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的繁体字本，经本人校改，由本人负责。本文网络上的简体字本，系网络自行转换，本人不负责任。现在此重发简体字本，由本人负责。
有人批评本文不够厚道，诚属事实，本人接受批评，下不为例。不过，本人以过时的二流学者，回应当红的一流学者对历史学界的挑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否情有可原？一流学者说“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十年磨一剑”目前“无人肯做此事”，如此违背事实，一律抹黑，对前辈、师友、同仁还有何厚道可言？如果说朱某人有挑拨离间的能耐，岂不笑掉行内人的大牙？如果定要罗织罪状，那就莫过于借“国人”定义为名，挑拨海内外华裔学者的关系，岂不快哉！
本人近年来错别字越来越多，文章写好细读不止三遍，无力校改完善，欢迎大家批评纠正。至于“空穴来风”，本人确实只知道流行的用法，经人批评后才去，明白了古典的正确的含义。本人接受批评。不过，本人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以后使用该成语，仍将沿用目前的流行用法，不会按照经典含义使用。因为即使按照经典含义使用，也已很难向读者表达正确。
桑兵先生是当代中国治中国近代史的名家。当代中国学术虽然还不能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派，但桑兵先生为他的新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所写的《绪论》中，就治学方法，治学态度，本人操守，本书课题的研究过程，一百年来以及当前学术界的学风问题，等等，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成一家之言。从《绪论》出发，拜读全书，可以了解桑兵先生的治学路向。
下走久仰桑兵先生盛名，因为要到美国探亲，顺便到三联书店买了这本大著，闲来无事，细细咀嚼。十分惊讶桑兵先生以怀古排外心态，挑战近代中国百年来历史学的发展，特草此不才之文，就一些学术问题与桑兵先生及学术界同人研讨。
一 对西方史学方法的态度
桑兵先生在他的宏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前面的《绪论》中，对中国近代史学和史学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具有强烈的挑战性。对一些具体问题，下走虽然也有同感，但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特别是从总体上，否定近代史学向西方学习的成就，下走不敢苟同。兹特贡献敝见，就教于学界同人。
桑兵先生说：“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识大体，游学海外，除陈寅恪等少数通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第2页）
这真是一段奇文，初读时脑袋直发懵，文理不顺，艰涩难懂，不知究竟说的是什么，读了几遍才明白了它的意思。原来这段话是对海归派以及对学习西方史学方法论的批评。所以，在后面他还有这样的一段话：““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第3页）
桑兵先生对海归派与本土学者生搬硬套西方方法论现象的批评，下走并不反对。下走也撰写过几篇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例如对罗志田的批评。但下走是希望他们更好地掌握和合理地运用这些方法论。下走是土包子，只好用土办法治学，但并不认为当土包子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只是自己的才能不足，外语训练失败，以及自己工作时期的客观条件有限，使眼界受到局限，没有能够更好地吸收西方史学的方法论，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尽管如此，下走在同西方学者的交流中，也多受启发，得益匪浅。以当土包子为荣，实在不是一种好的心态。对海归派和西方的学术体系，以偏概全，几乎一棍子打死`，其实是小农社会的狭隘心态。因为现代社会是开放性的，国际联系非常密切的社会，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密切，民族的国界的分割，在文化上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桑兵先生说：“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识大体”，这句话非常晦涩难懂，从上下文意来看，我们只能理解为：没有出国留学进修的中国学者，也没有学习过西方现代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的中国学者，以毕生（不宜用“平生”）精力，研究中国历史，仍然很难认识“中学”的“大体”，留学海外之后，学习的是西学，那些方法不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浪费了时间，当然也就越来越不能认识“中学”了。而“中学”的“大体”是指什么？失去的“本”又是什么？研究中国历史和治“中学”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但不治中学。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桑兵先生却都没有给我们作明确的说明。下走不学无术，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因此，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学家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即西学）学习之后 ，反而今不如古，而且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学风严谨的桑兵先生，应该予以具体的证明，但不知道桑兵先生本人是不是属于不会研究历史的今人？除了不用新材料就能治史的陈寅恪先生之外，今人中究竟还有几人能研究历史？
所谓中学，即旧学，按照张之洞的解释，就是三纲五常。当时中学的历史观就是崇拜尧舜禹三代之治的复古的历史观。有清一代没有什么突破。有清一代有翰林院，有国子监，但没有大学，没有社会科学院和专业研究所，除了一部《明史》之外，也没有明史研究机构，没有世界史研究（当时西方一直在研究中国），更没有学术自由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方针。桑兵先生是否要坚持这个没有西学冲击的历史观和学术体系来以毕生的精力治中学？
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学术，是从西方学习来的。乾嘉考据的方法虽然得到胡适的肯定，认为达到了当时西方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的水平，但没有应用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生活。其实，乾嘉考据仍然不是现代学术，他们没有现代的意识和视野，题材狭窄，不能如现代人那样认识社会的复杂性。而乾嘉之后，西方的哲学和逻辑学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国没有进步。如果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不向西方学习，而是单纯继承和发展汉学和宋学，也就没有现代中国的学术成就。尽管中国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仍然很落后，但与晚清相比，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诚然，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有自己的特点和优长，但不能否认，中国文化和学术，与西方文化和学术相比，在有清一代，已经大大落后了。这种落后，到现在也没有赶上，更不用说超越了。解放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不存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当然也不存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是先进的，而政治和经济是落后的。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社会，不仅仅是学术和文化。只是因为中国的落后，学得很差而已。而且，解放后，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重新被封闭起来，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又重新向西方先进的文化学习，才出现了新的学习过程中的幼稚病。不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不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进行创造，尽管这个过程很难，也许很长。单纯强调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幼稚病，而否定向西方学习的进步，太荒唐可笑，这是真正的信口开河！现代“国人”（我不知道桑兵先生的这个概念是否包括海外华人）没有一个人是专治“中学”的，新儒学派，运用的方法论，基本上也是向西方学习来的，包括以一生精力治国学的钱穆先生。桑兵先生是治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尚未高寿，我不知道他治“中学”有什么成就，也不知道在他的“平生”中能有几年治“中学”？至少我读的这本书就不是治“中学”的著作。他运用的方法论，也是从西方输入的。只是他没有直接到西方去学习，而是从他的导师以及导师的导师传承而来。
