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光明观察发表了署名周新城的文章《必须警惕“天鹅绒革命” 》。这是一篇来头不小，鼓吹极左思想，向和谐社会挑战，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檄文，值得大家高度警惕。
周新城的文章详细列举了最近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接连发生“天鹅绒革命”的情况。他认为这是由美国导演的推翻现政权的所谓“革命”，“必须高度警惕”。作者提出了三个观点，四项主张。颇有值得商榷处，且容我一一分析：
一、美国花极少美元推翻了国家政府。周新城说，“美国在乌克兰发动“天鹅绒革命”，前前后后只投入2亿美元左右，人未伤亡一个，就大见成效，并得到盟国的一致支持”。我不知道这一观点能否得到乌克兰政府及议会的认可。一个拥有五千万人口，具有很高文化水平，有很强自尊心的伟大民族，能被居心不良的外国人以区区两亿美元收买？这样的天方夜谭恐怕太离谱了吧。如果两亿美元就能让几千万人围着自己的指挥棒转，我们为什么不投入更多金钱搞外交（我国毕竟有着名列世界前茅的六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那样，我国岂不是有了最好的发展环境吗？
二、美国几个月培训就实现了“颜色革命”。周新城在文章中说，“美国在贝尔格莱德举办了一个讲习班，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的‘温和革命’的培训。几个月后萨卡什维利便在格鲁吉亚成功地发动了‘玫瑰革命’，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其它国家的反对派领导及骨干通过参加这种学习班，取得了动摇政府统治的经验，并取得了“颜色革命”的成功。参加一次讲习班就能夺取一个国家政权？岂不是神来之笔。当政者掌握全部国家资源，掌握着政治主动权，有的统治了国家半个多世纪，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什么面对仅仅参加过几个月学习的反对派骨干如此不堪一击？还有，执政党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员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维护执政党利益？恐怕答案只有一个：执政党首脑尚未赢得党心，也就无从进而谈起民心了。
三、美国利用了“民主”和所谓“公正选举”手段迫使当权者下台。周新城在文章中说，美国推行“天鹅绒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打的都是民主旗号，借口“选举舞弊”煽动“街头政治”，推翻不亲美的政权。我认为根本问题不是美国打着什么样的旗号，而是那些国家的人民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绝大多数选民情愿接受本国执政党的政治主张，美国就是有外星人的本事，也不可能改变大选结果。反过来，如果外国人喊句口号就能使一个国家大部分人起来响应，这个国家的统治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那些实现了“天鹅绒革命”的国家都有完善的宪法法律。据报道，为了保证大选公正，当事国都聘请了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过程。大选结束后，国际观察员一致拒绝承认选举结果。难道当事国执政党的选举舞弊行为也是美国操纵的吗？如果执政者不靠自己的执政能力赢得民心，却用卑鄙龌龊的手段企图执掌政权，他们被最终选下台完全是咎由自取。周新城只字不提那些国家原先的执政者不得民心，违法舞弊的事实，却把导致“天鹅绒革命”全部责任归于美国，实属本末倒置。
早在一千多年前，伟大的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写得十分清楚：“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毛泽东的《实践论》更是说得明白：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先生作为旁观者，本应认识的更清醒一些，但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难免犯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同样错误。
周新城对“天鹅绒革命”的诊断尽管颠倒了事物发展的根据和条件，他却以此为据，为中国人开出了四剂药方，还是让我们看看周新城的葫芦里卖得究竟是什么药吧？
一、在思想上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周新城说，“现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和清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今天的社会实践究竟有多重要？其实大家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如果非拿导师的原理指导今天的实践，不是刻舟求剑，就是削足适履。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胡适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哪一条原理？还不是邓总设计师在实践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周新城看来，似乎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有了解决实现矛盾的灵丹妙药。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困扰着中国社会：如今越来越多的贪官满嘴马列邓江，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把“说的不做，做的不说”人生哲学演绎得炉火纯青，天衣无缝。试问周新城，对那些人纯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贪官又该作何解释？
二、必须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周新城说，“只要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私利的人，那么，不管国内外敌对势力掀起多大的风浪，我们的政权都会是稳如泰山的”。问题是在陈希同、成克杰、程维高、田凤山以及数以千计的高官在没被揭露出来之前，谁敢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周新城又能用什么保证“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私利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太高了，老百姓也不敢指望那么伟大的人领导自己。老百姓只讲实际，他们只想知道官员是不是清白，能不能公平公正执掌权力，然而在制定公务员法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与国际社会接轨，增加公开个人财产内容，但最终被当局弃之如敝履。试想，既然是立党为公，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私利，既然公开了财产能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党的威望，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公开呢？发达国家之所以少有动乱，重要原因是权力受到媒体的严格监督。那里的官员就不敢胡作非为，即使出了问题，也能及时妥善解决，社会自然安定祥和。媒体如果成为御用工具，当权者滥用权力，媒体推波助澜，权势者必然横行无忌，小疾也会酿成大患，危机动乱就难以避免！可惜时至今日，我国的《新闻法》还不能问世，原因究竟何在呢？
