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提起教育这个话题很难不让人发脾气的。在当今美国，教育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系列寻租的喧嚣和骗局。
首先是公立学校的欢宴，这是自有住房者和纳税人花大笔金钱养活的社会主义式浪费和奢侈，学校的雇员从学校管理中抽出闲暇进行“职业发展”为名的带薪休假，可以为民主党筹款。这里要求男生言行举止要像女生，如果不听话，就强行注射镇静剂。同时鼓励女生像男生一样，从事高科技、数学、和艰苦的体育运动，虽然很少人对这些运动有兴趣或者能力。不论男生女生都被灌输让人怀疑的“多元化”教条和政治正确的观念。
其次有教师协会的欢宴，这里每年工作时间只有半年，公共财政还奖励他们终生的饭碗、可观的退休金。他们的饭碗只有在发生如连续放火或者海盗抢劫一样的严重罪行时才会被剥夺。
其次还有联邦政府教育部的欢宴，当年吉米•卡特总统建立的教育部的部长如今可以召集各地教师协会头目宣布，他现在属于唯一拥有自己的工会组织的内阁官员。教育部也得到政客们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表现亲孩子和亲家庭的姿态，定期把整车整车的纳税人的金钱投向这个官僚主义无底洞。
当然，还有家庭作业的欢宴，阿尔菲•柯恩（Alfie Kohn）在《家庭作业的神话》（The Homework Myth ）揭露出来的事实说明家庭作业不过是让家长为老师打工的工具而已。
还有教师培训的欢宴，这是“专门”训练美国教育者的领域已经被从医学上来讲疯狂的人牢牢控制。你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请大家看看我们教育学院的产物卡本博士（Dr. Kamau Kambon）吧。只有这个反常制度下的产物才能拥有这么多的“专业”学位。根据维基百科条目介绍：“卡本博士拥有教育/历史学士学位，物理教育硕士学位，文学硕士，教育/管理的教育硕士，城市教育/课程和教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哇，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教师培训典型。听听他关于美国教育者最为关心的内容。在F.I.R.E.之来的网站上有几乎无穷尽的教育学院精神错乱的新故事。关于这个话题，丽塔•克雷默（Rita Kramer）写了一本好的书，虽然看后你可能特别沮丧。
但是，让所有这些欢宴相形见绌的是大学的欢宴。这是金钱喂出来的为中下层工人蚂蚁生产文凭的庞大机器。美国家长现在都听天由命，认定自己必须咬紧牙关也要为孩子买来大学文凭，以便让孩子们得到待遇微薄，随时被人替换的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屈就收入高的不会被替换的工作如修理管道，木匠或者电器安装等。
要成为专业人士，你就必须通过各自的认证系统。你或许毕业于法学院，但是要想当律师，就得通过律师考试。那么为什么让渴望成为律师的人上法学院呢？同样的，我们坚持简单的操作员要有正规四年大学的学位。为什么不让他们跟着教学公司DVDs在家里学习呢？等到他们觉得准备好了的时候，参加全国统一的考试。为什么不让律师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在实践中作为契约雇员学习？我感到纳闷的是，上大学竟然成为让人恼火的事情，就像德国上层子弟以获得决斗时留下的伤疤为荣，就像古代中国的女性缠足一样可恶。格里格诉杜克公司（Griggs vs. Duke Power）的著名判例可能与此有些关系（译者注：雇主之规定即受雇者必须由高中毕业文凭，以及必须通过一项一般性智力测验之规定）。因为，在判决起规定违法后，雇主不允许再测验求职者是否聪明，而是把大学学位当作智慧的标志。
接下来请读者见识一下教育学家宝贵的，奇怪的小世界。《纽约时报》的读者在11月26号可以目睹其风采，因为该报纸的星期日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保罗•塔夫（Paul Tough）写的文章，题目是“成为学生需要做什么？”（What It Takes to Make a Student）。文章登在杂志的封面上，题目变成了“仍然拉在后面---缩小教育差距真的需要什么？”差别是什么？“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成绩差距，还是穷人和中产阶级学生的差距”，那么，实际上是两种差距了。
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追赶，要缩小差距需要做什么？我翻到了塔夫先生文章的末尾。
