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初期，受外界因素影响，两国关系尽管逐步改善，但却一波三折，并不十分顺利。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印边界冲突前后中巴关系发展背后的种种因素，对中巴关系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印边界冲突/中巴关系/美国的南亚政策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作为友好邻邦，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中国把巴基斯坦视作南亚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对华友好也是历届巴基斯坦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对美、对伊斯兰世界关系并列为巴外交的三大支柱。[1]（P206）但是两国全面合作关系在建交初期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关系的影响与制约，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两国才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巴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对于该课题，以有关国家档案资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刚刚起步。（注：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有：Yaacov Vertzberger，The Enduring Entente：Sino-Pakistani Relations ，1960-1980（Abbey Publishing，1983）；
Dennis Kux，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0：Disenchanted Allies（Woodrow WilsonCenter Press，2001））；
Dennis Kux ，India and the Unit ed States ：EstrangedDemocracies ，1941-1991（Diane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993）。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的《冷战与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变化》（载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蔡佳禾教授的《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和笔者的《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也涉及到这一课题。）本文通过对中印边界冲突前后影响中巴关系的种种因素的分析，旨在揭示中印边界冲突在中巴关系的改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中印边界冲突前中巴关系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冷战开始从欧洲向远东地区扩展，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面对严重的外部威胁，新中国宣布在外交上“一边倒”。尽管如此，刚刚摆脱半殖民地羁绊的中国与广大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有着反帝反殖的共同任务，而且，新中国需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打破西方的封锁和包围。巴基斯坦既是二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又是与中国有着近600公里共同边界的近邻，自然也是新中国团结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时，巴基斯坦已建国两年有余，但印巴分治的灾难性后果仍然困扰着巴基斯坦。内部经济脆弱，社会动荡，外部又面临着印度的严重威胁。印度对巴基斯坦的独立一直耿耿于怀，一心想将其再次合并。因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两国独立不久就爆发了战争。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威胁，使后者时时感到国家安全的危机。[2]（P72-73）所以，巴基斯坦独立伊始就把寻求外部大国的支持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美国于是就成为巴基斯坦争取的首要目标。但此时美国对南亚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而且很快显示出对印度更加感兴趣，使巴基斯坦非常失落。这促使它开始关注一个新的周边大国——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伊始，巴基斯坦就对建交表示了积极态度。1950年1月5日，巴驻苏大使喀莱西照会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3]（P3）经过多次接触和磋商，1951年5月21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巴关系在建交后取得了一定进展，两国领导人也对发展两国关系抱积极的态度，但此时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还是有限的。中国出于打破美国封锁的需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巴基斯坦政府同样把中国视为友好邻邦。但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限制了双方的了解和交往。更重要的是，双方都不是对方的外交重点。为了抗衡印度，巴基斯坦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中国方面则把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与苏联发展关系放在首位，即使在南亚，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远胜于中巴关系。中印两国在50年代初关于西藏问题取得一定程度的谅解之后关系迅速升温，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总理实现了互访，两国关系一度相当亲密。敌对的印巴两国都把第三国与对方的友好视为对自己的敌意。这是中国与印巴两国同时发展友好关系时面临的难题，也是早期中巴关系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50年代初期的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也制约了中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一直力图拉拢印巴两国共同遏制共产主义。由于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对印度的企图没有实现，但巴基斯坦却对美国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54年和1955年，巴基斯坦相继加入了美国策划组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美国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巴基斯坦方面开始表现出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而中国也开始批评它的亲美政策。中巴关系虽然遇到严重阻碍，但两国仍保持着政治经济交往。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还向周总理保证说，如果美国侵略中国，巴基斯坦将不会参加，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集团并非针对中国，希望中国方面予以理解。[4]（P128）此后，两国总理还实现了互访。但在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巴基斯坦又在联合国支持反华提案，同时阿尤布·汗总统对记者宣称中国“占领”西藏对南亚构成了威胁，提议与印度合作抵御上述威胁，以保卫次大陆的安全。[3]（P23）