三、最根本的是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周新城说，“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站在党的一边，成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保证工人农民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利益没有错。但是一个政党如果把这一条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问题的性质也就变了。如今，权力与资本结合，政府官员傍大款成了社会普遍现象。官方为了使投资者满意得到纳税，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几千亿欠薪，上亿职业病患者，不计其数的污染环境企业在政府保护下开工，就是今天国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现实。
“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不应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从根本上说，就是保障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全部权利。事实上，工农大众只要没有直接决定官员任免的选票，只要没有自己的工会，就永远不会成为命运的主人。
通观周新城的文章，他所开的三个药方都是虚晃一枪。他真正信赖的回春妙药只有一个，那就是专政。周新城在文章中杀气腾腾地说，“为了预防“天鹅绒革命”，我们必须加强国家的专政工具。在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运用专政工具维护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选举，更没有对国家领导人的大选，怎么可能出现“天鹅绒革命”？再说，专政与国家法律是什么关系？按照周新城的说法，“对少数闹“天鹅绒革命”的自由化分子进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对其中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进行处理”。由此可见，周新城的所说的专政，显然是法外之法，法上之法，是不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只要权力者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随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法。如果允许这样的“专政”横行，党中央的依法治国纲领岂不是成了废纸，中国岂不是又回到了文革极左老路？其实，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解决这一痼疾的根本办法在于落实宪法，依法限制权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推进民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加快制定《新闻法》、《反垄断法》、《直接选举法》、《公职人员财产公开法》等一系列法律，依靠法律推进宪法政治――这是中国社会实现稳定和谐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
根据以上分析，大家不难看出，周新城此文的目的，就是借口外国出现“天鹅绒革命”，让中国人吃药。其实是想拉历史的倒车，重蹈极左路线覆辙，用所谓“专政”取代法制。如果服用他的虎狼之药，国人企盼的建设和谐社会，依法治国宏伟蓝图就会成为泡影，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成果就可能会毁于一旦！这是包括六千多万共产党员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中国选举与治理）
附录：周新城：必须警惕“天鹅绒革命”
最近，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接连发生“天鹅绒革命”（也叫“颜色革命”），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种由美国导演的推翻现政权的所谓“革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天鹅绒革命”是有规律可寻的所谓“天鹅绒革命”，其实不是什么革命，而是通过和平的“街头政治”方式（有时也不排除使用暴力，但主要的不是暴力方式）颠覆政权的一种政变。这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就被称之为“天鹅绒革命”，后来在南斯拉夫、现在又在某些独联体国家故伎重演。应该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天鹅绒革命”：一类是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把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变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
另一类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把现政权改变成为亲美的（或更加亲美的）政权。对我国来说，总结第一类政变的教训更为重要一些。遗憾的是，我们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至今没有很好地加以总结，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对于我们防止苏东剧变在我国重演，也就是说防止和平演变，是十分不利的。