“证据现在非常明显，如果你让一普通的低收入家庭学生进入一般的美国公立学校，他很有可能出来的时候成绩很差。少量的，但是数量不断增加的成功学校证明造成这个结果的是公立学校制度，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建立学校的。我们还可以决定创造不同的体制，以便能够教育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贫穷的少数民族学生达到高的教育程度。现在还不完全清楚这种体制到底什么样子—-也许包括KIPP一样的结构和实践，而且包括高质量的孩子早期教育，以及刺激性措施让最好的老师到最差的学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达到这个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KIPP”是“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的缩写,这是两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大卫•列文（David Levin）和迈克尔•芬伯格（Michael Feinberg）1994年在休斯顿建立起来的大学考前强化班网络。现在全国已经有52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效果很好，不过这并不奇怪。KIPP学校学习时间长（典型的情况7:30am---5:00pm）比一般的学校时间都长，对学生行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KIPP学校在2003年瑟斯托姆夫妇（Abigail和Stephan Thernstrom）的书《没有借口：缩小学习上的种族差距》（No Excuses: Closing the Racial Gap in Learning）已经提到，里面很多东西被删掉了。“它的申请程序倾向于（或者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打击那些不大可能和学校配合的家庭的孩子。确实，这类学校的五大支柱之一就是“选择和承诺”。作为经过挑选的学校的事实与他们的成功之间不是没有联系的，”当然。
教育学家塔夫或者其他人如瑟斯托姆提供的所有建议都不是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回顾一下塔夫的药方：“而且高质量的儿童早期教育”，啊，像头脑启动计划一样吗?那个1965年开始的标志性的“大社会教育项目”（Great Society educational program）现在仍然非常强大。瑟斯托姆报告说他们在写该书的时候已经有2000万孩子通过了这个项目，花费了美国纳税人600亿美元。不过报告继续说来自头脑启动计划的白人孩子成绩变化不明显，是可以讨论的边缘性优势的证据，并没有在相当程度上提高美国黑人孩子的学习成绩。”是否对拉美裔美国人的孩子有帮助我们还不清楚。
同样的是“鼓励最好的老师到最差的学校去”。暂且不论你在对付其工会都配备热核武器的行业这个事实，就算你能建立一个公立学校老师自由流动的市场，最差的学校（市中心专门为黑人社区的孩子服务的）怎么去招揽树木茂密的，富裕郊区的“最好的老师”？另外，到底有多少最好的老师？正如瑟斯托姆指出的，对于学校改革的很多此类建议都假定像KIPPS学校那样的每天工作15到16小时圣徒般的老师可以无限制地供应（如塔夫所说）。我相信有些人选择当教师就是希望每天往返犯罪猖獗，混乱肮脏的内城，每天15小时超负荷地工作，但是我怀疑这样的老师有多少。
如果你读过教育理论方面的著作，你会发现人类的这一个学科竟然能包含这么多的错误和愚蠢。原因之一就是教育学家一相情愿地，实际上意识形态作祟的，忽视理解人类本质，忽视现代人类科学关于人类从童年到成年的理论，从错误的前提中他们推出来错误的结论。
这种新理解是现在的人类比50年前可塑性/适应性更少，包括了所有的教育理论家不愿意思考的“白板”左派（blank slate”leftists）的范畴，其中的理由不难找到。
阅读人类科学最近的结果总是让我想起那些让物质科学家这么着迷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s”）这些是金属合金能够“记住”它们最初的几何，能够通过加热，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变形和压力再返回，或者接近最初的东西”。