解放前的中国历史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真正发展起现代史学。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海归派蒋廷黻在1934年介绍清华大学的《历史学系概况》一文中说：“至于中国的研究，清华的史学系努力的方向在使我国的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已往我国的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
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仅是工具学。我们虽于工具务求其精，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所以清华的史学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除兼重西史及社会学科以外，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这是一位中国近代史学拓荒者的话。桑兵先生的研究路向，不正是蒋廷黻指引的路向吗？当时的中国史学，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重镇，在海归派傅斯年的主持下，运用西方学习来的方法论治学。他提倡“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第3-8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史料学派。桑兵先生的专题研究的路向和主张，与史料学派是相通的。但可惜，傅的主张，也是外来系统，不是国货。不知道桑兵先生是否认为，他们（包括陈寅恪在内）也是不会研究历史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也开始发展起来。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以及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度、人殉问题的研究，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当时的研究，有套用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病，但我们不是要回到古代中国史学去，而是要更好地运用现代的方法，来实际研究清楚中国的社会类型。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如果没有世界社会的比较研究，是根本说不清楚的。在西学输入以前，并没有桑兵先生那样的学术著作体系。清代学者留下过一部明末三大案的专著吗？有一篇世界史的论文吗？有一位专业历史工作者吗？按照中国史学传统，保皇会问题，有一万字的叙述，也足够了。事实上桑兵先生作为专业历史学家，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是外来系统。这样的一个系统，如果不能治史，桑兵先生当然也不能例外，如非他的书稿象王船山那样在深山里写出来的。再如， 博士生培养体制，在国外运行良好，这个引进的外来系统，桑兵先生是受益者。但博士导师制度，在我国引进后走了样，问题多多。桑兵先生是否认为，这个外来系统与我国文化相枘凿（不相凿枘是指吻合，桑兵先生认为：“凡后来与外在系统，均与当时当地不相凿枘，强求则势必削足适履。”第5页，他显然把“枘凿”的意思用错了），因此准备辞去博士导师资格，以显得言行一致？我不知道桑兵先生所说的会治史的范例是什么？后面我会说明，本书不是现代学者会治史的范例。
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学与世界水平相比（不值得同乾嘉学派比），学术荒疏诚属事实。但其原因并不是引进西学所致，而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落后。清代在康乾时期已经落后于世界，没有给我们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至于近代，兵荒马乱，焉有安心治学的环境？我对人讲，百年来，学者能够安心研究学问，人民能够安心谋生，国家能够发展经济，也就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有些变革，不能太过着急。在古代中国，在一个王朝解体以后，也常常陷入兵荒马乱时期，文化的繁荣，总是要等到太平盛世。明末三大思想家，不是文化繁荣的产物，而是社会动荡的产物。然而，中国社会的创造，也就到此为止了，这样的清代文化，难道还要我们去歌功颂德吗？至于近代史研究，本来是不被承认为学术的，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研究是在胡适支持下进行的。那是一个在学习西方史学方法以后，才进行拓荒的领域。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章开沅先生已经有文章说得十分明白，桑兵先生作为章先生的学生，自然比下走了解得更多，无须在此多说了。我想，在百年以前，即外来系统输入以前，我国历史学，没有那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可以同辛亥革命史的深入研究相比。难道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专家，都是不会研究历史的？桑兵先生如果不同意这个观点，惠请指正。
桑兵先生说：“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下走不知道桑兵先生在这里所说的读不懂材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连举例都懒得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读错材料，或对材料的史学意义认识不足。这很正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古史常需注疏考证，就因为常常出错。古代史家不也同样是读不懂材料的人吗？如果说读不懂古文，这是全世界的现代人都面临的问题，中国文字的稳定性，造成的影响是最小的。袁伟时先生在讨论国学问题时，就强调要加强中学语文教育。我推测，桑兵先生在中学时代的语文教育，大概是很成问题的。以桑兵先生在本书中常常文理不通的文字修养，他读古文的能力大概也好不到那儿去。如果说的是史学意义，那末，古人完全没有现代意识，他们怎么能读懂现代人理解的史学意义？当年吴晗主张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当时当地人为标准，早就被证明行不通。历史学家岂能追随古人的思维方式？他岂不也成了老古董？我们读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学著作，而且绝对属于中学，不因外来系统而失去本根的名著，但其荒诞不经之处，也比比皆是。桑兵先生是否认为，司马迁也是读不懂材料的人？今人治史（读史与读材料治史是两回事，读史是任何读者都可以进行的，而读史料主要是专业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如果没有清末以来从西方引进的新教育的训练，如果没有五四以来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外来的）的新文化熏陶，当然无法读懂材料，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他没有现代意识。如果今天的“国人”，从小学三字经百家姓学起，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唐诗宋词，汉学宋学无不遍读，他的国学根底无人匹敌，而不接受外来新学的训练，就能读懂材料，究竟这个“国人”是古尸还魂，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并不首先是从史料中来，而首先是从现代生活中来的，人们是为理解现代生活中的问题，去回顾历史生活的。历史学家不是古人，而是现代人。第二是从现代生活产生的方法论来的。因为方法论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现代人已经不可能用司马迁的方法去治史，而必须用现代的方法去治史，也因此要向西方先进的方法论学习，并从中引发问题意识。例如，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问题，对人殉问题的研究，都是向西方学习后提出来的。否则，三代之治的神圣观念，怎么可能去提出这类问题？又例如，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因为中国对世界上不同的人类社会缺乏起码的研究，不能不向西方学习。第三才是从史料中来的。