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过几个导演邀我去看他们拍摄的草原片。本来对我来说,在银幕上看草原故事是一大享受,可是总是因为忙,竟一次也没能去看。有一次当我无奈推辞时,一位导演的话使我吃惊了。他说：明天来看片就是朋友,不来就是……
就是什么呢？
大汗时代的朋友 那可儿,nuhor 一词,是一种一生结伴、以命相托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廉价的吹捧者。他认错了人没什么;而我要追寻的,是和真的那可儿一起,维护我们一直称为母亲的草原。
所以接到导演宁才的电话时,说实话我犹豫了一瞬。但鬼使神差的事是常有的,当我坐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里,看见一片旱渴枯焦的草原在银幕上浮现时,我意识到了一种严肃。
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个在城市化、沙漠化、商品化的狂飙暴风扫荡之下,惊恐、抵抗、迷惑、呼救的牧民家庭。青绿的家乡已彻底蜕变成荒漠,止不住地羊在衰竭渴死,贩羊皮成了聪明人致富的手段。可怕的铁丝网如同草海布雷,白马悠闲吃草之际踩中陷阱,险些被铁丝网缠死。泛滥的公司和资本的喧嚣闯入草地深处,毡包前,安宁的天赋之权被无情地侵略了。同时空洞的虚荣也在蔓延,到处有人自称孛儿只斤 Boljigin,成吉思汗氏族 姓氏,却不见他们星点的实干。牧人祖传的所有权观念和秋营盘一起,在土地国有的堂堂名义下,一句话就被掳掠剥夺。以待客为传统、视买卖为耻辱的游牧民族被迫经商的足迹是历史性的 站在汽车奔突的危险边界,他们拥有的只是一缸酸奶,却没有价格和零售工具。一个平淡的情节看得我惊心动魄 尽数卖光残存
羊群、准备进城打工的一场戏,残酷地写出了脆弱的游牧业濒临的破灭。皮已不存,其毛焉附,生存方式的穷途也是美的末路,白马最后还是被卖掉了。当美好的白马被一个肥蠢的半裸女人骑着走上歌厅前台,为红男绿女的狂浪欢乐助兴时,我明白了事态的严重。这是古典的浩劫,是高贵的游牧文化的受辱。
结尾的雕琢与否,已经不要紧了;总之骑马的牧人被迫走向语言不通的城镇。那匹化作了精灵的白马留恋着他,使牧人观众的泪水夺眶而下！
电影代整个困境中的草原提出疑问,因为突兀的一切太难理解。我也一样,我和牧民们一起瞠目结舌。难道历史的翻页,一定就意味着传统的破灭么？难道真的无法挽救一个古老文化、甚至无法挽救一匹马么？这不合人意的现实,难道真是那么合理么？但是这不是一部环境片或抗议片;它只是表达了牧人在历史剧烈变革中的震惊,代那些无言的人,诉说了满心的紧张和对千年传统的留恋。
放映还没结束,我就决定要为它写些什么。想起前面提及的“那可儿”,我感到异化了的朋友观的肤浅。
我以为,这是8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部草原电影。它的叙事甚至有些神异,因为情节的脚步那么平常,但寓含的指向却深具意味。几个次要人物 在时光中萎缩了气质的陶高,其实在今日的蒙古世界比比皆是。结巴地学说蒙语的汉族司机,是一种牧人魅力和思想的同盟者。孛儿只斤•比利格也是必要的,他的刻画,给了误解民族精神的倾向以轻轻的一掌。
电影用蒙语娓娓道来,许多对话使人过耳难忘。如苏木书记的话很精彩 “你的秋营盘？你的秋营盘是谁的？是苏木的。苏木又是谁的？苏木是旗的。旗又是谁的？——国家的 ”还有比利格也演得惟妙惟肖 “咦,你刚才喊我什么？”比利格。“不,是孛儿只斤•比利格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 ”不用说陶高倒卖白马时的蒙汉双舌头戏——都写得、演得轻灵而有趣。白马一角也没有选美找一匹罕世奇骏担当,而是让一匹普通的老白马出场——它那么平凡真实,简直就和我离开草原时告别的那匹白马一模一样。
不用说著名女演员娜仁花的表演分寸严谨(她只是忘了在卖酸奶时把车卸了让牛歇息),导演兼男主角的宁才,络腮胡子虎背熊腰,在银幕上传达了一种牧人的亲切。他们踏着满地沙砺的咔喳的靴子声,如今日沙漠草原上,苦涩的牧人的心跳。
大作品往往是朴实无华的。这部电影毫无炫弄民俗的花哨,它叙事的朴素,甚至使人猜测出自一种老练的手笔。其实不然,作者只是些普通的草原儿女,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尖锐。日子一般的平凡镜头,把人引到了历史的关口。待人吃惊时,故事的毡帐已经搭成。
电影的题目叫做《季风中的马》,但蒙文旁译却是《Qak-un sarel》。这个蒙语词组一下子抓住了我。它译回来很难:sarel是一种白马的颜色,它不能使用“白”(qagan),因为后者纯白如同理想。而qak则是时间、时光之意。这个题目起得好——它隐喻了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在狂暴的时光变移之中的姿态和立场。一匹驳杂的白马挺立时间之中,系着我们的情感,如我们自己的象征。同时,喀喇沁出身的大胡子那可儿也有个好名字,宁才的原文是“能赛”,nengsayin,“更好”,如牧人朴实的希冀。这个片名引我久久地遐想。有一个汉语词叫做“白驹过隙”,它强调的是时光的迅疾无常。牧人的思路有所不同,他们渴望的是——白驹在时光中的永恒。
这是一次文明内部的发言。在浮燥的风潮之中,它的观众必然是有限的。在侏儒主义侵淫的今天,它还可能受到冷遇之外的讥讽。但是蒙古、哈萨克、西藏和裕固,整个北亚的游牧民族都会支持它。现实愈是严峻、褪化愈是惨烈、对民族价值的侵犯愈是肆无忌惮,它就愈会显示出一种道德的力量和悲悯的警喻。
我们曾期待地说,真正深刻表达游牧文化的作品,应该产生于牧民的儿子之间。虽然,在成全这样的人之前,会严厉地要求他的许多素质——现在,我们终于辨清了出现的人影,尽管路还正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