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即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1-3]。在思维上包括信仰，哲学，道德，伦理；
而行为主要反映在传统习俗，相互关系，社团法规，生活方式等等。文化之重要在于其两大特点。其一是社会人类生存的需要。正是由于文化的出现，人类社会才得以生存，发展。文化甚至被人类学家称为“文化技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技能；
比如语言，生产方法，行为规范。所以，文化是可学的，具有工具特征的，不以种族和血缘而分割的一种“生存机制。”由于文化的形成，人类才能够从冰川期之后仅仅1000万人口迅速发展到今天的60亿。这使得人类在地球所有动物中从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所以，文化对人类至关重要，离开文化，人类无法生存。其二是文化对于人类精神与心理世界的直接关系。人类的生存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和动物无异，即在数量上的壮大和在物种上的优化。由于文化的出现，导致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类已经可以克服自然界的种种灾难和困难而达到生物意义上的“物种生存”了。但是，由于人类意识到自己在动物世界的“与众不同”所以必须建立区别于动物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必须是一种仅仅属于人类的标识。而这种标识的特征完全是以文化来标志的，故称为文化标志。人类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安全完全来自于特定的，清晰的，别于动物的自我认同和文化标志。自人类文明历史以来，无论是伦理家，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都在自始至终的，不惜余力的试图创建，描述，解译，抽象，翻新这种所谓的人类标志。人类学者首先强调只有人类才会运用工具；
思想家认为思考和分析仅仅属于人类，伦理界把善良，宽容，施舍，关爱归纳于“人类的品质；
”而艺术家对色彩，乐感，和语言的抽象更完美的使人类在自然界标新立异。正以为此，当人类作出与兽类同等的行为时，人性便遭遇最为破坏性的挑战和摧残，从而使人们无法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和心理上的安慰。于是“精神生存”是在“物种生存”基础上对于人类极为关键的另一种“生存机制。”而这种“生存机制”完全由人类的自我认同和文化标志来调制。
有趣的是人类社会由于地域和历史的不同，而形成无论从思维还是行为都截然不一样的文化以及文化标志。这些文化区别不仅仅表现在习俗，服饰，和礼仪上，而更深刻的反映在信仰，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中。人们会通过实施自己的文化理念(教育，宗教，道德，价值)，参与文化活动(集会，演出，婚嫁，仪式)不断地建立，强化，表征自己的文化标志从而认同自己的文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获得精神力量，心理安全，自尊自信。但是由于文化的不同，人们对异文化倾向于排斥，警惕，歧视；
这是一种十分自然，正常的自我保护心理。对于那些封闭，保守的文化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文化会感到外来文化的威胁和侵蚀。在世界众多的文化中，文化的发展和变异十分的显著，频繁，甚至迅速，尤其在近百年来。强势文化会不断地挤压，蚕食，取代弱势文化。文化如技术和工具一样，当它失去功能和作用的时候很容易消亡，而被新的文化而取代。对于目前的世界，古老文化所面临的就是新兴文化的威胁。新的思维理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价值系统无时不刻的在向旧式的文化挑战，并取而代之。所以，人类的的社会和历史也是文化竞争的社会和历史。
对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对于欧美文化与中国文化，这种竞争与其说是文化上的，不如说是时代上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古希腊文化与东方文明的华夏文化在时间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诞生之前，世界文化趋于一种相对地平衡。但是自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形成之后，便开始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不仅进入亚洲地区，甚至影响到中东阿拉伯文化。经过100年的历史演变，今天的亚洲正在经历的文化变更就是百年前在西方发生的历史：个性主义，声张人权，自由平等，取消等级，妇女解放，抗拒权威，挑战传统，要求自我，同性权益。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在自己作品里试图表现的最前卫，最现代的意识，100年前已经出现在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里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和抗衡。
文化标志
社会中人们共享的思维与行为构成文化。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标志。文化的标志是从理念和行为上区分各种文化的一种识别。文化标志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心理力量的源泉。所有民族精神的依托都来自于文化标志的建立和对母文化认同的程度。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标志，就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和力量。而由于文化标志的丧失可以导致恐惑迷茫，道德伦丧，软弱无能，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以致文化的最终衰亡。所以，任何文化都会自发的建立，发展，巩固，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新自己的文化标志。