任何研究，都要在前人创造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所谓“外来系统”，是西方先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所以值得我们学习，并引发传统文化中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很正常，为什么要持否定态度？事实上，西方许多先进的人文和科学思想，百年来已经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当然，具体历史的具体结论，必须根据史料，从真实的历史生活中提升而来，不能把国外的生活总结，生搬硬套过来。研究的结果，也可能修正理论，把理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但这并不是要否认原先理论指导的价值。学习的原则，不是照搬照抄，也不是迷信，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综合和创造。这个原则，其实梁启超早就提出来了，他说：“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按：这不是不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朱）；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按：没有外来系统是不行的——朱），得他的真相（按：没有外来系统是读不懂材料的——朱）；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按：这就是综合和创造——朱））；
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按：我们如果能够创造出先进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系统，也是不相凿枘的——朱）。”（《欧游心影录节录》第37页）这个原则是被公认的，不过，道理好讲，做起来很难，才出现了种种问题。
事实上哲学、方法论是没有国界的。当然，世界上也没有完美无缺的方法论，任何方法论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而哲学、方法论一直在发展过程中。这种发展，主要不是来源于已经不再变化的历史，而是来源于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在发展。由于我们在学习上也停滞在落后的观念和方法上，缺乏创新，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这是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比顽固守旧，坚持当时当地已经落伍的人文、社会框架，仍然是一种进步。我们应该明白，认识是从比较中来的，这是起码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没有世界的眼光，是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李约瑟作为一个英国人，带领几个海外华人，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国内无人能比，就是因为他们有世界的眼光，有一个好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如果“国人”埋头研究中国，而不去认识世界，那他是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那只能叫坐井观天，象清朝的士大夫那样，因为不认识世界，只能夜郎自大。古人早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桑兵先生总不能连这点国学基础也没有吧？
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系统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在文革的十年时间，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与其他文化领域一样，陷入荒漠化时期。而在美国教授费正清的直接培养、支持、影响下，美国、法国和台湾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费正清教授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学者，国内也没有哪一个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他的影响可以与费正清相比。在此，下走要向桑兵先生推荐我读过的三本有中译本的美国学者的著作。第一本是孔飞力的《叫魂》，第二本是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三本是顾德曼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者是如何把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结在一起，深刻地剖析一个社会现象的。他们运用西方系统，把中国的材料读得很好。他们的视野与方法论，目前的中国学者还不易做到。因此，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中国学者达不到的成就。至于桑兵先生提到的美国学者季家珍的大著，下走不懂英文，没有读过。但季家珍在近代史所进修期间，我与她切磋学术问题有一年多，她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布局，征询过我的意见。我相信，她的学术系统，与我的学术系统，不会因为中西文化冲撞，导致双方的文化变形。中西文化的交流，对中西双方都是必要的，有益的。学术的交流，也是个双赢的结局。现代的学术是国际性的，国外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成就，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外来系统”，就会更难识中学的大体，就读不懂材料，就不会研究历史，就会失去本根，这样的危言耸听，不免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序》）难道桑兵先生要我们回到那个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重新向西方学习，邓小平为此制定了宽松的留学政策，海归派也受到广泛的欢迎。难道史学领域海外留学竟成了学术发展的障碍？谁能相信？当然，海归派也有三教九流，用洋教条吓唬土包子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不能因噎废食，只能要求努力上进。人的能力各有不同，我们不应该要求人人都达到陈寅恪的水平，何况陈寅恪也不是世界级水平的学者。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史学的专业学者，他在国内教育中，得不到现代教育的足够训练，没有足够的繁荣的现代文化底蕴的熏陶，也就是缺乏社会文化基础。到国外留学能够学得一端，或者只是拿到一个学位，表明他接受基本训练合格，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希望他们以后勤勉治学，有什么理由去讽刺他们？即使如鄙人那样，只是在有限的学术会议上与国外学者交流，在论文中也用几个时髦的词汇，偶尔还有用错的，只是表明自己还愿意学习，也不是什么罪过。何必把“今人”统统抹杀，唯余一个“国人”？
二 所谓“细分化”以及学术风格问题
桑兵先生说：“由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人中西两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识也难免门户之见，更不用说望文生义的格义附会。而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一孔之见，所谓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学不成则术大行其道，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不断趋时，又不断过时，症结之一就在于此。”（第3—4页）这段话说得太抽象，而且逻辑混乱，把不相关联的问题，杂糅在一起，象原始人那样把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又提升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学术问题。一些含义不明，或者把局部问题放大为整体的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例如，什么是“资源掌握者”？究竟是胡适在误导，还是鲁迅在误导？现代科学和学术，走的都是专业化的道路，没有分科研究，就没有现代科学和学术，这同桑兵先生指责的那种学风毫无关系。现代全世界的学者，都是桑兵先生所说的“细分化”（这可能是桑兵先生的专用术语）训练出来的，脑外科专家与胸外科专家不是一个科目，脑外科专家不会去做胸外科的手术。据报道，中国产业化过程中，农民有个伟大的创造，一个村，甚至一个乡，只生产一种零部件。广东的许多企业，不过是成品组装厂，其零部件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美国是个“细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波音飞机的零部件也有在中国生产的。其实，她的人口和人材，也是从世界上“采购”来，按照美国精神和法律体系加工和组装的。下走正在美国硅谷探亲，这里的IT产业人才，主要是从印度和中国“采购”来的，粗劳力则是从墨西哥来的。彼此语言不通。中国人来了以后，仍在华人社会中交往，有些人来美数年，英语日渐退化。但美国社会仍然管理得井井有条。下走女儿在一次长途旅行中，发生了一起轻微的追尾事故，她还没有从事故中反应过来，警察已经到了跟前，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根本不可能发生事故双方互相争吵，路人围观，警察不知道在哪里，或者消极旁观的现象。难道这也是“细分化”的社会恶果？我不知道桑兵先生对全世界的“细分化”问题是否也有研究？西方“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者，绝大多数对中学一无所知，还不如中国学者中西兼通，是否问题更严重？下走很无知，当然无法讨论，在这里也没有讨论的价值。