可以看出，在整个50年代，中巴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即始终将巴视为友好邻邦和争取对象，但“由于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中国对巴基斯坦有所保留”。[5]（P38）尽管巴政府一再向中国表示与美结盟不是针对中国，但在当时冷战气氛甚嚣尘上和中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的心理隔阂还是难以消除。巴基斯坦虽然也有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但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它为迎合美国而采取了一些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行动。所以，中巴关系进一步发展由于客观形势所限而未能实现。
二、1962年中印战争与中巴关系的历史转机
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1914年英印政府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一直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因而是非法的，两国的西段和中段边界也没有正式划定。但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却企图把它所认定的边界线强加于中国。印度政府在此问题上一意孤行，酿成了边界冲突的悲剧。
中印两国本来在50年代初期中国进军西藏时就已因西藏地位问题产生矛盾，但为“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印地语，即印中人民是兄弟）的热烈气氛所掩盖。印中作为新独立的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相互支持，进行了多次友好合作。1959年西藏上层发生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并受到印方给予的政治避难，印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两国矛盾开始激化。
在边界问题上，印军不断向前推进，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并于1959年8月和10月挑起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印两国关系的高度紧张。中方在谴责印度侵略行为的同时，希望尽量缓和紧张关系。毛泽东于1959年5月13日在审阅外交部致印度照会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国，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么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6]（P376）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方广泛接触，表达中方对边界争端的立场，但没有取得共识。1961年春季，印度政府决定进一步推行“前进政策”，目的是以武力迫使中方接受印度认定的边界，但是印度领导人低估了中国政府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1962年10月17日，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军队在20日予以坚决反击。印军的节节败退，使印度全国上下陷入了一片恐慌。尼赫鲁不顾其一贯坚持的不结盟立场，连续向美国发出紧急请求，不惜以结盟为代价要其提供迅速有效的军事支持以抵抗中国军队势不可挡的进攻。[8]（P397）
中印边界冲突对南亚地区战略态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全面友好关系的发展正是以此为契机的，其中美国对中印战争的态度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后期，美国开始重新认识到印度在冷战中的战略价值。随着1956年尼赫鲁访美和1959年底艾森豪威尔访印，两国关系从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组织的军事集团所造成的紧张中缓和下来。1956年会见尼赫鲁时，艾森豪威尔保证一旦巴基斯坦进攻印度，美国将同印度站在一起。[7]（P784）针对印度面临的经济困难，美国还提出了一揽子援助计划。1961年民主党人肯尼迪上台后，把印度看成遏制中国的重要伙伴，同时向印度提供巨额贷款。1961年，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副国务卿鲍尔斯先后访印，印美关系持续升温。美国不仅从政治上支持印度的“前进政策”，而且为其军事行动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该年9月，美国军方一份报告建议尽可能地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8]（P97-98）1962年10月，中印冲突开始后，肯尼迪立即指示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斯与印度商量美国向其提供援助的问题。[8]（P252-253）10月26日，鉴于印度以现金购买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形势要求，肯尼迪决定一旦印度提出要求，就在军事援助的基础上向其提供武器装备。27日，为了进一步博得印度的欢心，肯尼迪不顾其盟友“中华民国”的一贯立场，授权加尔布雷斯声明支持印度对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中印间约定俗成的传统边界线。11月3日，美国开始向印度紧急空运武器弹药及通讯设备。[8]（P350-353，367）；
[9]（P349）11月下旬，在尼赫鲁不顾一切的请求后，美派遣12架C-130大型运输机为印军增援。[8]（P.95）还派“企业”号航空母舰开赴孟加拉湾。12月10日，肯尼迪批准向印度提供6000万美元的军援。16日，肯尼迪又批准了1.2亿美元的军事援印计划。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还指使美驻巴大使劝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印度做出友好姿态，使它能够全力应付北方的威胁。[8]（P349）10月28日，肯尼迪致信阿尤布·汗，通报了美国对印度提供紧急军事援助的决定，要求他用宽广而非偏狭的观点来看待形势的发展，建议巴基斯坦向印度提出单方面“非战”的保证，使印度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11月初，美国政府再次劝说阿尤布·汗总统借此机会向印度示好，以改善两国关系，保证“美国援印武器装备不会用来对付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必担心由于武器援印而导致次大陆力量失衡”。[10]（P145-146）