尽管两类“天鹅绒革命”的性质不一样，但两者具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一些规律性可以探寻。已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大体上都是这样的几步。第一步，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由美国背后支持、操纵的“天鹅绒革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种意识形态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现政权妖魔化。收集政府上作中的毛病、错误，加以夸大，煽动群众的不满。有时抓住某个突出事例反复宣传，使群众对现政权的“劣迹”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苏联剧变过程中，敌对势力揪住肃反扩大化大做文章，任意扩大肃反中被镇压的人数，详细叙述迫害的过程，描写各种细节，制造恐怖气氛，动摇群众对现政权的信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类也许是更重要的，那就是通过舆论工具的宣传以及人员的来往，灌输美国的价值观，美化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让广大人民群众潜移默化地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有朝一日建立亲美政权奠定思想基础。后一类“放长线钓大鱼”式的舆论工作尤其应该警惕。第二步，建立政治组织。在制造舆论、搞乱人们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反对派组织，有了组织就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先是不那么定型的非正式组织，进一步是成立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意成立所谓“非正式组织”，实际上就是允许有组织地、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同意成立反对党，就是实行多党制；
而一实行多党制，必然导致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就为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组织亲美派，以便带领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政治活动，伺机夺权。第三步，物色有影响的、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亲美人物，作为反对派的领袖，以便把力图推翻现政权的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由他带领群众向现政权发起进攻，组织以他为首的新政权。这种人最好是经过美国培训的，或者是与美国的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必须具有明显的亲美倾向，“靠得住的”。第四步，利用某个突发事件，或者利用选举机会，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组织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占领广场、冲击政府机关等等“街头政治”活动，迫使政府交权。“街头政治”是不讲理的“单行道”：反对派怎么做都是民主的，不合美国意的政府除了下台怎么做都是违反民主。反对派在选举中得到的是少数票，就说有舞弊，要重新选举，不重新选举就是不民主；
反对派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包括冲击总统府、议会大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是民主，而政府予以制止，就是不民主。总之，利用“民主”束缚不合美国意的政府的手脚，鼓励亲美的反对派放手干。
可以说，所谓“天鹅绒革命”，意识形态工作是基础，组织有头面人物带领的反对派是关键，突发事件是可以利用的时机，目标是建立亲美政权。
美国对“天鹅绒革命”这种屡试不爽的规律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得手以后，美国又迫不及待地要对白俄罗斯下手。国务卿赖斯在2005年4月21日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时宣布：“现在是白俄罗斯实行变革的时候了。”她提出了四大主攻方向：支持独立媒体、创办新的大众传媒；
加速发展群众运动：组成反对派联盟；
选出统一的总统候选人，在2006年的总统大选中与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一争高低。由美国国务卿亲自出面为一个国家的反对派出谋划策，在以往是非常罕见的，这反映了美国对“天鹅绒革命”作了总结，一套做法已经成熟了，可以到处搬用了。
二、背后都是美国操纵的，贯彻了美国的利益“天鹅绒革命”是在不同国家里发生的，表面上是本国人民在争“民主”，更迭政权，但背后都有一只黑手操纵着，贯彻的都是美国的利益，服从于美国的战略要求。
美国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根本利益在于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取得了“一超独强”的地位，明显加快了它谋取全球霸权和建立单极世界的步伐。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得美国霸权主义呈现出更大的进攻型、侵略性、和冒险性。前总统克林顿说：“要使世界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而美国“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9?l l事件”后，小布什公开提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这充分暴露出美国的蛮横霸道的本质。美国的一超独强的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全球霸权主义也就不会发生变化。实现霸权主义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使用武力，例如美国在伊拉克动武；
一种是和平的方式，像天鹅绒那样平稳地滑向美国设定的目标。实践表明，前一种方式“成本”太高，收效并不尽如人意；
后一种方式花费少、成效大，而且阻力小，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美国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至今己花了2000多亿美元，人死了1500多，得罪了许多盟国，仍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反而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而在乌克兰，前前后后只投入2亿美元左右，人未伤亡一个，就大见成效，并得到盟国的一致支持。两相比较，当然后一种方式合算了。这么一算账，美国为了实现领导和称霸全世界的愿望，推翻反美的或不那么亲美的政权，扶植完全亲美的人上台，除非万不得已，当然以和平的方式为好。一系列“天鹅绒革命”就是根据美国独霸世界的需要，在美国导演下发生的。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美国操纵“天鹅绒革命”的危险，应该有高度的警惕，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推行“天鹅绒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打出的都是民主的旗号。美国先给不合它的意的政权扣上“不民主”、“独裁”、“反人道”、“违反人权”等等帽子，然后鼓动反对派起来要民主。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有谁不想要民主呢！？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中，美国使的就是这一招；