至于下走拜读的桑兵先生的大著，也是“细分化”的产物，而且问题似乎比较严重。桑兵先生及其大著是否也因此“学术侏儒化，……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桑兵先生为了纠正自己“细分化”的学风，是否准备以身作则，学习周谷城先生，“直接”根据史料，写出《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以证明桑兵先生愿意成为史学通才？
“近人好分纯学术与致用之学，至今犹然，而美其名曰思想与学术之分别。仔细观察，所分不在内容形式，而在难度。”（第16页）下走学疏才浅，只知道把学术和政治分开的观点，而不知道有把思想与学术绝然分开的观点，也不知道桑兵先生根据什么人的观点批评的。至于基础理论研究，虽然与应用科学有区别，但也并非不致用。桑兵先生在下面也没有以严密的逻辑，来说明为什么纯学术难，而致用之学易。因此，桑兵先生接续写的一段话，与上面的问题无关，下走只好另行分析。（本文写作的难度，也在于桑兵先生思维跳跃，无因联系太多，让下走这个庸人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近经济学的“博弈理论”的研究者，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他们的成果的价值，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也正在学习、研究、运用博弈理论。在这里，第一，这个外来系统，不会阻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使我们学会更好地投入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去。如果自己没有学好，也不要去责备这个外来系统不适用于中国。第二，任何学术体系都是有缺陷的，都是要发展的，如果有人对博弈理论提出批评，也是正常现象。正象对马克思批评的同时，也要承认马克思理论创造中的公认价值。第三，这里学术和致用无法区别，思想与学术也没有办法区别。如果这两位学者，没有很好的思想与哲学方法论，是不可能得出他们实用性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第四，博弈理论是致用之学，其研究对象不是那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性的。但我不知道桑兵先生的纯学术为什么比博弈理论研究的难度更大。桑兵先生自封为是“仔细观察”的结论，难道不是信口开河吗？“凡治学者，当有自觉，以免名不符实。”（第16页）信哉是言！第五，在不同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之间，一定要分个高下，也确实很难，又何必一定要争高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在同一学科中，是否有所创获，是不难判断的。问题只在于是否有个良好的评价体系，而不是“细分化”有什么罪过。
下走15 岁立志治史，按照桑兵先生的观点，也是不会治史，读不懂史料的人（下走的多部学术著作，曾送呈桑兵先生，但桑兵先生未曾惠予赐教，下走到底读错了多少史料）。因为没有硕、博士的资历，得不到名师的系统指点。由于四清运动和文革的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正式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开始几年，仍在学海里盲目地游泳。一天，学长王学庄对下走说：“我搞的领域已经够宽的了，你比我还要宽。”经此训诲，决心深入进行专题研究，才小有成就。确不料经桑兵先生指点，才知道上了王学庄的当，掉入了“细分化”的泥淖。幸好，下走不爱琐细，陷得不深，研究领域涉及整个民国时期，另有一篇上下4 千年的论文。桑兵先生一个小小的保皇会，竟然要化去十多年的功夫，他哪有时间去研究三皇五帝？是否更应该反省自己细分化的错误学术路向呢？而且，他还要求其他学者“十年磨一剑”，岂不误导后学？幸好，据桑兵先生说，目前“无人肯做此事”。（第18页）。只有桑兵先生本人的这个课题是十多年磨一剑，犯了最严重的“细分化”错误。（实际上，据我所知，茅海建先生就是十年磨一剑的学者，茅先生与桑兵齐名，有必要提请他早点回头是岸）。说实在话，下走是不喜欢十年磨一剑的，对于一个子课题，只求有所突破而已，历史学需要研究的领域太多太广，实在精力不足。所以，我的兴趣更多地是在长时段、宽正面研究的领域。但如果在微观的领域，不能深入研究有所突破的话，宏观的观察也很难把握正确。所以，下走的学术研究，在尽自己的能力，把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用工字型法研究民国历史。下走能力有限，只是尽心做事而已，不求成为超人。下走的学风在《孤独集•自序》中作了说明。下走并不认为，学术界同人都必须学习桑兵先生的矛盾说教，而落得无所适从。每个人都有创造自己风格的权利。
毛泽东曾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是多元的，学术风格也是多元的，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风格，也许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但从学术发展的总体来说，则是互补的，不同学派的争鸣，促进学术的发展。这么浅显的道理，桑兵先生想必也明白。或许他的个人遭际有什么不平，极而言之，把某些表面上的现象联系，变成整体性的本质联系。但桑兵先生已经名利双全，大可宽容淡泊一些。
桑兵先生说：“自‘新史学’倡行以来，政治史研究颇受非议，实则中国固有史学以政治史为大宗，是受历史文化的特性所制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所致。”（第16页）下走不知道桑兵先生所说新史学，是指近年流行的多学科研究历史的方法，还是仅仅指梁启超提倡以来的新史学。其实，政治史研究在西方也一直是主流，对政治史研究的挑战，也来源自西方。这一问题并不是西方对东方的挑战，桑兵先生何必强调中国特色？自马克思以来，人们认识到经济生活对政治的制约意义，以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才扩大了研究领域。而法国年鉴学派，更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涉及琐细。下走见到过一位法国学者，正在研究中国天津的自来水厂的发展，见到过一位美国学者，正在收集上海各大医院的病历，研究上海解放前的疫情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有片面地放弃政治史研究的倾向，但事实上，既然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甚至是主导领域，政治史研究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但也要看到，现代学者的视野已经大大开阔，仅仅从政治生活研究政治，已经远远不够了，只有对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对政治生活有深刻的理解。桑兵先生把政治史研究仅仅看成是中国的特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实在太肤浅了。难道中国社会的特性只有政治生活，没有经济生活，家族生活，宗教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吗？桑兵先生提倡通学，是否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
桑兵先生说：“凡讨论学术，对于时贤（按：当代人写如此文字实在太酸），应取其所长，而不必究其所短，庶不至埋没其苦心孤诣。”（第17页）下走不才，实话实说，喜欢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不喜欢说奉承话，而且，下走现在的处境也已经是死猪不怕烫。要不何来学术批评，何来取长补短？本文也是如此。桑兵先生既说“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第3页），又说“似乎治晚近史事者毫无规矩可言，也无训练的必要，信口开河，反而美其名曰见仁见智”（第13页），又说“十年磨一剑”，目前“无人肯做此事”。（第18页）把百年来的学术努力，一概抹杀，又何来时贤？又何必侈谈“应取其所长，而不必究其所短”？说来说去，时下“真正高明的学人”到底在哪里？当代中国都是凡人，庸人，甚至是骗子而已，不仅如此，“不幸人类尚在茫然”。（第16页）圣人不出，奈苍生何？在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我真为中国学术界有这样的历史观感到羞耻。
