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卑微,却坚强地活着

  

  6月中,台湾泰雅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率领“还我祖灵行动”代表团奔赴日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代表团成员在靖国神社前示威讨灵,在大阪高等法院据理力争。由于日本右翼分子和当地警察的阻挠,代表团没能迎回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祖灵,3年内的第7次讨灵活动以失败告终。

  在靖国神社前,原住民那悲戚而洪亮的歌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让很多人注意到台湾原住民的存在:在高度现代化的台湾还生活着刀耕火种的原住民;
半个多世纪前,许许多多的原住民被强行拉去当了日本人的炮灰,魂无所依;
他们被排斥、被侮辱、被误解、被无视,但仍用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作为台湾第一位原住民女性“立委”,高金素梅一直在为争取原住民的权益奔走呼号。日前她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原住民人口只占台湾人口的2%,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总是各种灾难的直接受害者,但又不受社会重视,所以为他们争取哪怕一点点正当权利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高金素梅所在的泰雅族只是台湾众多原住民族中的一个,除此之外,岛上目前还居住着雅美、排湾、卑南、鲁凯、阿美、邹、布农、赛夏和邵等9个民族。就人数而言,泰雅族仅次于阿美族,是台湾原住民族中的第二大族。

  台湾原住民目前仅占台湾总人口的2%,不到45万人。他们是台湾岛最初的主人,早在6000多年以前,雅美族和泰雅族人是从我国大陆的南部和菲律宾等东南亚一带,漂洋过海来到岛上定居,而现有原住民族中最晚到达的阿美族,至今也在岛上生活了1000多年了。

  荷兰人的军舰攻入之时,他们还是岛上最强势的群体。而之后不到400年的时间,他们的生存状态迅速恶化,被逼退到了狭窄、闭塞的山区或海岛之中,名字也被渐渐淡忘,只剩下含混不清的“山胞”二字。

  近几十年来,台湾的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绅士淑女坐在市中心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里,谈的是金融股市、名牌香水、衣饰,苦恼的是街上汽车太多总是堵车,地铁人满为患。而原住民在他们聚居的山区和岛屿,依然生活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为基本的衣食住行而烦恼忧虑。

  以雅美人的主要聚集地兰屿岛为例,目前岛上只有唯一的一条公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岛上的雅美人不足3000人,他们的生活和自己的祖先别无二致,夏天打鱼晾晒,冬天便佐以地瓜、芋头为食。他们居住地房屋还是用石头搭起来的半地下平房,屋中的水电设施简陋且年久失修。由于没有任何一点现代意义的行业,大量的青壮年劳力都到外面寻找出路。岛民的生活日用品全靠船只从台湾本岛运来,由于当局的补给船只损坏已久,多数情况下只能靠一些私人船只偶尔运来一些,但价格比外面贵得多。

  

  台湾当局为原住民做了什么

  

  当高金素梅率领的“还我祖灵行动”代表团在靖国神社抗争的时候,台湾当局的态度一直含混不清,不但不支持原住民的行动,反而表示要尊重日本警察的执法行为。

  事实上,台湾当局对原住民的生存状况一直是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而每当选举、拉票的关头却又拉出原住民的牌子,为自己争取利益。

  民进党上台以来,打出所谓多元化口号,鼓励学校教授原住民本族语言,但是长期以来的忽视和打压下,这些学校根本找不到老师来教,而且拨款不力,大多原住民地区教育设施落后、教育资源奇缺,这些因素导致原住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很低。即使原住民青年来到台北、高雄这样的大城市中,也只能从事一些建筑、环保之类的粗活。加上近几年台湾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外出打工的原住民连最脏最苦的粗重活都保不住。

  不仅如此,原住民居住地还被当作垃圾场、试验地。在兰屿荒凉的地面上,用高墙围起的大院子十分显眼,那里就是存放台湾岛上核电站废料的场所。台湾当局一直推说,寻找低放射性废料最终处置场场址不顺利,拒绝将核废料迁出。这一行为激怒了原住民们,2002年,也是在高金素梅的带领下,原住民们穿上传统服装,画上黥面,一起在“立法院”议场前高歌示威,要求当时的“行政院长”游锡 兑现兰屿核废料储存场在当年年底搬迁的承诺,并向原住民道歉。