本世纪初在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使的还是这一招。例如，1989年10月7日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得到美国支持的示威者在共和国宫国庆招待会场外高呼的就是要“民主”的口号，10月9日在莱比锡爆发的7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提出的要求也是实现“民主”。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在“民主”的“街头政治”的冲击下倒台的。进入2I世纪，美国对反美的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及尽管条亲美但不那么彻底的格、乌、吉的原政权，也是用“民主”、“公正选举”这一手法迫使当权者下台，换上听话的完全亲美的政权。例如，在乌克兰选举风波中，当反对派的支持者被问到“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时，很多人回答：“支持龙先科就是支持民主”。这一招屡试不爽。美国也想对中国使用这一招，最近赖斯来中国访问之前就叫嚷：“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有一个日程表”，她已经迫不及待了。总结这个历史经验，我们必须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的教育，从理论上分清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理直气壮地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揭露美国鼓吹的“民主”的实质；
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面对美国推行“天鹅绒革命”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这项工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了。
为了实现“天鹅绒革命”，美国是不惜财力的。凡是发生“天鹅绒革命”的国家，反对派没有一个不是得到美国的财政支持的。进行反对现政权的活动，包括做意识形态宣传、搞“街头政治”、组织选举，那是要花很多钱的，而反对派又大多没有钱，不得不依靠美国出钱。在这方面，美国是极其慷慨大方、不惜血本的。在乌克兰，当以尤先科为首的反对派组织大规模示威，需要把各地群众集中到首都基辅时，美国通过非政治组织（例如索罗斯基金会）出钱租车并发劳务费（据说每天10个美元，远远超过当地实际收入），而且一夜之间在广场上搭起了帐篷，以供住宿。在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过程中，美国也借助于非政府组织事先准备好了一切，如花多少钱、资助哪个反政府组织、与谁合作等等。为了颠覆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2004年美国政府拨款8900万美元用于支持白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反对派、国内组织和商业团体；
2005年美国参议院又宣布将专门拨款500万美元用了资助白俄罗斯的反对派。据说美国政府每年为了“促进民主”的拨款就高达1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关“天鹅绒革命”的准备工作往往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在做意识形态工作的阶段更是如此。各种基金会打着合作交流、资助科学研究等幌子进行思想渗透，并物色将来可以利用的人选。这种活动是隐蔽的、潜移默化的，直到关键时刻其作用才显现出来。因此对这类基金会组织必须认真对待，仔细甄别，切不可贪图小利而忘大义。
美国十分注意从政治上培植能起领导作用的“骨干分子”。波兰的瓦文萨、南斯拉夫的科什图尼察、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都是美国相中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受过美国明里暗里的鼎力相助，有的还直接在美国接受过“民主教育”。例如，2003年夏天，美国在贝尔格莱德举办了一个讲习班，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的“温和革命”的培训。几个月后萨卡什维利便在格鲁吉亚成功地发动了“玫瑰革命”，顺利登上总统宝座。除了领袖外，美国还大力培养“中坚力量”。2000年3月，美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饭店举办“非暴力抵抗讲习班”，24名南斯拉夫反对派领导人秘密前往受训。这些人在专家指导下学会了如何组织罢工、罢课，如何通过手势进行交谈，如何克服恐惧心理，如何动摇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等等。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很快就投入反米洛舍维奇的街头政治中。2004年秋，美国派遣1000余人分赴乌克兰14个州，为“橙色革命”及时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在白俄罗斯，2003年有近200名白俄罗斯“民主活跃分子”赴美参观、受训，50名白俄罗斯青年参加美国政府组织的“未来领导人”项目赴美学习。
面对美国推行“天鹅绒革命”的种种手法，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应该看到，中国作为现在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是视为眼中钉的，非欲除之而后快。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美国加紧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力图在中国也搞一场“天鹅绒革命”，而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美国的支持下也蠢蠢欲动。2003年搞的那场“民间修宪”闹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我们对已经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必须认真总结，未雨绸缎。