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敌视决定了在立国后向美国求助，也决定了在美国大力援印时与它分道扬镳。美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对印度明显的倾斜态度给了巴基斯坦以极大刺激，它感到美国这个盟友在它和印度的抗衡中并不可靠，从而开始向中国靠拢。
鉴于巴印之间的敌对关系，巴基斯坦对印度获得美国军援十分敏感。1961年阿尤布·汗访美时就试图说服肯尼迪不要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军事援助会鼓励印度占据那些不属于它的地区从而使两国争端难以解决”。肯尼迪则承诺在给印度军援之前与巴基斯坦商量。[10]（P138）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印度的全力支持，引起巴基斯坦方面的极大不满。阿尤布·汗总统认为，中国的战争目标极其有限，不会对印度造成致命的危险，美国给印度的军事援助大大超过了印度的战争需要，印度在借对华战争之机扩军，从而对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更何况美国还违背了给印度军事援助之前与巴商量的诺言。[10]（P136，146）阿尤布·汗认为，印军失败的原因是指挥不力，军队缺乏训练和军事思想落后，而非缺乏武器装备。[10]（P161）虽然美国公开保证给印度的军援只用于对付中国，但阿尤布·汗还是相信印度的武装力量最终还会用来对付巴基斯坦。11月5日，他在给肯尼迪的回信中不同意肯尼迪对中印冲突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拒绝对印度作出美国希望的“非战”保证，他极为不满地指出，肯尼迪违背了此前数次所作的与巴基斯坦磋商的有关保证，因而背叛了巴基斯坦这个忠实的盟国。[10]（P141-144）
1962年11月22日，阿尤布·汗召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巴基斯坦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认为，一旦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美国也不会遵守诺言援助它。巴基斯坦最好的选择是改变单纯依靠美国的安全战略，做出新的安全部署。在同日的国民议会上，巴基斯坦外长指出，正是由于印度推行错误政策才导致中印战争，巴基斯坦欢迎中国政府的停战撤军之举，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国政府力求避免边界冲突。[3]（P29）其实，在冲突发生前中印两国就边界问题的争执期间，由于对肯尼迪政府的印度政策的失望，巴基斯坦已开始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60年2月，阿尤布·汗在接见中国新任驻巴大使丁国钰时表示，巴基斯坦愿意与中国友好，很愿意与中国谈判解决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地区与中国新疆的边界问题。1961年3月，巴基斯坦主动向中国正式提议谈判两国边界，得到了中方的响应。[11]（P85）在巴基斯坦政府1962年11月22日作出前述外交战略转变的一个月后，巴基斯坦不仅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停止与中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相反却在12月26日与中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边界问题谈判已“取得原则协议”，发表的时机是应巴基斯坦外长布托的要求确定的。1963年1月，中巴两国又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与此同时，在美英全力撮合下进行的印巴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谈判因印度陷入僵局后，巴基斯坦变得越来越失望。1963年1月2日，阿尤布·汗致信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指出在谈判开始后，特别是随着中国单方面停火的延续，印度代表越来越消极，他们整天在程序及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争论不休。加上尼赫鲁此前的表现，他完全有理由认为尼赫鲁缺乏谈判解决的诚意，其目的只是为获得西方的援助争取时间。“印度仅以谈判为代价就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笔交易实在是划的来。”阿尤布·汗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美国不以援助为代价向印度直接施加压力，印度将不会作出哪怕一丁点的让步。所以，美英只有把军事援印和克什米尔问题直接挂钩，才有可能推动克什米尔问题迅速公正的解决，才有可能使他相信援印武器将不会用来攻击巴基斯坦。[10]（P150-151）阿尤布·汗清楚美英不可能答应上述要求，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印度得到军援时而自己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巴中关系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动力。3月初，布托外长在签署边界协定时告诉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由于巴基斯坦采取不介入反华的立场，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失灵了，而且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下去。他还说，巴格达条约组织也在起着类似的变化。[10]（P152-153）；
[11]（P86）对于巴中关系的进一步加强，负责南亚问题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科默尔在3月17日告诉腊斯克说：“巴基斯坦正在考虑对它与西方的同盟关系来一个改变，该政府已明显在考虑从东南亚条约组织及中央条约组织中撤出，同时与共产党国家建立更亲密的关系。”[8]（P398-399）
新中国为了寻求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一直主张与邻国按公平合理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此前中国已与缅甸和尼泊尔等国通过谈判解决了双方边界划分问题。中国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接壤599公里，历史上未界定，但双方争议不大。1960年周恩来总理去印度谈判中印边界划分问题未果，也想在中巴边界划分问题上取得突破。因此中国对巴基斯坦边界谈判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反应。1962年10月12日，中巴谈判在北京正式开始。谈判期间发生了中印边界冲突，使得中巴谈判成功的需要更加迫切。中巴两国排除外界干扰，于1963年3月2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该协定本着“公平合理、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精神，并建立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顺利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
