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1940年开始休养直到1970年逝世，30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之一主要是1960年主持编写红25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1982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自然，当时的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１、“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出身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11年的长工，长到18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都说：“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胡士华，2000）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却“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徐海东，1982：11）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徐海东，1982：11）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死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脚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王首道，1987：15）
真实的之外，还有虚构的。丁玲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其主人公欧外鸥在寒夜与情人幽会或出入色情场所时，看到黄包车夫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来坐车时，心中每每想到：“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来革命之必须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丁玲，1997）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访问徐海东后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斯诺：1979：269）对好人就要保护。1935年红25军进入陕南后，军部有人要杀手枪团团长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像反革命”。（徐海东，1982：40）农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证明，徐拍了桌子坚持把他们释放。王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1933年湘赣省委肃反时，“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王首道，1987：136）对有钱人就不能必慈手软，连他们的孩子也要杀，除恶务尽。在这种强烈的复仇欲中，已有血统论的萌芽。
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中国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政治上的敌人？抗战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了一百五十担小麦。”（徐海东，1982：123）捐了小麦的富翁仍旧是“阶级敌人”，但他与“穷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时候，不但他的儿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应当打死。史学家黄仁宇发现：“就背景因素来说，中国土地问题从来不可能采取截然划分阶级法：一边是地主，贪婪、高压、富有，一边是佃农阶级，卑微勤劳，却遭受不正当的剥削。这两方面可能是邻居或亲戚。在极端的例子中，地主可能更穷，比不上隔壁兼差的佃农和承租户。”（黄仁宇，2001：6年）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动力，但革命的目标决非复仇。能够有效地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者，必须从刺激其革命的黑暗、残酷、悲苦中挣脱出来，超越复仇欲，以一种普遍的正义感从事社会重建。1960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友谊。
贫富对立是革命的动员口号，穷人出生的革命者对此都深信不移，但穷人和富人在革命中的表现经常与此口号不相符合，因而有关贫富的革命叙述就不尽一致。与徐同属四方面军王宏坤上将在理念上也认为：“富人是一窝，穷人是一伙。”“穷人们生活上相互帮助，道义上相互支持、声援，对待有钱人也往往是一条心。”但事实，黄麻起义时，地主家庭出身的王宏文、王宏学、王树声、徐其虚、杜步瞻等等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如王树声、王宏文家，兄弟姐妹全部参加了革命斗争，而且十分积极，其中大部分同志担任了领导职务。最后全家除王树声和一个出嫁的侄女外，都为革命牺牲了。”“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志参加革命后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斗争坚决，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一个叛变投敌的，至少我不知道。可惜后来许多这样的好同志被错杀了。”倒是王宏坤的哥哥、出身贫农的王宏富在敌人围剿中“经不起诱惑，私自跑下山投敌了”。（王宏坤，1991：9—10）
２、等级
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1926年4月，徐海东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徐海东，1982：14）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充当“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1933年2月下旬，徐升任红25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徐海东，1982：27）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为了革命事业”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据张国焘说，长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张国焘，2004下：378）到延安后，革命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要求上下完全一致是没有道理的，但革命者希望革命内部的少一点差异多一点平等却是合乎情理的，否则革命的目的何在？1942年，针对王实味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陈晋，1997：217）李锐曾告诉李普类似的经验。1942年，李锐因写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而为毛召见。“李锐本来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这次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却令这个大后方来的大学生很不满。毛那次讲话，主要指责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评延安某些现象，是由于抱着平均主义思想。他说大家穿土布，他穿斜纹布，两个掉口袋（一般土布制服是扎口袋）；
还伸出两个手指头强调地比划着说：‘大家点一盏小菜油灯，我就要点两根洋蜡烛！’李锐大不以为然。他对我说，你一定想得出，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是对那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看不惯。对这些老前辈，我们既尊敬又关爱，他们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们怎么会计较他穿斜纹布和点几根蜡烛呢。”（李普，2001）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上下之别，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革命以“平等”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少数人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有理由对家种差序格局提出异议。只是对于这种批评，早有一顶“绝对平均主义”帽子为之准备好了。
说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对在下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却是可以做到的，但仍有人做不到。1951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像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莫文骅，1996：650）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为动员的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在实践中，严格的等级体制还时有所见。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有个“迎宾馆”：“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王若水，1998）
３、刘士奇
1932年8月初，徐海东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张麟：1983：79─80）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王平，1992：61）当然这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革命者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江西苏区初期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但在1930年2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因此指责江汉波“用非政治的琐碎语，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戴向青，1986：159）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精神，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大开杀戒，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惨剧。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1930年8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证明二全会完全被他们所谓党的领袖，实际AB团取消派的领袖包办了。”不久便以“肃AB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ＡＢ团”，任何说明都会成为“狡辩”而无济于事。（戴向青、罗惠兰，1994：140）