文化标志的建立是通过几个基本的方面[4-13]。首先，文化最直观的标志是通过视觉图案和色彩。比如民族服装和本土艺术。任何民族都拥有本文化特色的服装和艺术。这种具有视觉图案的线条和彩色很容易在视觉上引起对本文化的识别和认同。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可以在众多的文化中清楚的表明自己的标志，而区别于其它文化。它提供了文化认同的视觉基础。
文化最基础的标志之一是人们交流的语言(包括文学)。语言使得文化不可质疑的归属于一种特殊的民族和群体。当然，语言可以是广义范围内的通用语言，比如普通话。也可以是同一文化中某一区域中人们分享的一种本地语言，比如方言。方言是区域的文化标志。还有一种语言，是某一文化中不同阶层所运用的交流方式。它以广义的民族语言为基础，但运用特殊的交流形式而达到某一类人群相互之间的认同。这种文化标志通过语调，口音，辞汇，句型来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以此区别于他人。
文化的精神标志是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而宗教可以称为最终极的文化标志。比如，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文化标志显然来自于孔孟的思想哲理和老庄的世界观。其中还包括易经，佛教，和阴阳说。中国文化的定义和标志与以上这些理念无法分割。这种理念上的标志是中国人心理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和文化认同。
除了语言，服饰，和理念，最为生动的文化标志是行为上的，比如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婚葬嫁娶，喜庆节假，农历中医，戏剧音乐，交往模式，相互关系，饮食习惯，等等。一个人如果称自己为中国人，那么除了他的生物基因和体型外貌之外，他还必须认同于这种理念和行为上的中国文化，并以此区别于其它文化。
一个文化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建筑。建筑可以被称为一种空间语言。它使得人们通过建筑语言描绘，感知自己的文化，并且建立一种更广义的视觉文化标志。建筑可以在地理上清楚的区分民族和文化的界线。在世界的任何区域，我们可以通过建筑物毫无质疑的发现，确定，识别某一种文化。建筑不仅仅是文化的标志，而且还是文化灵魂得以藏身的空间体。它与艺术品一样记载，展示，标志一个独特的文化。所以，建筑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一个文化必须有自己十分清楚的文化标志，才可能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从而获得心理力量，勇气，和自尊。任何事物，如果没有标志，就无法识别，认同。文化尤其是这样。正因为此，每一个文化都会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文化标志。而这种文化标志的建立不仅是历史性的，同时是通过现时发展的社会不断地定位，调整，更正，翻新。所以，文化认同可以说是动态的，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文化标志。它们可以相互依托，重合，延展，并为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供清新的，时代的文化认同感。
中国文化标志的丧失
必须指出，所谓“中国文化”即“古典文化[14]。”因为并没有明确定义的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的文化标志在清代以前十分清晰，了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明显的标志，比如服饰，艺术，建筑，语言，文学。然而在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之后[15]，中国文化的标志明显的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以致在今天变得模糊不清了。在讨论中国的文化标志的时候很有必要同时讨论另外两个古老文化：印度和阿拉伯文化。因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都是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现在世界文明中主要的非西方文化。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诞生并席卷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和文化都曾经受到巨大影响。但是有趣的是，西方文明在以上三大文明中所发生的影响和后果却有本质的不同的。虽然西方现代文明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是它的传播在印度，尤其阿拉伯文化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印度曾经在英国统治下经过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却完整的保持了自己的文化标志，比如服饰，艺术，建筑，和宗教。尽管印度接受了英语，并用其作为官方语言，但是本土的各种地方语言仍然在广泛的使用。阿拉伯国家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对西方文明的抵制更加明显和有效。虽然西方的现代文明在上世纪初就开始蔓延中东，但是，阿拉伯文化的标志至今清晰可见。