三 关于治史的目的
桑兵先生说：“治史之难，局外人何尝能够体会万一，其中的艰辛与乐趣，何足为外人道哉。”（第2页）
治史很难，下走也有同感，但各行各业都有困难，只是各不相同，没有什么神秘的。说这种话，不过是故弄玄虚，抬高自己而已。史学是人文学科，从学科本性来说，是最贴近众生的。史学的叙事部分是可以同任何人交流的学科，只是在理论分析部分，比较专业。治史之难，局外人是最容易理解的。以桑兵的逻辑水平和文字水平，本书确实难读，也不是写给外行人看的，何必如此标榜。下走体会史学工作的难处，可以同桑兵先生交流，也给局外人一个交待。治史之难，首先是因为其他学科同活人打交道，而史学工作者是同死人打交道。考古工作者还与死尸打交道，而我们只是同死人留下的死文字打交道，而且，有些文字也已经死去，难读难懂。要体察古人的感情，其难度可想而知。第二，古人留给我们的材料有限，加上中国文化落后，档案资料不全。真相难明。有些事情，即使长期探索，也无法研究清楚。-我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拿坡仑战史，如此详细的资料，中国近代史上很难找。我读美国公布的外交文件，来往电信，非常系统、。这样的系统资料，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中共的资料比较系统外，很难再找到其他系统资料。只是中国古代史的资料在世界上比较先进，所以，中国是唯一能够编出一部地震史资料的国家。第三，历史生活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而历史工作者的工作方式，非常烦琐。例如，要把史料核对正确，就很费时间，有时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也应该核对无误。查找资料的效率很低，也很烦琐。因此，很难拥有学术研究需要的完备知识。第四，资料的封闭和个人垄断，增加了史学研究的难度。不仅是管理部门，也包括学者之间，不能开放史料，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效率。第五，史学研究经费不足，工作条件艰苦。下走出差收集资料，常常只能借住亲戚家，有一次借住刚刚装修完毕的房间，住在地板上两天，腰疼非常，几乎生病。当然，现在桑兵先生的条件已经今非昔比，但下走依然如此。另有一个中国学者特有的问题，桑兵先生已经暗示到，本文就不说了。我想这5点已经把主要的问题说到了，下走是局内人，难道还有9999个问题没有说清楚？
至于乐趣，各人兴趣不同，有时难说。当然，创获总是乐趣之一，知他人所未知，与挖得内幕新闻，是同一个道理。垄断资料，在某些人那里，也是一种乐趣。甚至借古人指天骂地，也可以是一种乐趣。增加人生修养，当然也是一种乐趣。各人品位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再如下走，从来就只是一个兵，连什么学会的理事、委员之类头衔都是捞不到的，凡事都得求人，也没有门生可供驱使，现在已经沦落为给女儿当保姆的地步，仍然敢于傲视群雄，批评当代大学者桑兵先生，也是一种乐趣。桑兵先生不愿意与人同乐，我觉得非常遗憾。
桑兵先生说：“曾告诉门下诸生，不要仅凭著述妄议前人，治学为己之后方可为人。‘述’而不作者往往更加可畏。可否出手，须事先掂量是否经得起彼等法眼……如今，海内外学人对‘述’而不作者多有误解，殊不知学问之事，为己者多，为人者少，大半只可宣之于口，而不宜诉诸笔墨的。”（第18、19页）
其中特意提到敝学长王学庄，“所谓著述可分四等，又论高明与否，不仅一人，当时心中潜影，主要为王学庄教授。”（18页）下走没有读过桑兵先生以前的有关宏论，加上“外来系统”的关系，虽属当代人，仍读不懂这段前言不搭后语的史料。“‘述’而不作”，这种来自西方外来系统的广告式垃圾语言，也出自大学者之手笔，愚昧如下走也觉得非常遗憾。至于学庄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追求完美，淡泊名利，现以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著作甚富，而不能完稿面世，他既不是教授，也无学生可供口宣，同人无不为之惋惜。桑兵先生著作等身，门生如云，名利双全，人生态度与学庄兄不是同一类型，出此不负责任的话，实在是误导后学。教学与研究，虽然各有所长，但学者若不以著述传世，难道烂在肚子里的学问也能传世？何曾见过谁是靠烂在肚子里的学问流芳百世的？也许鬼谷子算得上一位，但得考证一下历史原因。司马迁、王船山这类“真正高明的学人”，其著作虽然为形势所迫，“藏之名山”，仍然是要传给后人的。国家社会给予学者报酬，无论厚薄，都是要求他们为社会服务，并非无端养人。古代史学讲究经世致用，现代史学虽然主张学术中立，但中立者不是不为社会服务，而是以中立求真，为社会服务。如果只是修身，何不入山修道？或者学学李叔同即弘一法师的苦行？菩萨尚且要普渡众生，我们凡夫俗子，何必徒耗国家工资和课题经费？须知学海无涯，如要修身，不妨清茶淡饭，先把十三经、二十五史读熟，再来治治“中学”吧！研究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如同白驹过隙的保皇会，就耗去了大半精力，能读得多少书？修得多少身？“细分化”之害，可想而知！
桑兵先生的导师章开沅先生主张“参与的史学，史学的参与”，这一主张符合中国的史学传统，不见得是“外来系统”。桑兵先生为什么不遵循中国文化传统，尽弟子之责，予以宏扬？下走虽然景仰章先生的学问人品，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仍斗胆对章先生的主张持有异议。下走以为，讲参与有参与哪一派的问题，但下走的观察，哪一派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下走一心治学，对哪一派都不想参与。而学术的求真本性要求研究者持中立的态度。学术研究者中立而不参与，并不是一种完美，而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因此，每位学者个人参与不参与，如何参与，当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学术中立确实很难做到，有所偏向也在所难免。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社会各种流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表现。
桑兵先生说：“尝戏言以中国学人之众，若下功夫精研各自专攻，后人与外人恐怕难有下嘴的余地。”（第4页）真是妄人妄语。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外国人的文化优势，后人研究前人研究过的历史，也有自己的优势，历史是必须不断重新认识的领域，历史研究也是重新认识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把材料整理完毕，即告万事大吉。焉有研究完毕，留给外星人去研究的道理？何况中国文化落后，人才缺乏，自以为学者众多，只是不了解世界文化的井蛙之见而已。历史是一个大海，难以认识穷尽。下走也以近十年时间研究民国初年历史，对其中的许多问题，仍只能蜻蜓点水而已。若要按照现代史学主张的全方位研究，即使研究1912年一年的历史，集全国史学界之力，研究十年也是研究不完的。
四 关于保皇会史料的解读
保皇会问题，下走没有做过专题研究，义和团运动则作过一些粗浅的研究。因此，对于这方面的批评，只能是从读者的立场进行的。桑兵先生说明，他对这一课题化了十余年时间。下走知道桑兵先生治学勤奋，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也相信，他对保皇会问题的研究，用力甚勤，掘发甚广，是有成就的。但下走仍然要针对桑兵先生自己提出的一些要求，从读者的视角举例提出一些批评。
本书从书名结合内容来看，主要是讲保皇会的勤王问题，而不是全面探讨保皇会问题。对于现代史学的专题研究，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既然主要论述勤王问题，对于勤王事件的缘起，总得有清晰的说明，甚至考证。然而，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尽管是《从救上到勤王》，却对勤王的缘起，连个简略的说明都没有。下走读了两篇，仍然摸不着头脑，只好自己进行梳理。
第一章第二节《归政》中，在第33页，引用1899年7月28日《知新报》文章《论今日变法必自调和两宫始》，有对革命和勤王方略的批评。下走老眼昏花，这是检索到的正文第一个“勤王”词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果有误，敬请原谅。也就是说勤王问题在1899年7月以前，就提出来了。
同一页下一段说：“针对情况的变化，康有为等人调整了策略”。什么策略，没有说明白，仍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不过还好，接下来有追叙说明。即4个月前，梁启超发表了《论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一文，后来欧榘甲又发表了《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一文。桑兵先生的引文中虽然没有勤王字样，但桑兵先生说明：“重心显然在于依靠民间力量勤王举义”。不过，第一，桑兵先生没有说明，康有为是否有勤王的主张，第二，上述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要读者自己到注释中去找。因此，读者对事件演变的时间顺序很模糊。
