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冲破种种困难和阻力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对改革的质疑和批评越发公开，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一致具有改革共识的局面现在没有了。从80年代到今天，思想分化越来越厉害，后来又与利益的分化交织在一起，在改革走到十字路口，“反思改革”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共同口号的今天，梳理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分化、流变，重建改革的共识，很有必要。
“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左”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干扰和危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以前因为“左”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人们身在其中而没有自觉，那么在改革中，反“左”就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努力，尽管这并没有保证防“左”反“左”一定能取得胜利。
很长一段时间，“左”派祭出的法宝都是追究“姓社姓资”，不论是自命为“砥柱中流”、“真理”的守护神，还是不断抛出“万言书”，他们都是以正统自居，以“和平演变”、“亡党亡国”危言耸听，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是国家求强盛、人民求富裕的意愿，以及世界各国大发展、大竞争的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的有恃无恐源于“本本”和“天条”(偏偏不管“条条”中“发展生产力”这首要的一条)，他们像鸵鸟一样不愿面对实际，不愿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严峻。
老式的“左”的思想主要靠在体制内对上层产生影响而起作用，如果上层不予理睬(即“不争论”)，那它就无计可施，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太陈旧，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近年来它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老左新左都要败下阵来
如果说老左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新左则是舶来品，它的思想资源出自当代西方左派，它的鼓吹者都是在西方学过洋理论的学者，它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它把西方左派对自己社会的诊断和药方照搬到中国，断言中国已然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如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不是出自滥用权力，而是出于市场经济，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
它认为中国要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求发展，要迎接和参与全球化就是屈服于霸权，甘当殖民地。
新左派以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为标榜，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对化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行反拨；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抵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另寻人类至今还没有的，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新路。在这一点上，新左十分欣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的极“左”思想的产物视为开创新型文明的伟大尝试。
和老左一样，新左也抢占“社会公正”、“反贪反腐”的道德制高点，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高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的是大众民主，而他们的对立面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他们是为工农群众代言，而其对立面只为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说话。一般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新左派”等等为名称的思想派别与其他派别的区别大致上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此左派非彼左派，正如此社会非彼社会。
在实际行动这个试金石面前，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要败下阵来。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有种思潮始终支持改革开放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批评“左”倾思想。当然，思想阵线有分化，思想也会随形势变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新左在80年代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发生了变化，认为原来的问题——旧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引起的问题——已经过时，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前的问题根源在内部，是高度垄断、不受制约、常常被滥用的权力，而新问题则出自外部，是国际资本。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方将其视为恶的总根源，一方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后者当然正视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认为那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市场不规范所致，是权力干涉、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法治成为同样重要的目标，而权力的监督、制衡，个人自由、权利、财产的保障等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立场，较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宪政民主”。
这种立场是随时间而演化、深入形成的。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
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呼唤“文革”倾向值得注意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思想倾向。由于社会不公和搞特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反腐败不力越来越失望，不少人认为，只有用“文革”的“四大”为武器，只有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的社会不公正、腐败等等根源何在，是市场还是旧体制，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听听具有实际经验、处在工作第一线的人的意见是有益的。《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提倡真诚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
从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凸显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语。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
还有人主张，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应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在今天，当“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不可避免的。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奋发向上的正面作用。但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它的负面作用恐怕大于正面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考察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他们认为，韬光养晦绝非上策，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可以以对抗方式在国际上显示实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提倡的，是真诚的、理性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虚假的、狭隘的、狂野的民族主义。有的人刚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过几天又挤到那里排签证，有的人为9·11恐怖主义袭击叫好，开瓶饮酒放鞭炮，半年后却在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移民成功。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倡导“政治儒学”是异想天开
在民族主义升温的同时出现了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
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因为有人扣意识形态帽子，第一次国学热无疾而终。从2004年起，以读经运动和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国学热再度兴起，并引起争论。
当前的“复兴国学”思潮有两种内容和指向。一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不止一代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和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改革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的
有人说，2006年是反思改革年，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局面确实如此。应该承认，改革在民众中的信誉度和支持度有大幅度下降，改革的共识已不复存在。现在，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失去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GDP每年增长的百分比，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等等数字令人欢欣鼓舞，但这还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确实，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但那应该是有利于全民而非部分人的改革；
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但那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我们应该避免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或干预改革的决策，我们应该不断地自问，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为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