刘士奇曾经是贺怡——即贺子珍妹妹——的丈夫，与毛有连襟之亲。贺怡对这次婚姻的认识是：“1929年4月，我在父母支配与刘士奇结婚，婚姻后生活并不愉快。”刘被撤职后被召到上海中央接受教育，而贺怡则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尹绍伟、左招祥，1998：113—117）刘士奇1931年后到鄂豫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主力西征后任新成立的红27军军长。1933年初，鄂豫皖省委错误地决定夺回七里坪，战斗失利，省委就提出“一切工作以肃反为中心”的口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徐海东，1982：33）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25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更重要的是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徐海东，1982：62）“在五个月中，接连取得出击和反击作战的胜利，使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东西长270余里，南北宽100余里。部队由两千余人发展到三千二百余人。” （谭克绳、欧阳植梁，1987：451）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28军的成立削弱了红25军的。
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徐海东。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25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徐海东，1982：33）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带部队过来，“机会主义”的帽子立即可以摘下。
但在有些情况下，“机会主义”云云就相当重要。1930年12月12日“富田事变”发生，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把部队带到赣江以西脱离毛泽东的控制后，第一件事就是派省行委常委、团特委书记段良弼带黄金向中央汇报。当时中央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组成，在段到中央之前，他们已根据其他信息，在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的决定，采取了限制毛的组织措施。不过2月23日之后，中央又推翻了此前的决定，支持毛泽东及其“肃ＡＢ团”的行为。前后变化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晰。但据党史专家戴向青研究，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赣西南不知道此时中央领导人已经发生变动。赣西南地方与毛的分歧之一，是前者执行了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后者有所抵制。但在江西省行委给中央的几个报告中，全面地阐述的却是他们同毛泽东的“十个争论的问题”，“千方百计地给毛泽东罗织了反立三中央的罪名。毛泽东因祸得福，王明上台后的中央，从此更知道毛泽东和总前委抵制了立三路线。因而，在肃ＡＢ团和富田事变问题上更相信毛泽东和总前委的意见。”政治局会议认为“段等所说毛的罪状，是不能成立的。”（戴向青、罗惠兰，1994：112、125）
7、“火并”
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1935年初红25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9月初全军3400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
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25军有人说：“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张麟，1983：176）尽管徐海东“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但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15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25军的客强欺主。1935年初，陕北的党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红26军和27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阎红彦等人代表，双方有分有合，尤以刘志丹与郭洪涛矛盾较大。7、8月份，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与红27军，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新的权力机构的三巨头中，除了朱理治、聂洪钧，另一个就是郭洪涛。红25军9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25军都是客，二来25军更有实力。25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担任省委保卫局长、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肃反”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原陕甘边与红26军的领导人。应当说，朱理治等人选择戴季英确是人尽其才。还在鄂豫皖时，戴以政委身份主持74师的肃反。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徐海东，1982：22─23）
戴季英像陈昌浩一样也是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的人。220团是红25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25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9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225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张麟：1985：170─172）
徐后来告诉张国焘：“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张国焘：2004下：460）刘志丹后来被释放了，但据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1996）
主客矛盾也发生在留在鄂豫皖的革命力量之间。红25军长征后，鄂豫皖边区的领导机关有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它们相互配合，患难与共。1937年1月，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高敬亭率28主力来到鄂东北后不久，就杀害了鄂东北道委、罗孝陂特委、光麻特委和第九路游击师的领导人，扣押了鄂东北独立团团长、政委，从此，高成为坚守鄂豫皖战斗的唯一领导人。
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者之间的残杀行为，毛泽东一语中的：“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叶飞，1988：77─78）
8、高岗骂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11月26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肃反：“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
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26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11月30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李涛，2000：123─124）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５师政委；
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1942年10月19日到次年1月14日，毛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极受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
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全部党史提供“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1935年有关陕北“肃反”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定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朱、郭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七大”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从此以后西北革命史较多突出了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
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连带批评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25军主要领导者”。25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戴季英早在1935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徐海东倒是长期在鄂豫皖工作，但第一，毛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1936年10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２５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王首道，1987：198）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1935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赞不绝口：“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25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王首道，1987：194）
剩下是程子华。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9月到达鄂豫皖后立即踏上长征路，且此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到张国焘的影响。所以高岗的此话是乱扣帽子，用心也许是点醒鄂豫皖来的干部：张国焘的投降主义的帽子随时可以戴到他们头上。无论如何，作为徐海东部到陕北后受到整肃的一方，高岗对鄂豫皖来的红军不抱好感。
说程子华是张国焘的追随者显然是无中生有，但即使对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的处理也不一定恰当。他们确实随意杀人，问题是，以肃反之名杀人者绝非他们二人，为什么对他们特别较真？阎红彦上将一直对高岗有意见，60年代又批评突出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朱理治1978年逝世，聂洪钧1966年逝世，但西北历史问题直到1983年还引起争论，中央为此组成了以李维汉、王首道等人组成的五人小组，召集当时陕北、陕甘边各四位同志组织座谈会讨论此事。（宋任穷，1996：175—178）结果之一，是长篇小说《刘志丹》因其未能准确地反映西北革命斗争而不再印行。（李原，2003：171—183）
9、大功