这种文化标志与伊斯兰文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顽强的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思维理念，以及文化特色的阿拉伯建筑。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国家不仅仅是顽强的维持自己古典的文化标志，而且已经创建了属于自己本土文化的新型建筑。阿拉伯理论界称其为“区域现代主义，”是一个对所有非西方国家和文化都非常有意义的论点和概念。阿拉伯文明至今仍然拥有自己非常鲜明的文化标志，包括服饰，语言，理念，建筑，和艺术。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印度与阿拉伯文明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文化标志。比如。在观察者进入阿拉伯和印度地区时，可以非常清楚地识别这两种文化的标志，无论是从建筑还是服饰上。更进一步，还可以从理念，信仰，行为，和礼仪上清晰地识别这些文化。
与印度和阿拉伯文明相比，中国文化标志在近代和当代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社会在近代经历的文化变革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事实上，中国文化在百年来的变迁，就是西方文明不断地进入中国，并主导中国社会的历史。它的第一时期在“五四运动”中全面的打开序幕。中国社会，由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引导，广泛地传播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文明的基本理念就是科学和民主，同时还伴随基督教。中国古典文化标志的丧失首先是从理念上开始的。知识界以极快的速度理解，采纳，接受科学与民主。从而开始挑战传统理念。最前卫的知识分子以科学为武器，开始全方位的批判古典主义的中国，包括孔孟思想，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所以，在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思维上新的文化标志。然后是语言上的改革，比如白话文和现代文学。服饰上的变化随之而来。更多的人开始穿西装，讲英文了。西方的时尚开始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标志。但是毕竟，这种文化现象还更多的体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间。所以民国时代的中国仍旧保持着较为鲜明的中国文化标志。比如服饰上的长袍马褂，礼节里的旧式传统，建筑中的明清风貌。而当时深厚的孔孟礼教与古朴的阴阳术仍然在社会流行。所以，民国的中国仍然是古典的中国，而独具自己的文化标志。
中国文化变革的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由于新政府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抵制，中国的文化标志向苏联文化靠近。而由于新兴的中国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对立，于是从理念和形式上对古典文化开始全面的排斥，压抑，甚至清除。无论从文化标志的任何一个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文化风貌上的变化。50年代流行一种所谓的“列宁装，”它即不同于古典的长袍马褂，也不同于西装。这种标新立异的服饰与以后流行很久的“中山装”展示着中国新型的文化标志。中国当时文化标致的改变最明显的反应在建筑上。而这种变化又首先发生在政治文化中心北京。
当时北京的城市改建完全基于新型文化的理念。首先新型的中国建筑不可能是欧美的，因为当时的政府与欧美正从政治上极端的抗衡。同时它也不可能是古典中国的。中国的新政府断然反对孔孟的思想和一切旧传统的礼教。于是在建筑上寻求一种新的标志。众所周知，当时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师和文化人试图保护古典建筑。并希望通过某种改建来维持北京的基本城市构架。但是都在新文化的冲击下付诸东流。在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中，北京的城建受到苏联广泛的影响。所谓的“十大建筑” 就是当时典型的产物，也是中国最新的文化标志之一。50年代的楼房，参照苏联的理念，在政府机关，宿舍，大学等重要设施中大批建造风格雷同的楼房。从50到60年代，中国很快从建筑上形成了完全区别与欧美和古典中国的文化风格与文化标志。同时，新型文化的建立还深刻而广泛的反映在文化艺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音乐戏剧，生活时尚等诸多方面。在新文化的发展中，由于艺术和方法上的初创和需要，从而采用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策略。于是，油画，交响乐，京剧等传统和欧美艺术方式都被用来塑造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一种“红色文化”应运而生。从此，中国在世界上被视为“红色中国”而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传统中国。”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了新的，独特的文化标志。但这种新文化标志的建立意味着古典文化标志的沦丧。