人性同样如此。我们来到世界随身带着我们的基因中预先设定的许多生活轨迹。在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对自家以外的孩子交往，结果部分与我们自己有关，部分与我们家庭所在的位置有关。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教育过程，这种家庭外环境的正式化延伸同样与位置关系很大。根据最近的理解，长大成人后人的性格和前程有大概50%是内在的，事先确定了的，大概50%由“非共享的环境”（non-shared environment）形成。（非共享的，也就是说，兄弟姊妹由同一父母在同一家庭长大—--用准确的内容来说是让人争论的概念，但是显然主要是由家庭之外的经历所组成），0-5%由主要是父母方式的“共同的环境”（shared environment）所形成。”
(长大成人后，我们逐渐返回到从前确定的状态，就像某些特殊合金。这是一个让人好奇的事实，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的性格和智慧的继承下来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明显。40岁左右的人的智商与他们的父母或者兄弟姊妹的智商比20岁的人的更接近。传统上对考虑结婚的年轻人的忠告“仔细瞧瞧她的妈妈”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你阅读像保罗•塔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教育理论方面的宣传文章，你从来不会知道这些东西。不错，他很好地谈论了父母教育方面的研究，但是他引用的所有研究都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父母可以用不同的对待方式塑造不同的孩子。父母这样做，结果孩子就会是这样。父母那样做，孩子就会是那样。
他没有引用任何一个研究显示除了非常极端的途径，比如在孩子4岁前一直锁在放笤帚的小屋子里—父母的养育方式对后来人生后果影响很小。（虽然父母的决定影响非共享环境---比如，父母到哪里居住---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父母对孩子凶暴，孩子长大后也凶暴。看到没有？父母的凶暴产生后果。当然，并非必然如此。孩子对父母产生的影响如何呢? 基因如何？孩子有父母的基因，人性的很多特征包括进攻性遗传性是很强的。
对于塔夫来说，基因是胡说八道。你是什么？是否有点三K党或者纳粹味道？不不不，孩子对老师，父母和渴望奇迹出现的政客来说决不是白板。这些让人讨厌的后果，这些神秘的成绩差距，这些辍学者和少年犯不断上升只是因为我们唱起了错误的咒语。
阅读儿童智力发展的文献的好窍门就是任何没有通过对比双胞胎不管是一起长大的还是分开长大的，或者同父异母的双胞胎（fraternal twins）以及非双胞胎兄弟姊妹（non-twin siblings）认真考虑遗传因素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不值一看的。这句话要么是正确的，要么，如果在一群教育理论家聚会上说的时候，保证让你从高高的窗户中被扔出去。
塔夫先生当然不听了。孩子是白板，父母可以在上面画，然后老师在上面画，然后砰的一声，你就成了大人了。塔夫总结了社会学家安尼特•拉里奥（Annette Lareau）有趣的（不受基因影响的）工作“给孩子甲，你得到乙”，就这么简单。我们不禁要问教育学家是否真的养育过孩子，或者是否还记得自己的童年时代。
最后，所有改善教育的左派自由派药方最后都以两个要求结束：政府应该在学校上花费更多的钱，父母应该更加努力地提高养育水平。
不要担心，事实证明了增加经费、提高水平的教育理论的破坏性。不要在乎西方世界人口自由降落的趋势，因为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不断增加。（在美国郊区养育两个孩子，我幸福地然而徒劳地回忆起1950年在英国的童年。那时候，我听到父母最常说的话是“出去玩吧，别忘了赶上回来吃饭。”文明到底是怎样传承呢？）
不要担心蓄意阻挠者，限产超雇（feather-bedding）的教师工会牢牢控制了美国两大政党。不要担心来自人类科学的山一样的证据表明教育学家和像塔夫一样的自由派阵营跟随者所相信的人类本质的说法都是虚假的。不要担心。你知道，为了孩子，教育产业肯定继续。
译自：“The Dream Palace of Educational Theorists”by John Derbyshire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4844&sec_id=4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