第二章第一节《重在两广》，第64页引用康有为致井上即梁炳光的信，桑兵先生说明：“据此可知：一、保皇会决定具体的用兵方略，应是1900年2月的事。”本来，这应该是归入上一章上一节《勤王》叙述的，大概是学习小说章回体，延搁下来。读者总算知道康有为有勤王的举措。
65页下一段，桑兵先生总算告诉读者：“戊戌政变不久，康有为等人很快决定以勤王为救上复政的重要途径。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布勤王号令。”但第一，为什么不在第一章第一节《救上》中告诉读者？第二，既然1898年已经决策，又为什么说是1900年2月才决定，期间的关系和区别在哪里？
接下来，又是一个倒叙：“这一武力倾向的呼吁，改变了空言复辟和一味依赖外援的被动。此一变化，很可能与唐才常的到来有关。”然而，本节开头第一句，桑兵先生已经明确指出：“武力勤王计划动议于唐才常。”如果这句话就是根据所引宗方小太郎的回忆，那末，一则孤证难立，二则所引宗方回忆，也没有说是唐动议勤王。那末，“勤王”的政治路线，究竟是康有为自己提出的，还是唐才常提出，康有为同意的？唐才常动议说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说，桑兵先生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对“勤王”主张的缘起，并没有搞清楚，而且，没有根据考据学的方法，进行严格的资料排比和推理。叙事的混乱还在其次。桑兵先生即使没有搞清楚，也应该向读者讲清楚研究到什么程度。敬请桑兵先生好好向已故前辈罗尔纲先生学学做考证的功夫。下走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拜读罗先生的大作了。
桑兵先生认为：“研究历史，不仅所论必须有据，更重要的是，作为论据的材料首先应当经过内证与外证的一套复杂检验程序，而检验的目的，不单是判断该史料是否可信，而要具体把握其可信的方面与程度。”（第13页）
在本书中，自立军是否勤王正军的问题，是桑兵先生论述的一个重点问题。他在绪论中两次重复提到这个问题。因此，在第二章《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一节《重在两广》一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来检验一下桑兵先生的内证、外证功夫的复杂性有多高。他引用了康有为致梁炳光的信，并且予以诠释：
“‘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仆家本将门，又少知地理，综揽大局，专意桂湘，以为桂乃空虚无人之地，湘乃入鄂扼要之枢。吾新造之师不能当整兵，而只可乘虚势。以湘多义士，故嘱黻谋湘，而起点自桂。至于故乡，则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胁外，无用兵理。故任与诸子，及一切京中诸士，皆主谋粤，而仆前后皆决弃之。任前后十余书，皆已驳斥。是时惟黻赞此议，诚为绝识也。……前后同仆议者，惟一黻丞，而其后来经营六省，亦竟忘专力于湘之一义矣。以黻之才识绝人，而犹如此，盖久则易移也。即仆虽见及此，卒亦不能力持，而为众所夺，是亦仆之罪也。’据此可知：一、保皇会决定具体的用兵方略，应是1900年2月的事。二、其主要战略方向是‘专意湘桂’。三梁启超对此计划不以为然，其他康门弟子乃至京中诸士，也主张谋粤为先。四、唐才常是惟一支持康有为决策之人，但他后来也转而经营长江流域中下游六省，并非专力于湘。揆诸史实，其说多能得到印证，尽管其中也有若干不尽不实之处。”（第64—65页）
读者也可以复检这段史料。本来，如此重要的史料，既然有不尽不实之处，桑兵先生就应该马上给读者指出来。下走在此也只好偷懒，仅仅按照康有为的叙述来解读历史，与桑兵先生的解读比较一下。
第一，根据康函，我们得不出1900年2月是保皇会决策的时间。桑兵先生在注释中说：“编者系是函为‘光绪二十六年作’，然函中有‘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以及‘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当写于1901年2月底3月初。”桑兵先生先用康有为函来证明决策时间，再用决策时间，来证明康函时间，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考据学上最大的忌讳。也许桑兵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但他的证明方法也是错误的。他应该把内证外证功夫在这里给我们展示出来。在第67页，桑兵先生终于又给读者一个信息：“康有为所说的‘去年决计用兵’，具体而言是‘自正月发策’，即1900年2月才决定用兵方略。”“自正月发策”系引自康有为致邱菽园函。严格说来，“决计用兵”与“发策”，不一定是同一件事，不能互证。而阴历正月，也不能对应为阳历2月，这是常识，为严谨的历史学者所不取。其实，根据桑兵先生在第78页再次引用致梁炳光函时，读者可以看到：第一，信中即有“去年正月创议之时”字样，不必另找月份资料。“创议”、“发策”一类字眼，从字面上是分不出什么本质的区别的。第二，“君遂返港”一句，如果下走没有读错的话，应是说，我怕你在正月十三日就回到香港去了，所以，现在就给你写这封信。那么，估计这封信不是写于庚子年底，就是写于辛丑年的正月十三日前。一般说来，庚子年底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因为如果这封信写于正月里，就不用写“正月十三”而只写“十三日”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推测，不是证明。应该明白告诉读者，辛丑年元旦为西历2月19日，也可省得下走去查万年历，你偷懒了，读者就辛苦了。因此，很难否定2月上中旬写这封信的可能性。关键还在于，如果我们按照桑兵先生“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历时两年”（80页）一说，并根据桑兵先生关于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信，说康“已在为勤王运动作收场总结了”（第77页），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去年正月创议”一说，就不能排除系己亥年正月（即1899年初）“创议”“决计用兵”的可能性。从1899年初到1900年11月不足两年时间，如果从1900年2月算起，就不足一年时间了。因此，桑兵先生的判断是自相矛盾的，他必须提供更坚强的证据，来证明他的1900年2月康有为决定勤王用兵的决策一说。否则，仅仅只能说是一种估计或推理。
第二，“专意桂湘”不应被误作“专意湘桂”。显然，桑兵先生对军事不在行，因而没有读懂康有为的战略解释，把湘、桂的战略地位看成是一样的。下走在此代桑兵先生解释：康有为显然是在机械地模仿太平天国的战略路线，用兵的重点不在广西，而在广西起兵后夺取湖南。因为广西方面清廷兵力空虚，康有为不认为在广西起兵后会发生激烈的战斗。而夺取湖南，也比较容易，在当地还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多义士”），也就是可以为进取湖北奠定基础。因为湖北清军的兵力比较强大，必须准备激烈的战斗。如果在广东、湖北起兵，一开始就会发生激烈的战斗，“新造之师”怎么能取得胜利？
第三，康有为虽然主张以桂湘为正兵，但他在事实上不具有作为统帅的军事权威，因此，这一决策没有执行。连他自己都“不能力持，而为众所夺”，也就是放弃了这个战略方案。因此，桑兵先生所说的广西一路是正军，只是康有为的一种设想，而不是已经落实的部署。因此，勤王运动在事实上没有正兵。
第四，本节标题为“重在两广”，在康函中没有得到证明。由于康有为没有权威性，不能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奇正或偏正的问题。曾国藩特别重视用兵的主客奇正问题，康有为既是将门之后，大概也知道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建议桑兵先生好好读读曾国藩的有关论述，以便更好地读懂康有为的史料。桑兵先生在182页分析说：“庚子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既互为联系，又各自独立，彼此交错。”也就是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是独立进行组织活动和指挥的，并不是属于保皇会的一支附属部队，那就更无所谓偏正的问题了。既然“正兵”问题，只是康有为的纸上谈兵，并没有成为事实，桑兵先生何必如此认真地去辨正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此外，既然庚子勤王运动的其他两部分悄无声息地烟消云散，把真正发挥社会影响的汉口自立军说成“一枝独秀”，作为修辞来讲，也没有什么错，因为其他两枝不秀。桑兵先生也许对“独秀”一词不太理解。
根据桑兵先生的书名，本书是研究1900年的勤王运动以及整个晚清时期的政治局面的。从历史实践的视角看，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的牺牲发生的实际社会影响最大，也就是对晚清政局的实际影响，要超过康有为、梁启超在两广的活动。因此，作为专题著作，自立军和唐才常理应是本书的重点之一。桑兵先生书中说到“武力勤王计划动议于唐才常”（64页），而唐“才识绝人”（第65页），但本书把自立军的问题分割介绍，无头无尾，难以给读者留下完整的印象。难道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是不能诉诸笔墨，告诉读者，而只能向门生口宣的？