中国现代文化变革的第三个时期为90年代。90年代的变革事实上与“五四运动”在历史的角度上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取代中国文化的历史时期和过程。但是“五四运动”是以西方“现代”思潮批判，抗衡，压制，取代古典的中国文化，即孔孟的中国。而90年代同样是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理念与西方的时尚大潮冲击当时中国现存的文化，即所谓“红色文化”和“古典文化”的混合体。西方文明从没有像90年代那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此全方位的从文化行为，哲学理念，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广泛深入的进入中国。它从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是“五四运动”远远无法比拟的。西方文明在90年代的进入中国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更是理念上的。它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转向西方时尚，从政治上欣赏民主制度，从理念上重视个性和人性，经济上运用资本与市场，在方法上采纳科学研究，在建筑上全面实行后现代高层楼群概念。所有以上这些文化转型的领域都是基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原创和概念。
现时的中国，在服饰上所有的正式场合全部是西服，科学与民主盛行与社会，英语普及，西方时尚流行，几乎大多海外包括所有东南亚地区华人多有采用英文姓名。90年代以后的主要建筑群基本是西式高楼，城市规划，交通设施，生活小区以西方设计为主，艺术和音乐追求西方后现代风格。至此，与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相比较，中国的文化标志几乎丧失遗尽。
文化的冲突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各种文化之间的对抗，排斥，竞争，甚至暴力与毁灭。西方文明的三大组成部分就是希腊经典，基督教，和科学与民主。事实上这三个部分也可以说是西方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理念的发展。希腊哲学奠定了思维的基础，基督教建立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而科学则是寻找真理的方法。西方文明从早期在世界的蔓延到今天从未停止过。因为在西方世界的理念里，如果文明与文化的扩展在上世纪是经济与市场的需要，那么在21世纪则关系到“国家安全。”英国首相布莱尔宣称：“我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越在世界占统治地位，西方世界就越加安全。”如果说西方文明在早期是通过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向世界扩展，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则是由民主带着西方的理念和文化传播全世界的。这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可以是军事的(比如十字军东征)，可以是工业与经济的(比如殖民主义)，也可以是政治的(比如20世纪民主社会的建立)。当然，西方文化的传播，由基督教传道士在全世界直接宣扬宗教的教意和耶稣精神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而科学文化与思维的传播在近代和当代已经在世界被普遍的接受。由于人类对科学的接受，其它文化中的思维方法显然受到排挤甚至清除。比如中医，阴阳说，风水，古天象，和八卦。即便这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方法仍然在东方民间流行，但在科学领域内部，在科教系统，甚至许多官方都不被正面承认。与其说是方法的争论，不如说是文化的冲突。即便在西方世界，所有科学系统强烈抵制，排斥非科学思维，比如预言说，算命说，天象说。那些非科学的发现，例如UFO和野人都为科学界所鄙视。
而文化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以文化标志来表示的。比如15世纪伊斯兰攻陷康思坦丁诺堡以后把基督教建筑改修成清真寺。在同一时期，伊斯兰占领并摧毁了中国西域本来是大唐的佛教文明。所有的佛教建筑毁于一旦。而罗马帝国的长期统治建立了西方世界的基督文化。在西方世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最醒目的建筑就是教堂。而从教堂里衍生出来的文化构成西方文明的主体，包括教育，学术，艺术，音乐，和伦理道德。即便是后来的科学与民主也来自基督教。而西方文明在世界与其他三大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的抗衡却有本质不同的经历。如上所诉，西方文明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今天，都在阿拉伯文化中遭遇了强力的抵制，甚至暴力的冲突。虽然印度在历史上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今天的印度仍然执着的保护，维持，巩固自己的文化与文化标志，无论是语言，姓名，服饰，建筑，宗教和习俗。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几乎无人采用英文姓名。而这种文化标志的保留绝不仅仅限于某种象征意义上的。比如服饰，大多印度人今天仍然穿着传统服装，即便在国外也是如此。当西方的理论家在为定义“殖民主义”发生争执的时候，有人提出所谓殖民主义的“优缺点。”印度学者Arundhati Roy愤然指出：“谈论殖民主义的优缺点就如同讨论强奸的优缺点一样无聊。”我们今天在进入阿拉伯和印度文明的时候仍然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们的文化标志。
