美国的家门口，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们高。但是，墨西哥面对的三大差别问题解决了吗？社会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吗。有一次在墨西哥碰到一个农场主。我说，你的农场在哪个州呢？他说，你的问题错了，应该问哪一个州在我的农场里。意思是说他的农场很大，已经超过了一州的范围。墨西哥38个州，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比我们2020年全面小康要达到人均3000美元还多，但是，墨西哥仍然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四的贫困率，农村仍然凋弊，小农仍然破产。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贫民窟。只不过是从空间上把农村的贫困平移到了城市，变成了城市贫民窟人口。
可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那么，正规的政府治理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黑社会控制，黄、赌、毒泛滥，社会矛盾就会以暴力形式空前加剧，正常的法治社会就无法建立。昨天晚上新闻报道说，墨西哥监狱爆乱。那是因为囚犯太多，国家无法治理，就从囚犯中选最有实力的人当狱警，那就是囚犯中的黑社会。甚至由于解决不了囚犯的问题，要安排妓女到监狱中去工作。这样的社会矛盾，连监狱警察都解决不了，难到不是典型的前车之鉴吗？在墨西哥，被主流知识分子宣传贯彻的“四化”，应该要比我们要深刻的多了，也彻底的多了，但能解决问题吗？按照墨西哥国内非主流的学者计算，贫困比重超过50％，比陆学义老师在中国做的大十阶层分析严重的多。
再比如巴西。今年7月份我到巴西去贫民窟调研，同时了解农村人口失去土地的情况。特别是小农，发生个三长两短的，就没有办法就得卖地。更何况，农业是靠增加规模得到收益的，这是个基本规律。越是强调农业现代化，越是使用机械、化肥农药，甚至使用天上的卫星定位、大型机械、精量点播与测土施肥一步到位等，总之越是使用现代技术，农业成本就越高，就越是逼使农场主扩张面积。巴西就是这个规律作用的典范，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片绿色，农业资源条件非常好，不象我们的平原面积只占12%，水土条件匹配的平原耕地只占9.4%。巴西农场的规模动辄就是数百上千公顷。经济学家追求的规模经济实现了。但是农村照样贫困，而且全国范围内还有饥饿。所以，巴西劳工党工人出身的总统竞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他的口号是巴西没有理由饥饿。因为是世界上人均耕面积最大的国家，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
但是，为什么巴西有大规模的农业，却让老百姓饥饿？尽管巴西想消灭饥饿，容易吗？因为，农场主不管国家的事，政府要达到什么目标跟私人农场没关系。私营农场主追求的是效益，种经济作物效益才高；
种大豆向中国出口，种甘蔗、花生，也是为了出口获得利润，而不是为政府解决饥饿。所以，卢拉竞选当上了总统一年了，要解决巴西的饥饿在多年来完全私有制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巴西存在全国的无地农民示威的原因，早已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那是和平的运动，目前尚有三十五万户住在帐篷里表示抗议，要求政府分配土地。
再看印度。跟咱们中国可相似了，人口十个亿以上，百分之七十在农村，人均耕地规模比较小，农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无地，于是乎，印度的贫民窟也是世界最大。
再到东南亚这些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去看看。有一次我在孟加拉开会，所有黄头发的老外都没人敢出宾馆的门，当时我估算，单保卫一个宾馆的武装警察就至少有一个排，进门要通过安检，警察沿着宾馆围墙站岗。因为离开宾馆没几百米就是贫民窟。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私有化了，进城打工或流浪的老百姓没地方住，只能住在公有的土地上。在哪儿呢？就是道路、铁路、河流、广场、公园、寺庙，所以公园周围、铁路两旁、河流岸边、公路沿线往往都是贫民窟。