  在去年夏天那场罕见的水灾中,台湾当局对原住民再次出言不逊。导致怒火难消原住民聚集“总统府”前,甚至高举番刀表示要“出草”。所谓“出草”,是台湾原住民下山杀人割头颅之意,目前已绝迹200多年,如今原住民再次提起,实在是气愤至极。

  而这次惹恼原住民的罪魁祸首就是台湾的“副总统”吕秀莲。面对受灾严重的原住民,吕秀莲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指责他们乱砍乱伐导致环境破坏,引发山洪。她公开表示“只去抢救留在山上那些滥垦滥伐的人不是慈悲”、“灾民可到中南美洲开创农渔事业”,并且呼吁市民不要吃高山蔬菜、不要去山地玩。  

  原住民们悲愤至极,他们大声抗议,当局某些“立委”的短视,导致大批利欲熏心的商人过度伐木,原住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过来要他们承担责任?

  台湾原住民不是日本人

  

  在日本靖国神社前,高金素梅曾经打出一个条幅“台湾原住民不是日本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人误认为台湾原住民是日据时代的顺民。而且岛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也利用这段历史大做文章,混淆视听。

  今年清明节过后不久,台联党主席苏进强就曾参拜靖国神社,他表示自己是前往祭奠神社内的3万高砂义勇队军人“英魂”,向那里的246万阵亡者表现的“忠义精神”致敬。

  此次,高金素梅要向日本当局讨回先祖的灵位,她说,“高砂义勇队”根本是被日本殖民政权强迫牺牲的“战争炮灰”,日本将我们先辈的灵位与甲级战犯的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那么,当年的高砂义勇队究竟在二战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发现台湾原住民,尤其是泰雅族人勇猛善战,对险恶环境的适应力强,就征召他们入伍,依靠他们在热带密林中作战。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认为,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以农耕队或军夫的名义,要求原住民“志愿”入伍,每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过了大概两年,总人数达2万,然后把他们分为7~8次送到东南亚战场。结果到了那里,义勇队就被全部投入战场,且多被派赴第一线,死伤极为惨重,战后生还者人数仅余1/3,多数成为伤残。

  对于高砂义勇队战士是否认同日本侵略者,台湾政大教授傅琪贻分析说,当时台湾原住民的部落族人由于在日据时代长期受所谓“民族性”的改造,出现了心理的分裂,虽然身体在日军中,听从日军的指令,但心理上仍然认同自己是原住民,所以他们的灵魂不属于靖国神社,无论如何最终都要回家。也有学者认为,各族在特殊历史情形下在灵魂和身体的让渡程度上也各不相同,就泰雅族而言,他们始终忠于自己的祖灵信仰,所以不可能是心甘情愿参与屠杀中去的。并且,如果当时原住民是自愿参加义勇队,那么,战后的赔偿就显得很可笑了。

  从1895年日军侵台占领台湾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对原住民的迫害。51年间,日军共发动了160余次所谓的“剿番战役”,对原住民族部落进行近乎灭绝的打击。同时,原住民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抗争,1930年“雾社事件”时达到高峰。但这一段充满血泪的历史却在多数的台湾史籍中付之阙如,也因为史料的缺乏,绝大多数的原住民族同胞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这也导致对历史事件看法上产生谬误。

  眼下,原住民问题成了岛内各派势力角力的焦点。台独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利用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原住民,声称:“台湾人是爱日本的”、“台湾人愿意做日本人”,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2004年4月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团体就曾带领一些台湾原住民到靖国神社参拜。

  近几年来,台湾原住民日益不愿受人摆布,在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的率领下,多次赴日,为求将靖国神社里的台湾原住民祖灵除名奔走呼告。

  

  用自己的方式融入主流社会

  

  “庄严的神话/成了电视剧庸俗的情节/传统的道德/也在烟花巷内被蹂躏/英勇的气概和纯朴的柔情/随着教堂的钟声沉静了下来”