与其相反，当100年前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时候，尽管在开始曾经遭到强烈的抵制，但是，更多的人，尤其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采取极为欣赏的态度。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对于亚洲大多以儒学为核心文化的地域都义无反顾的接受了西方文明。今天的东亚和南亚，早已全盘的接受了西方的理念和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国家包括日本，南韩，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对于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西方文化的进入并建立统治地位几乎长驱直入，并没有和本土文化如在阿拉伯文化中那样经历长期的冲突。无论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都自发的接受，采纳，吸收，学习，效仿，甚至崇尚西方文化和理念。虽然各个地区和国家在西方化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历史和经历，但是在100年之后都已经在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上建立了西方的基础性结构，包括社会体制，经济模型，管理系统，科学思维，文化时尚等等。而将来的趋势会是向更加西方化发展。在这些地区和国家，传统的文化标志多为象征意义上的，分割的，不典型的，非普遍的。首先，在服饰和建筑上的传统文化标志已经丧失，这一点与印度，阿拉伯文化有明显的区别。亚洲儒学地域的主体文化标志以西式为代表。而本土的文化标志仅仅反映在生理外貌，饮食习惯，和传统节日。当观察者进入这些地域时的文化感受为“现代与西方”而不是“传统与东方。”除非刻意的寻找这种东方的古典文化标志。而这种残留的古典文化标志已经支离破碎而无整体性，连续性可言。这与我们在欧洲，阿拉伯，以及印度所观察到的文化标志显然有明显的区别。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欧洲任何国家，无论是西班牙，意大利还是法国，每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十分的显著，使观察者毫无质疑的确定文化的归属性和本征性。但是在新加坡，香港，上海，却很难找到与当地原本文化相符合的建筑特征。
西方现代与红色文化的抗衡
对于中国来说，文化的抗衡从上世纪初到21世纪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五四”时期，这种文化抗衡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的抗衡。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却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一是以胡适为首的主张全方位的接受欧美的现代主义理念：科学与民主。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向往苏维埃共产主义运动，要求工农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社会的意义出发，这种对峙是政治和军事的。这曾经导致了两个政党数十年的征战。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种抗衡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对抗。有趣的是无论是胡适还是毛泽东都站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立场上。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各自崇尚的新文化和运用的武器。胡适显然崇尚西方现代。胡适，鲁迅等人毫不犹豫地拿起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武器批判中国的古典文化。而毛泽东们则是运用苏维埃的革命理念试图改造中国。于是，在上世纪初，文化的抗衡更主要的反应在西方现代文化和苏维埃文化之间。换句话说，中国在100年前面临著一个文化的选择：是走西方现代还是苏维埃的道路。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更前卫的中国思想者们都一致的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已经没有强健的生命力而和西方文化竞争。从而必须选择更具有活力的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古典文化。当时的反清革命其意义很类似法国大革命。因为民国以前的中国几乎就是西方的中世纪：专制，黑暗，非人性，落后，愚昧，不文明。
这种文化转折现象与中国古代时期北魏孝文帝帅部落汉化的历史十分相似[16]。古代孝文帝统帅并强迫本族全面汉化也许是文化切换最为典型和生动的范例。北魏孝文帝元宏（４７６－４９９）原属北方鲜卑族后裔。却不顾众臣反对，下令一系列措施，全方位地施行“汉化”。而其“汉化”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孝文帝不仅下令停止讲鲜卑话，而且将北方各族的姓氏一律改成汉姓。并强令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以致后来的鲜卑族再无纯粹的血统了。孝文帝禁止士民穿“胡服”还强令迁都中原最后终于完成“全盘汉化”的大业。
孝文帝毅然帅族“融入”大汉民族是为了自己文化的生存。由于汉文化的发达和进步，落后的游牧民族可以在文化上“突飞猛进。”满人入关后同样受到灿烂的汉文化的震撼。于是他们不仅以汉文化的儒雅装扮自己，甚至在理念上认同汉文化，以致最终被完全汉化。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文化落差较大的情况下。事实上“五四”时发生的“西化”也是一种十分类似的现象。近代的中国由于在制度文化和社会理念方面的“黑暗”使其远逊于西方。于是便自然产生了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和效仿。说穿了，也是向当时世界主流文化的一种“融入。”对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来说，汉化才是出路。而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西化”才是希望和光明。