请问，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试试看？只要一动，就遇上成千上万的贫民窟百姓，往哪儿搬呀？公路从两车道变成4车道，试试？公路两边也是贫民窟，几乎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北方有农民起义，墨西哥那么好的资源条件，南方也照样有农民起义。中国的主流学者出去，很少有调查贫民窟的，很少有下乡的。像我这样到游击区、到农村地区去调查的更少。我先后四次去墨西哥，先摸清外围，最后才得到机会深入到它的“游击区”，就是农民解放军控制的区域里，这个区域游击队控制着1000多个土著社区。当时，真是穿越原始深林，坐老百姓用一颗大树做成的独木舟，才进入到他们的游击区。当然，生存条件非常艰苦，但能得到真实情况。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造反？墨西哥1994年的农民起义到现在坚持了10多年。2003年夏天他们出山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的时候，能照搬一套西方的说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我看照搬不得。而你们看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西柏坡，后来他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一个执政党领袖的高明之处。你们再看看温家宝总理就任总理之前干了什么？到东北下矿井，跟矿工用一个饭盒吃饭，用一个杯子喝水，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此提醒我们的各级干部，九十年代傍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该去帮农民、帮工人了。今后如果你们的镜头仍然出现在大款的宴会上，早晚出事。如果你们也出现在农村，象温家宝总理一样到工人、农民中间，那就是亲民，是立党为公的表现，是贯彻胡温新政的表现。如今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执政党要求各级干部应有的起码的标准，强调以人为本应该是执政的前提。如果不转过来，仍旧还是招商引资傍大款，那是九十年代的图景，说明你落伍了，既没跟上胡温新政，也没跟上十六大以来的战略转变。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再不能把原来九十年代盲目照搬过来的理念拿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了。很多过去正确的口号都应该重新认识。比如说依法治国。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依法治国”后不久就做了修正，强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结果被有些知识分子批判。甚至共产党惩治腐败搞的“双规”，都有很多法学家批评说是违法的。这不迂腐吗？当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都宣誓为党的事业献出一切对不对？现在根据誓词就能对党员干部进行“双规”。党员不是一般的公民，首先自己愿意宣誓作一名共产党员，承认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何况，现在哪几个被“双规”的没问题？双规很好。比如安徽的王怀忠。当年（八十年代）是安徽省毫州市这个县级市的副书记，分工就是管农村试验区的工作。我是搞农村试验区工作的，所以我认识他，眼看着他一步步当上副省长。即使知道他有问题，你能查证吗？现在不仅“双规”，而且不在本地，拿到山东来“双规”，他跟本地没有任何联系了，谁也不能出假证了。还没走司法程序他不就交待了吗？最后判死刑。另外，那个云南省的李嘉廷省长，不也是下了飞机就车接走了，说是开会，直接拉到“双规”地点。不靠这种手段怎么解决？靠地方上的司法程序？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未必能解决。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任何执政党，包括美国的党争，不也是执政的共和党想加强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吗？执政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强地位符合政治规律。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认识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自由化这条路在中国现在条件下，咱们不说永远，只是现在，暂无条件。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尤其是党内干部，至少先服从一次党中央。现在不可以向中央叫板。
还得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个权力部门的人，包括公安、工商，教育、卫生，所有这些部门的同志们，你们也照搬不得现代法制。你们老说农民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其实错了。现代法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当然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那我问你们，农村大包干以后，事实上恢复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恢复的是传统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常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由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那好了，问问这些权力部门，你们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经济基础？当然属于上层建筑。那请问，难道不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你们吗？