桑兵先生为了强调偏正问题，以及对保皇会的筹划进行分析，多次提到康有为的活动经费和对经费的分配问题。第71页：“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他力劝邱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将原定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邱在捐款10万元之外，再借款10万元捐赠。”第84页：“保皇会海外筹款三十万元，长江方面只分到四万，其中三万还是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由保皇会分拨的仅一万。自立军失败后，唐才常声名远播，康有为诡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举义而响应’，故意将湘鄂偏师说成主力，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责。实际上，当时保皇会的决策是：款多‘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第88页：“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30余万。截至6月底，除邱菽园的12万外，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5万5 千。”其中对邱的捐款注释说：“先捐10万，3万付给唐才常，7万陆续汇往澳门总局，后又捐5万。”第166页引唐才质所编《唐才常烈士年谱》：“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爰（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第202页说：“兴中会的最大弱点是财政不足，而保皇会拥有大笔海外捐款，这应是孙中山锲而不舍地寻求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的问题多多，不是讲求内证外证的桑兵先生，应该让它们在专著中出现的。
第一，邱的捐款究竟是多少？各说无法统一，桑兵先生应该在考证的基础上列表说明。第二，邱给唐究竟是三万，还是二万？说法也是不统一的。第三，唐的经费是三万还是四万，说法也有矛盾。第四，保皇会的筹款数究竟是三十万还是三十多万？限于资料或数字要求不必精细的问题，可以不精确，但不可随意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第五，“专事故乡”是梁启超的意见，而且排除了广西，因而不是保皇会的决策，因为保皇会是由康有为主持，桑兵先生一再说他“专意湘桂”（应是桂湘，桑兵先生多次说错）。第六，“元”是什么币种？当时中国币制混乱，海外捐款按理币种也很复杂，即使是鹰洋和龙洋，在实际价值上也是不统一的，桑兵先生是个严谨的学者，为己还是为人都应该经考证后有个说明。第七，唐才常既然是独立的，那末，保皇会对自立军没有拨付经费的当然责任，也就没有偏正问题。四万元的支持，应该说是尽了协作的责任的。而且，康有为的事后宣传，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立军作为勤王运动的先发部队，既不等于正兵，也不是什么偏师，它在军事上有不可低估的独特价值。偏正问题，看来只是后出外来系统读不懂材料的结果。第八，桑兵先生一再强调保皇运动的海外动员作用，但从经费来源来看，它的动员作用非常微弱。邱是具有传统士大夫意识的海外华人，除了邱一人独任二十万元外，海外捐款就微不足道了。何来“全球华侨的第一次政治总动员”（第456页）？孙中山不是已经在1895年以后，就在华侨中动员了吗？后来陈嘉庚追忆侨界风气说：“华侨社团之知为国家社会服务，乃仅民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之事。在三十余年前，中国人国家观念甚薄，更不必说要为社会做事。甲午之役，满清战败于日本，割让台湾，无异福建被割去一臂，但其时大家仍不知苦，虽知清朝之黑暗而不知设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最大原因，在乎缺乏爱国教育，盖当时在满清压迫之下，读书人无法获得自由研究，而在海外地方，也只能学些做奴才用的知识。在民国成立以前，星加坡只有三数华校，每校学生不过三四百人，及至民国成立，才渐渐进步。”（陈嘉庚：《祖国光明在望》，《陈嘉庚言论集》第52—53页）。不应该夸大保皇会对华侨的动员作用。第九，下走要强调指出，经费问题不是勤王运动成败的关键。后来孙中山也多次强调经费不足导致失败，这样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已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所证明。一场运动的实力，也不能以经费论，而要看它的实际动员能力。保皇会区区30多万元的经费，对于一场靠收买会党的运动来说，几乎微不足道，当然难以达到目的。30多万元的概念，不过相当于现在1200万元——150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卖掉他们的住房，也可以筹到这笔经费。这点经费能支持一场涉及全国的运动吗？“造反”者是要用非常手段，即剥夺或曰掠夺的手段，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经费支持的。把区区30多万元说成“保皇会拥有大笔海外捐款”，也太缺乏理财常识了。不知道桑兵先生是否上街买菜？
下走道听途说，西方学者有研究社会动员问题的，下走不才，没有去读这样的书，但仍然觉得很受启发。章开沅先生主张长时段研究，下走也深受启发。因此写有《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与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一文，可惜，文章拙劣，为2001年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评委们所淘汰。但不知道怎么搞的，2、3年之后，在非典流行期间，象非典那样在网上流传，误导青年的罪行，莫此为甚。为了桑兵先生不要重蹈覆辙，奉劝桑兵先生学学有关社会动员的理论，再结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史料，看看太平天国是如何动员的，义和团又是如何动员的，辛亥革命是如何动员的，中共又是如何动员的。再看看，美国革命是如何动员的，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动员的，日本明治维新是如何动员的，等等，再用长时段研究法，来解读保皇会的勤王运动是如何动员的，那就大不一样了。桑兵先生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平生”磨一剑，让门生在先生百年后根据先生口宣去整理成书，一定是世界级的水平。其实能得一端也是好的，干巴巴地说保皇会，不知道前因后果，满足不了现代史学的要求。事实上，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在动员方式上，是一个类似正反合的过程。保皇会的动员方式，应该放到整个过程中去理解。
保皇会与革命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也是桑兵先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桑兵先生说：“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维新人士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对待，成见过甚。康有为、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与现有的研究状况完全不相匹配。”（第8页）“今人常将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对于革命风潮初盛的作用比喻为种瓜得豆，实则梁启超当年本来就是真心种豆，只是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局面果然到来之际，逆流而动，自悔初衷，从弄潮儿变成异见者。以今人的眼界看，革命与否对于社会发展的利弊尚可讨论，但回到历史现场，尽管一段时间内革命与不革命还能平等对话，可是后来的历史进程却是革命狂飙的高歌猛进，以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上革命的色彩越来越浓重，异见变成异端，革命与否成了区分正邪是非的标尺，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后人眼中因而不免褪色。”（第386页）
诚然，以往中国历史学在政治的影响下，以革命划线，将革命神圣化，贬低或否定其他政治或教育、实业界人士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当代中国历史学者正在扬弃这种历史观（但也不可一棍子打死）。各种派系及其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往往功罪并存，因此，历史学家并不适宜用道德问题去评判历史人物，而应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理解他们的奋斗和生存方式。这方面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中国的历史学还很落后，并不仅仅是一个保皇会的问题。