但是，历史的复杂在于有两种新型的西方文化同时进入中国。到底以哪一种新兴的西方文化更适合与当时的中国呢？为此争执，双方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征战，最后以毛泽东们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而使中国采纳了苏维埃文化。但是即便是毛泽东们也并不希望中国完全的照搬苏维埃文化。他们试图创造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显然不会是西方现代文化，更不会是古典中国文化，但又不得不受到苏维埃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50年代中国城市的文化标志充满苏式的风格和理念。无论是北京的莫斯科展览馆还是当时的“十大建筑”都具有强烈的苏维埃文化风采。因为当时的毛泽东们还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当时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文化运动都是围绕著如何建立自己的现代新文化而进行的。要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化和文化标志，就必须像孝文帝那样排斥任何与其不同的文化思潮和文化行为。胡适们的思想受到最为激烈的批判和打击。任何来自欧美的，西方的，非革命的，非苏维埃的文化，思维，行为都必须彻底的清除和排斥。同时，任何来自与古典中国的文化思维和行为也必须彻底的批判和压制。比如孔孟之道，比如师道尊严，比如等级观念，比如儒家思想等等。古典的文化标志，历史书籍也在违禁之列。但是，只要是建立新兴文化的建筑，体系，思维都必须在社会实施。难怪梁思成的建议无法接纳。他的思想和作品其一是西方的，其二是中国古典的，何以与新文化抗衡？
但是，即便在西方文化的诱惑和围剿中，在苏维埃文化的影响下，在古典中国文化的环境里，毛泽东们毕竟在几十年的奋斗之后建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红色文化。”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具有深刻，长远影响的文化显然属于“红色文化。” 这种文化在思想哲学理论方面虽然基于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对中国现代社会思维意识长期的渗透与统治，已经成为一种完整的文化理念并全面性地影响了社会行为。另外，毛泽东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这种理论以中国的形式和经验语言在社会上广泛的普及开来，并成为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而这种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影响是最为典型的。“红色文化” 的文艺理论即毛泽东30年代所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核心思想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这种思想成为” 红色文化的基础思想，从它的诞生之后一直统治着中国的文艺。尽管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国的“主旋律” 文艺中寻找到这种核心思想。所以，现时中国的“主流文化”仍然是红色文化的延续，它反映在思维意识的方方面面。
对于“红色文化，” 由于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深入，和普及，在短短50年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中国现代文化。” 即使在9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再次席卷中国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红色文化” 仍然顽强地抗衡着西方现代文化。目前大陆的“主旋律” 文化仍然从各个方面体现着高潮已过的“红色文化。” 正是由于“红色文化” 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时社会，“红色文化” 下所产生的许多作品在今天被称为“红色经典” 留存下来。比如芭蕾舞 <<红色娘子军>>，电影<<小兵张嘎>>，等等。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充分地体现了“红色文化” 的精神理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现代文化” 。这种现代“红色文化”与在21世纪流行中国的西方波普文化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目前流行于中国的西方文化可以认为是在经济和文化压力下的一种直接的输入和机械地照搬。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自己的原创性可言。比如建筑，直接由外人设计，比如服饰，完全一样的西装，比如管理，一律的西方系统，比如工业，几乎是外企的天下。除此之外，连姓名和头发都按西方人的习惯和色调，习俗节日也统统引进。
但是“红色文化” 是在一种非主流的西方思想引入中国，被中国人十分有限的理解之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曲解) 重新在中国社会建立起来的一种新文化。红色文化的特点是时代性，现代性，和中国性。作为中国的现代，它们与西方的现代有本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首先来自于理念。西方现代的核心是极度的人性化与个人化。比如，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寻求的是对人性真实的揭示和批判。而对人性的揭示与批判又是通过完全相异的作者个人心理和社会经历来实现的。正好相反，“红色文化” 的核心是阶级性和政治性。阶级性忽略人性而仅仅强调以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阶层。而政治性显然高于个人以及个人的所有权力。“红色经典” 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区别也首先反应在理念上。因为它的“革命性” 与孔孟的中庸之道背道而驰。