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违背规律，必受惩罚。有的领导同志不懂这个规律，骂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土豪劣绅。其实，基层干部90%以上本质是好的，恰恰是强压了一个现代上层建筑给基层，既让他们去贯彻这个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又不给足额经费，只能迫使对小农收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小农经济支持不了，就弄得七所八站、乡村干部都上农民那儿拿钱。所以农村就鸡飞狗跳，结果当然要跟农民发生矛盾。而反过头来骂他是土豪劣绅。到底谁错了？干群矛盾尖锐，难道赖那些执行这种错误政策的人吗？都是本乡本土的，谁愿意干坏事。也有个把坏的，老百姓说是“骑着摩托挂着枪，村村都有丈母娘”。欺男霸女干坏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层干部是好的。要是基层干部都变成土豪劣绅了，这个政权的基础还存在吗？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天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这么复杂，不就是错误地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在那个小农经济基础上吗？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过去造成的问题，怎样去处理已经发生的矛盾呢？中央又该怎么办呢？中央正在推行善政，以具体实施重大战略转变，已经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比如，最能够引起大家讨论的，就是农村税费政策。
在富裕地区如江苏，财政丰厚，推行全省减免农业税一步到位。农民不交税了，干群关系自然理顺了。可黑龙江财政亏损，也一步到位，一推矛盾全出来了。
第一大矛盾：谁养活干部？
过去靠税，就得靠做统计上的游戏，说年收入递增10%，税就递增10%，可老百姓收入增了吗？没有。之所以是个统计游戏，是因为谁都弄不清楚具体每个农民增收多少，神仙都弄不清，更何况人呢？我干了二十多年农村调研，让我到老百姓家里边去帮他算帐，年收入多少？能算清吗？去问老百姓今年收入多少？他说我不知道。那你打了多少粮食？他说五个蛇皮袋的麦子。蛇皮袋有高有低，你帮他拿去称？另外，你怎么能知道这五个蛇皮袋麦子是自己吃呀，还是卖了？有多少可以计算成现金收入，有多少是老百姓自己消费？怎么能弄清楚呢？问他打了多少玉米？他说，那不是一囤子，用席子围着，上边披着稻草，怎么去弄清这有多少玉米？其中又有多少是水分？怎么能知道他这玉米有多少自家喂猪、喂牛，有多少是卖了？根本就弄不清楚。那怎么能够说他有多少收入？只好是上级说咱们县今年按计划农民收入应该增长多少，那就层层下达计划指标，然后到了村会计那儿给添个数再逐级上报。这就是农民收入增长。各地其实是根据这个计划增长数，来倒算出农民应该交多少农业税，否则怎能满足开支。
这回斧底抽薪，农业税全免。黑龙江全免就出问题了，干部开始上访告状了。过去是村向乡交上访抵押金，乡再向县交，层层干部是紧着拉着农民说：你别上访啊，我给你磕头都行。甚至有一个乡，几个乡干部合谋暗杀了一个上访农民。为啥呢？交了上访抵押金，也与他交流思想了，但他就是越级上访，这个上访抵押金就没了。这是利益问题，悄悄把他干掉，上访抵押金就能拿回来了，结果事发了，这几个人就犯杀人罪。现在倒过来了，基层干部开始上访了，一个乡养了几百个基层干部，现在一斧底抽薪，国家财政按照定额下拨财政经费，那么多七所八站，事业单位，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里头呢。你们想想，一个村的老书记干了二十多年了，自己一个黄花闺女，是让她下地干活，还是给她一个计生站的什么员啊？人之常情，他也得想办法跟乡里书记说：给我安排一下吧，我不容易呀，给你干了二十年了。可现在要开始砍干部了，一个几百人的乡级班子和干部队伍就得改成五十多人。那可是大多数要下岗啊。以往干部让工人下岗的时候，干部是有保障的。现在大一点的乡镇能留50多个人，小一点的乡只能留到30多个人。那留谁不留谁呢？就算完全公平，也会有人说不公平，因为根本利益被牵涉。这种事情必然要发生的。，
第二，谁管事？
只保干部工资都困难，连摩托车的油费都没了，怎么办呢？想再下乡，去村里边，连个带路的都没了，基层干部有情绪，既然对我们这么不讲信用，说让我们辞了就辞了，那就不干事了。农村基层原来的那套上层建筑的功能弱化，有的几乎瘫痪；