边界协定的签订为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十分频繁，两国开始了长期的全面合作关系。首先，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台湾、西藏、中印边界以及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全面支持中国的立场。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外长访问巴基斯坦。1965年3月，阿尤布·汗总统访问中国，同年6月周总理再访巴基斯坦，两国政治交往掀起高潮。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西方立即掀起了反华高潮，巴基斯坦则明确支持中国的核政策。从1965年起，巴基斯坦在历届联大上都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其次，“中国政府在印巴之间的外交天平也开始向巴基斯坦倾斜”。[5]（P110）中国政府改变了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巴，在两国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接受了巴基斯坦的提法，表示希望“克什米尔争端能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11]（P86）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先后于9月8日、16日和19日三次向印度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的中国境内修建军事工事和武装力量侵略中国领土，强烈谴责印度政府的扩张主义行径。外界多认为此举是为了向印度施加压力，以声援正在与印度作战的巴基斯坦。
中巴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美巴关系开始逐步疏远，“直接表现是巴基斯坦1964年起拒绝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军事行动，在越南战争和老挝问题上不肯承担支持美国的义务”。[16]（P299）后来到70年代，巴又相继退出这两个条约组织。美国就中巴关系多次向巴施加压力，企图让巴政府改变对华友好政策，但遭到了坚决拒绝。但美巴毕竟还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关系并未破裂。此后巴基斯坦与中美两国都保持着合作关系，并在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三、中巴关系改善的原因分析
首先，中巴两国一直都有发展双方关系的愿望，从更长远的时间上说，这是中巴关系的最深厚更持久的动因，因此，即使在50年代国际局势和南亚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两国关系尽管发展不顺利，但仍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组织的军事集团仅是为了借助美国的力量抗衡印度，但两国对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并不一致。正如1960年10月24日巴外长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我们不得不在两者（指中国和美国——作者注）之间作出选择，环境的压力让我们选择美国。”[3]（P25）可见巴与美结盟实在出于无奈。也许正是看出这一点，中国政府对巴政府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但中国也表现出对巴加入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的某种不满，向其指出这种做法既不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又不利于巴自身。巴方一再向中方表示加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是为自身安全考虑，不是针对中国的，巴也不会加入侵略中国的战争。
与中印关系相比，中巴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看法大相径庭，这种差异只是被50年代两国友好热烈的气氛所掩盖。中国与巴基斯坦却没有国家利益上的直接对立，两国领导人还很看重与对方的友好关系。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6]（P203）巴领导人也持相似的看法。所以尽管50年代中期美巴结盟，中巴关系也没有发生大的逆转，反而还出现了一阵政治交往的短暂高潮。
其次，如果说两国领导人都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那么在中美敌对、中苏和中印关系恶化使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更大危机的时候，中印边界冲突恰恰给两国关系实现突破提供了契机。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于1960年突然撤走在华全部专家，使中国国内面临空前的困难。东面仍然面临美国的包围，西面与印度发生领土纠纷，国际环境空前恶化。中国出于自己安全战略需要，要找到与自己战略一致的伙伴。而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却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好处，相反对美国一直设法拉拢印度的做法十分不满。这种不满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美国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而达到顶点。巴外长穆罕默德·阿里于1962年11月22日在国民议会中说：“巴基斯坦正面临严重的局势，这是由于我们的一些盟国和朋友已准备给印度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援助，从而威胁了我们的安全。”[3]（P29）巴基斯坦感到美国这个盟国并不可靠，而与自己一向亲密的伊斯兰国家自身力量薄弱，不能作为战略上的依靠，此时与印度交恶的中国正可以作为战略上的伙伴，从而中巴两国取得了战略上的一致。
有人提出中巴友好是“中印对抗的副产品”，这种观点似乎有失偏颇。固然中印边界冲突后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但这种友好关系更多的是中巴两国关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一直对巴执行友好政策。在50年代，即使巴参加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中国仍然能够理解巴在当时环境下的选择，对巴态度保持克制。50年代中印关系十分友好，中巴关系则由于巴方政策不稳定而不时出现波动，但中国并没有助印反巴，而是在印巴关系上是非分明，不偏不倚，立足劝和，[12]（P410-411）为中巴关系在60年代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巴政府也一直有着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就巴这样一个面临恶劣外部环境的小国来说，国家安全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无论是50年代与美国结为同盟，还是在60年代与中国全面友好，皆以此为出发点。可以说，发展与中国的全面友好关系既是巴政府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毅然选择，又是中国长期执行对巴友好政策的水到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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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琛，郑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系博士，硕士生导师。（郑州450052）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