徐海东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而且他1931年才担任团长，1940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30年代中期一段。但毛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1941年发电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50年亲笔要他“安心静养”；
1955年被评为大将，毛泽东认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25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从1934年红25军长征到1936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1935年7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徐海东，1982：40）1939年9月，红25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徐海东，1982：48）
毛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徐原是张国焘部36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1936年9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４年的老上级。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泽东等握手言欢。”（张国焘，2004下：460）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团结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徐海东，1982：48）同志之间也有投桃报李的伦理关系，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徐之所以建此大功，得益于眼光敏锐的吴焕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南后，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听说红四方面到了川西，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入川。“果真如此，不但不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对中国红军的前途大为不利，而且红25军也就变成‘张国焘的尾巴’了。当时，惟独红25军政委兼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坚持反对入川。他提出中央红军的目的是陕北，力主红25军西进甘肃，迎接中央红加。这个决定，不但决定了红25军当时的命运，也决定了红25军将士接下来的几十年的命运，还决定了红25军的历史地位。否则，可能就没有了大将徐海东，上将韩先楚，以及那么多中将、少将了。这种掌舵人的果断和远见卓识，直到半个世纪后，也令红25军的将士赞叹不已，自然也感佩不已。”（张正隆：2000：97）
１0、病
1940年，徐海东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49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大体是风平浪静的。而1955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1960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1950年被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即不受重用；
总参谋长粟裕1958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0月10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因“篡军反党”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1966年挨批，长期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1966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1969年被摧残至死。
徐没有享用过上述８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
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1952年6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2月好转。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因主张收缩当时过火发展的合作化运动而被指责为“小脚女人”，腰痛病、糖尿病、肝炎病日趋严重，不得不停职疗养；
1959年9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1960年2月才痊愈。1958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量，这个数字水分比较大，陈云主张不要公布，要胡乔木告诉毛泽东，胡不敢说。“三年困难”时期，毛责怪胡：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乔木受此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严重，只能长期休养了。”（杨尚昆，2001：227—228）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任要责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肯定会活得长一些。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
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晴雨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的批评而告病休息；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薄一波，1997：1120）从1962到1965年，是毛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云是老资格的领导人，对政治局势洞若观火，主动以“身体状况不好”为由淡出，使其在“文革”中的处境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刘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49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10年再度活跃于前台，在1969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金石书画之中养病，其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路线斗争的激烈程度。
１1、“最高指示”
“文革”期间，徐海东的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他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韩先楚、刘震、陈先瑞，1985）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政治的运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1969年10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病逝于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份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形势变化。1966年8、9月间，贺龙命运岌岌可危。9月5日，毛召见贺龙，对他说：“你不要紧张，我当你的保皇派”；
“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12月28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还亲切地与贺龙打招呼，要他到前面坐。与此同时，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但到次年2月3日，毛的态度就改变了，他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李烈，1996：780—789）如何判断毛的真实心理，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没有落实。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把他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1952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多名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1979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1981年10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1988年6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李之琏，2000）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有时也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就要求各级干部不是跟着中央而是跟着省委走：“跟着省委走，错了有省委负责，不跟省委走，就是对了也有个组织错误。”他“很少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就积极贯彻，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强调要结合本省实际。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不让下级知道。”以至于“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一斗，到省委就只有八升，有的地方层层克扣，越往下剩得越少。”（廖伯康：2004）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
1900年8月生于湖北大悟。
1925年4月入党；
1926年5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1927年6月，回黄陂家乡参加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931年3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1932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先后任红25军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1935年9月，率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26军、27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1937年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1945年后长期休养，1955年被授予大将衔。1956年、1969年在“八大”、“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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