过去那套管理秩序也没法再用了。
第三，过去累积的债务矛盾爆发了。
你们知道一个乡多少债务吗？最重的债务4000万，少的也有个百把万的债务，有的乡镇政府的楼已经抵押了好几回了，现在，债务人全找上门来了。怎么还债？过去他们还能指望每年按照递增比例多拿点钱，慢慢还。过去虚报税，买税这些事确实是有的，现在，这种做法累积的矛盾全爆发了。不光乡这一级债务，村这一级债务问题也爆发了。那谁是债权人呢？恰恰主要是这些干部。往往最能罚款的单位，最有放债的可能。公安、工商、计生、税务、卫生、防疫等等，凡属于能罚款的部门，大都是放债部门。这回放出去债权仍然在手里边，债收不回来了，利息更别谈。怎么办呢？基层的这个矛盾就爆发了，很多人都束手无策。但是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员，真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的以人为本，真的顾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这时候就真得按照规律来。
《财经》杂志发了一篇记者访谈，专门对黑龙江税费改革做评价。我说，人家（咱们且不说人家江苏、浙江财力雄厚）江苏、浙江在推进全免农业税之前，干了一件事。那里没有把乡级政府取消，而是搞了“中心镇战略”。在一个县，只保留三到五个中心镇。许多乡改成了派出机构或办事处。对上级，他们没有取消乡（镇）这一级政府，因为《宪法》上写着几级政府，不能动，否则违宪。但撤乡并镇允许，全国多少地方都在搞。黑龙江省事先也说要干这事，但没干。江苏、浙江先把中心镇建立起来，给中心镇享受副县级待遇，然后把那些撤消的乡级单位的七所八站和六套班子、五套班子取消了，主要干部安排成中心镇的副职，逐步消化。中心镇财力比较雄厚，把原先的主管书记、乡长先安排了，带头闹事的人就没了。按照基层政治潜规则，哪个主官没有一班人马呀？没有一班人马，能当得成乡长、书记吗？中心镇的改制把本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先化解了。从副乡级干部中挑有能力的当办事处的书记、主任。这就全安排了。这样，其它干部也就好解决了。这种中心镇战略过渡性地安排了一批干部，中心镇又有相对比较雄厚的财力来化解各个乡镇撤乡并镇的债务矛盾。这时候再取消农业税，可以一步到位。事先把相当多的乡变成派驻机构，五套班子取消了，不用再下去伸手了，因为派驻机构都没权收税。矛盾就化解了。黑龙江在干税费改革之前，没有先行这种办法，矛盾就比较集中发生。
第二，很多地方既然知道要这样改，那就率先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及时地让现在县乡各级干部下到基层去，帮助农村发育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养殖协会、种植协会，以此来替代乡村两级政权弱化时留下的组织空白，缓解农村基层无人办事的矛盾。甚至什么红白喜事理事会啊，妇女禁赌协会呀等等，都有重大作用，让乡村自治搞起来，基层矛盾就不用什么局、所出面了。比如，过去谁家老人受虐待，那就要司法解决，就得花多少钱。现在组成老年协会，叔叔、伯伯、大婶、大娘都去劝解这个儿子媳妇，不就解决了吗？农村社会很多问题，用自治的方式，用社会组织的方式，把这个政权弱化留下的空间填补了。而且也不用花那么多的组织成本，又戴铐子、又是警车……不用这个也化解了很多社会冲突。那些合作经济就替代了政府把经济抓到基层，达到了农民自我发展的目的，达到用自我组织的方式来化解基层矛盾的目的。在那些农民合作社、各种社会组织发展好的地方，就不会出现组织空白、无人办事了。
但是，政府怎样资助这些事情呢？
据我所知，中央财政会拿钱资助的。因为中央财政增收，明年要把新增的部分财政来支持基层的公共开支。那基层得有承接载体呀，得让上级看到具体办了什么事才给钱。所以，我们这儿既然是试验区，干点这事不行吗？早点做准备，把市、县、乡三级干部调动起来，与其等着裁撤，不如早点下去帮助基层把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明年也好向上级报告，有一批公共事业需要财政支持。如果晚准备，到时就被动，干部还可能上访。
参与政策研究的人也许早就知道，农业税的减免很早就提出了，而且是在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候就已经初步确定了。2001年定下要全免农业税的时候，江总书记说：不要我们这届班子把这件好事做了。他说，要给下一届留一个宽松环境，这种好事留给下一届班子去做吧。这就是党中央领导的胸怀。希望大家不要听社会上的谣传。