三、预防“天鹅绒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天鹅绒革命”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为了预防“天鹅绒革命”，我们必须加强国家的专政工具。在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运用专政工具维护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5、379页）民主与专政是统一的，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对少数闹“天鹅绒革命”的自由化分子进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对其中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进行处理，这是理直气壮的，也不会影响我国的声誉。对此不应该有任何顾虑。
但是，对于“天鹅绒革命”这一类危及政局稳定的事情，仅仅依靠专政机关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预防上，防患于未然。预防“天鹅绒革命”事关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一个涉及各方面工作的系统工程。至少有以下几项工作应该作为基本措施经常予以关注。
首先，在思想上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胡锦涛同志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提出所谓‘公开性’，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须充分估计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着重反对了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化理解这一错误倾向，解放思想，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现了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洋教条”、“洋迷信”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遭到挑战和削弱。在理论工作和改革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泛滥，经济上主张私有化，政治上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这种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占领了相当大一部分舆论阵地，影响了相当大一批群众。如果让这股思潮蔓延下去，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自己的思想支柱，就有可能为“天鹅绒革命”打下思想基础。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现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和清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其次，在组织上必须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共产党能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防止“天鹅绒革命”的关键问题。只要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谋求私利的人，那么，不管国内外敌对势力掀起多大的风浪，我们的政权都会是稳如泰山的。怕就怕我们的干部队伍出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93页）他强调配备各领导班子时，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所以他在选拔干部时始终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我们必须坚持这条干部路线，不能把我们的党政干部仅仅当作只是处理具体事务而不问政治倾向、政治观点的那种“公务员”。要知道，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而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干部不问政治，不分姓“社”姓“资”，就会自发地倒向资本主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主动地把我们的干部送到美国去培训（例如把哈佛大学当作自己的干部培训基地，规定不接受这种培训就不能提拔），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洗脑”，那更是正中美国之怀、做美国梦寐以求的事了。那样，一旦政治上出现风吹草动，就不知道我们的干部会倒向那一边了。
第三，最根本的是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谓“天鹅绒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胜负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我们不怕有人反对，因为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由于阶级利益的驱动，总会有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有人反对并不可怕，怕只怕没有人坚定地支持，也就是说执政党没有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于执政能力来说，这是决定性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在反对派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根本原因是这些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完全脱离群众，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结果敌对势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也是如此。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反对派实力并不十分强大，但多数群众在社会危机中保持中立，袖手旁观，结果政府一触即溃：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之所以能在美国的重压和国内反对派连续冲击下坚持不倒，就是因为查韦斯政权的社会政策向劳动群众倾斜，得到了70%以上的劳动阶级的支持。总结已经发生的“天鹅绒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保证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站在党的一边，成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预防“天鹅绒革命”的根本保证。（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