  这是一首原住民诗人的作品,主要表现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和失落感,同时也折射出原住民文化的失落,传统的沉沦。

  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原住民的内心无所适从,出身原住民部族的知识分子首先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强势文化的入侵之下,同胞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开始发出清醒的声音。著名布农族作家田雅各在《拓拔斯·搭玛匹玛》中以一辆客车上众多布农族人的种种议论,传递出布农族人在现实困惑中产生的仇恨、疑惧、怯懦、逃避、焦虑、自卑等心绪,愤怒和仇恨并没有转化为革新以求生存的动力,相反自甘堕落、沉沦。这种发自内心的反省,让世人看到原住民族革新自强的希望。

  最近几十年,原住民用自己的方式融入主流社会,寻找出路,尽管绝大多数人仍然默默,甚至处于底层,尽管他们也可能走过很多歧路,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他们在矛盾冲突和苦痛挣扎中缓慢起步。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是原住民们扬眉吐气的时刻,阿美族的田径运动员杨传广获得10项全能银牌,这是中国人在奥运历史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1963年在美国沃尔纳特以9121分创造了10项全能的世界纪录,1964年,已经31岁的杨传广,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并取得了10项全能第5名的成绩。此外,他还在亚洲运动会和国际大赛中多次夺得桂冠,被称为“亚洲铁人”。据说蒋介石是杨传广迷,杨传广比赛的时候,他对副官说,比赛的消息哪怕是半夜也得告诉我。

  张惠妹恐怕是目前台湾原住民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她用现代流行音乐的演绎唱古老的山歌,红透大江南北,她健康、活力的形象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当她的歌声被认可之后,更多的作品开始转向流行音乐。

  在台湾的著名景区垦丁,一个名叫“玛萨露”的原住民音乐组合,一直坚持用本民族的语言演唱当地民歌,他们同时把电声、吉他等现代音乐元素融入民歌,不但受到游客的欢迎,当地的年轻人也很喜欢。

  

  原住民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中徘徊

  

  在台湾省花莲县秀林乡富世村的“泰雅文面文史工作室”里,挂满了神态各异的老人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不分男女,无一例外地文面。

  工作室的主人田贵实告诉记者,这就是他的祖先、台湾原住民泰雅族人的真实面貌。

  文面是泰雅人的特有文化,起源何时已无从考证。作为族群和血统的辨识,泰雅族的男女从5岁起开始文额,15岁前必须完成其他部位的文刺,男子文下巴, 叫“颐文”,女子文双颊,叫“颊文”。只有在族群里做出了业绩的男女才有资格文面,完成了文面的男女即可婚嫁,文面在泰雅族又有“成年礼”的意味。

  据田贵实介绍,崇尚英雄,注重责任和荣誉是泰雅族的文化特质。如男子杀敌有功,狩猎技艺非凡,则可在胸前刺上花纹。女子如纺织技能超群,则可再增加额文,最多者可文5道。

  田贵实的“泰雅文面文史工作室”的照片上,泰雅人脸上的所有“概要”一览无遗。

  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从中强烈感受到泰雅人的经历与族群历史的紧密关联:照片上,有的男人只有“额文”,下巴却无痕迹;有的女人只有“额文”,却没有“颊文”。原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领台湾,为了实行“同化”政策,日本人严令禁止泰雅族人文面。由于泰雅族人是幼时先文额,稍长后再文其他部位,这其他部位的刺文便无以继续了;有些已经文上了额文的,也被日本人强迫去除,照片上老人额上的疤痕赫然惊心。

  这些残缺文面,成为泰雅族人文面的最后记录,照片上所有的泰雅族老人,也就成了泰雅民族纹面文化的终结者。

  除了纹面等传统习俗,原住民的传说和歌曲也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原住民的音乐和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像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人还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下一代就很弱了。其实真正原汁原味的原住民歌曲我们也不会唱。”“玛萨露”乐队的成员如是说。

  目前,许多原住民的孩子已经不再讲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大多到大城市去打工或生活,传统的痕迹在他们身上逐渐淡化。毕竟在生存和传统之间选择,他们只能选择前者。

  (作者:新华社港台部)

  

  (本文摘自《看世界》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