中央历届领导人，从毛泽东同志到现在的胡锦涛同志，都不象社会上传的那样离谱，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是。党的历届领导人，每一个领袖的胸怀和人格都是很好的。就说这一届领导吧，都是相当平和的。有个领导告诉我，家宝总理为了得到真实情况，下乡不按事先安排好的路线走，他自己到司机旁边一坐，对司机说，听我的，前面拐弯。司机说不行呀，没有安排呀。他就说，你按我的做没错。司机只好拐弯。开到哪儿去呢？开到开不动为止。到那儿他下车去做调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领导人。锦涛总书记比较平和一点，他前脚考察完，人走了，后脚就安排人去回访。前不久在一个发达地区，他去劳动力市场，秩序井然，所有人跟他一谈，都是对答如流。他回去以后安排人回访，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上午是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到这儿来的。当然，这事儿也不能怪地方对不对呀？我觉得，这届领导班子现在提出的战略转变和有关问题，不止是这一届领导班子要做的事情，上一届领导已经有了决定，而这个领导班子在执行过程中是认真的，严肃的。如果不这么做，还按这套九十年代盲目照搬的、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继续下去，农民非给逼反了不可。一定要结合税费改革真正贯彻乡村自治。当年，村民自治怎么提出的吗？那是彭真委员长1988年提的，因为他很清楚大包干以后的农村上层建筑，不可能搞那种完全政府体制。
第二大政策，2003年1月党中央决定，把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部分用于县以下农村，发展基层的公共事业。可当时相关的四部委都不同意。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卫生部门，我们现在防非典？依靠的不都是县以上卫生院吗？再说现在乡镇下面卫生医疗机构是什么情况？许多都已经改变为私有的，国家要投入的是公共建设，钱怎么能够下到基层？再如教育，很多大学还欠着债呢，既然要求跟国际接轨，创办一流大学，哪个不得需要后续投资？得多少亿，国家还得不断增加呢，怎么能把投资摁到下边农村去呢？科技部门呢，基层已经是人散、网破、线断。老百姓说农技站，“远看象要饭的，近看是农技站的”。又怎能把资金下到那里去呢？很多已经完全变成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了。资金下不去。
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中央拍了板，想让农村基层得到公共财政支持，也难以实施。其实，基层的工作不是不能做，不是不好做，而是没做，或者是朝着反的方面做了。看来今后有机会了，因为中央已经定了，新增公共财政主要用于县以下基层。就看下面怎么执行了。
第三个大政策也很好，要把国家计划投资（不是新增的），用于农业的部分主要投入与农民相关的小型项目。
过去大约四分之三以上的农业投资其实是用到与城市相关的项目了。例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库的建设，发电什么的，不都主要有利于城市吗？防洪不也都是防城市的洪吗？有关部不是也把钱用于搞楼、堂、管、所，被审计出来了吗？即使违法挪用，不是也在城市吗？所以这次中央决定把农业开支主要用到跟村以下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项目上去。
但是，即使这样定了，也执行不下去，为什么呢？问问咱们各级部门，无论是电力的、水利的，还是交通的，有多少部门是下到农村基层去帮助设计与农民息息相关的那些小项目呢？这不是批评宁德，说到这儿的时候，好象面对的是一些部委，哪个部门安排过这样的工作？如果都没有，那中央的善政怎么落实啊？
所以，我说胡温新政的善意是真的，善政的思考也是真的。但在转变过程中，农村基层这些年体制不顺，没有谁认真地去帮助农民发育自己的组织来作为载体，承接中央的善政。
比如说加强农业投资，可农民是2亿3千万户，给谁，怎么给？怎么决定？张三要、李四要、还是王二麻子要，说的清楚吗？还是工作没做到家。不帮助农民组织成合作社，中央如果明年拿几百个亿来支持合作社，可能就得不到。不发达地区其实没有打开思路。有很多事情该做而没做，等到出台政策的时候就赶不上。
应该根据什么开拓思路呢？不要老揣摩上边，最好的办法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办事，理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好好下基层调研，去摸清到底农民需要什么。然后按照合理的安排去做工作，才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现在，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已经明确把三农问题的责任交给地县两级，地方干部责任重大。
我希望大家听了我刚才一番话后，不要对我那些比较偏激的说法产生什么情绪，接受其中的值得大家参考的健康的部分，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多思考。
今天时间有限，不能讲得太多，到此就打住了。感兴趣的可以上网输入“温铁军”，有数以万计的信息可以供你下载。如果你是愿意看书的人，有两本东西比较通俗。一本叫做《解构现代化》，是我的演讲录，就象我今天跟你们这样讲的一样，谁都能读得懂。另外一本叫做《我们到底要什么》，那是我八十年代以来的文集，对建国以来的，乃至于建国之前的很多重大的问题，我都作了解释。有点理论偏好的人可以去看。
就讲这么多。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说对的地方请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