对保皇会的研究，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很难说不相匹配。与革命派的孙中山相比，当然显得薄弱，但与其他问题相比，也很不错了。在下走看来，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是三个人，即曾国藩、孙中山和毛泽东。曾国藩的思想和事功对后人的影响，不是康梁所能及的。但对曾国藩的评价和研究，远比康梁为弱。桑兵先生突出政治史研究，是他个人的事，但现代史学要求全方位地研究历史，理解历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就非常重要，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显然也不为桑兵先生所重视，他甚至没有在他的研究中运用币制史的常识。历史学家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行为模式中，桑兵先生也不例外，这里只是提请注意就是了。
所谓维新派、保皇派，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主要是一个拓荒者的作用。但中国社会发展自有自己需要解决的矛盾焦点，如何找到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钥匙，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努力的。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的努力，但每一代人都不能适应继续发展的要求，只好把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让位给下一代去解决。对于康有为来说，他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发挥作用的时间，不足10年，保皇会结束后，他的影响就很微弱了。梁启超的影响时间要长一点，大概是二十年时间，护国运动结束后不久，就淡出了政治舞台。当然，他的思想和文章影响要更深远一点，但也无法同孙中山相比，孙中山到现在还是海峡两岸沟通的桥梁。
保皇会、康、梁等人跟不上时代，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革命思想，梁启超有“革命”思想，也不能说就光彩照人。他们的现代意识和行为方式，跟不上时代，不适应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这是个自然流程，是一个4亿人口和国际社会参与的命运选择，并不单纯是某一个集团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以毛泽东之雄才大略，到文革时期，也已江郎才尽。康、梁开始接受、宣传现代意识，但能够接受他们宣传的人数和范围其实很小，而他们接受的理论教条和他们的实际思想，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桑兵先生说：“保皇会奉行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闭式组织方针，以君、亲、师的旧式纽带定亲疏，令人才不足的痼疾更加严重。”（第83页）他们在实际上还很传统，还维持着中学的根本，他们的实际思想和行为方式，与属于外来系统的民权理论和实践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无论怎样宣传民权，提倡“革命”，那样的传统习惯，对于他们的命运，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许多提倡民主的中国人，对不同意见，连一点宽容精神都没有。甚至下台讲民主，上台讲独裁。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句名言，都被玩弄得毫无价值了。桑兵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但没有深入思考。康、梁身上的光彩与巨大影响，是被他们自己消除的，怪不得别人。桑兵先生自己叙述说：“梁启超因‘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康有为则一意孤行，坚决反对再用武力。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桔次感叹道：‘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第90页）到了这个份上，桑兵先生还要当时当地人，怎么去承认他们的光彩？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当时人眼中已经褪色。桑兵先生这个后出外来系统又为什么要与当时当地人相枘凿？其实，历史学家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也有臭皮匠），可以理智地承认他们的光彩时期。当事人则为生死存亡而斗争，发生片面性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历史学家还需要向人们解释：为什么第一代改革派，那么不成气候？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人格低下吗？还是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桑兵先生如果轻视社会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境界很难达到他自己的要求。
桑兵先生的大作，除了上述问题之外，逻辑结构和语言文字，还有一些不小的问题，在上述的讨论中，陆续有所提及。即以书名论，即文不对题。“庚子勤王”有两种政治性质相反的勤王，如以标题论，就应该叙述清廷在遭到列强军事侵略威胁时号召的勤王。而两种勤王对晚清政局的影响，自然也是基本的内容。但实际上，本书主要论述保皇会的勤王运动，而这个运动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则很少涉及。又如，第一章标题是《从救上到勤王》，主语只有一个，而各节小标题为《救上》、《归政》、《立储》、《保皇》、《勤王》，在事实上变换主语，而不予以标明，就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读者是看不懂的。至于互相矛盾和文理不通之处也所在多有。例如，陈宝箴究竟是赐死（第151页）还是猝死（第215页）？“猝死”是医学术语，不可乱用。再如，“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第200页、262页），文革时平反一个人常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制造冤案辩解。“空穴来风”，也就是无端起风波，既已说明是空的，哪能再以“实因”对称？第387页评价梁启超说：“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流质易变之人，处于易变过程之际，不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暗两面之我也各自不同甚至彼此交战。”文字实在难读。什么叫“流质易变”？“流质易变”的人，能光彩照人吗？固定的解释固然不妥，用一些模糊的词汇随意地加以抒发，岂是严谨的史学著作？桑兵先生研究专题，以用功深邃，资料收集详备见长，但理论分析和宏观观察，以及文字表述，显其所短。不能搞史料崇拜，进得去出不来，更不宜因过分追求完备，而影响自己的视野。这是下走的忠告。
此外，近几年，学术界有把论文经过拼装，改造为专著的现象，这是一种学风浮躁的表现。或许作者是碍于出版社的要求，但同样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既然是专著，就应该有完整精当的布局结构。本书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结构松散，重复严重。桑兵先生在《绪论》中说：“加之各章的写作历时十余年，情节与论据的安排难免有所重复，成书时尽力做了调整。”（第12页）真的尽力调整了吗？例如，关于史料问题，桑兵先生在《绪论》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说明，但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等处一再重复。又如第十二章的内容，与前面所述也有很多重复之处。而关于所谓主力正军问题，更是不断提出。删除这些重复，是作者对读者应负的责任。桑兵先生何曾“尽力做了调整”？桑兵先生写文章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本来就非所长，强调慎重出手的桑兵先生，又为什么不多修改两遍而要仓促出手？事实上，调整布局，删除重复，对于一个写作长才，花不了多少时间，出现这种局面，只能说是偷懒而已。粗糙成书的结果，就是抵消了桑兵先生成年累月收集资料的宝贵心血，又何苦呢？。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说“史学三长才学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良史难得，能不谨慎？（学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