“红色文化” 的意义在于为现代的中国社会建立一个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就如同北魏时期汉文化为鲜卑族提供一种更先进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一样。因为无论是西方现代文化还是古典中国文化都无法在社会和心理的意义上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十分“贴切”的文化标志。更多的中国人还很难“轻松的”以一个西方人自居。即便是对西方文化学富五车的胡适，骨子里还是一套古典的理念和规范。然而，许多中国人也无法在今天做“完整的”古典中国人。因为那不仅显得迂腐，甚至有些可笑了。但是中国必须有自己“与时俱进”的文化标志和理念。从心理的角度出发，文化认同与自信自尊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认同就会失去力量和信心，从而失去想象力和创造力。于是今天的中国，时时在孕育着自己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标志。虽然西方现代文化势不可挡，席卷全球，中国赖以抵制其全面取代自己文化的武器只有两个：一是自己的千年古典，精深博大，源远流长；
二是毛泽东们创建的红色文化，中央主导，强化有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在风起云涌的西方浪潮下感到自卑，她甚至允许两种文化的抗衡和共存。中国21世纪的新文化就将会在这一对矛盾体之间孕育而诞生。
事实上，西方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抗衡在过去的世纪里经过多次交锋。第一次交锋。显然是1949年之前的政治和军事交锋。但那个时期的对抗更多的表现在军事上。1949年之后的首次交锋发生在“反右”斗争中。因为“右派”们所代表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典型意识，当然为红色文化所不容。第二次主要交锋发生在文革期间(其实文革前就发生了) 两大阵营的斗争。其中毛泽东们坚持红色文化的理念和方法，绝不容许任何西方文化意识对中国的侵蚀和传播。第三次便是9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全方位的进入中国。虽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文化交锋中，红色文化全面胜利了，而把西方文化成功的拒之门外。但是90年代的西方大潮却势不可挡。红色文化似乎在社会的层面上有所退缩，但是仍然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与西方意识顽强的抗衡着。当代的中国社会，从企业管理，文化时尚，思维理念，价值系统，科学教育等许多方面全面向西方看齐，形成一种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的渗透和扩展。但是中国的主导文化仍然是红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人们从心理位置，文化认同，民族自信等方面依然依赖于这种中国的“主流文化”而选择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文化倾向。比如中国的“央视”就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和园地，而时时以“主旋律”抗衡西方文化的统治。这种“主流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典文化，而现代的内容和形式就是“红色文化。”
中国的文化分布
当今的中国文化或许可以称为多重文化的混合体；
中国古典文化的老庄与孔孟，西方现代文化的科学与民主，还有红色文化的革命与理想。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理念，方法，和行为特征。而由于中国众多的人群分布和地域环境，以上每一种文化都在特定的社会阶层占有一定的领地。比如知识界，尤其科技界更崇尚科学文化理念，而排斥古典中国的文化思维和方法，例如中医，风水，和阴阳说。而商界和企业在21世纪的中国早已接受了西方的管理文化与方法。对于本土化的外国企业，更是实施西方流行文化的温床。都市文化充斥现代西方时尚文化。同时，中国古老的风俗和理念却顽固的根植于广柔的乡村和偏远的城镇。而红色文化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仍然可以在“主旋律”的音符里经久不息的传遍整个中国社会。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和复杂性。各种文化相互竞争，互不相让，但不断地趋近一种动态的平衡。但是最有意义的是，无论是建筑师，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以至学术界，都在这种多文化的竞争中自觉不自觉的寻找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一种统一的文化，现代的文化，非西方的文化，非古典的文化。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现代文化认同和文化标志。当观察者进入中国地域和文化范围内时，可以清楚的感觉这种文化的内涵和理念，识别其清晰的文化标志，观察到这种文化的行为特征。它必然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发源，并受到西方多种文化的影响，为大多数华人认同，接受，而成为中国在21世纪的震撼人心的当代文化。
参考文献
[1] Leopold, Joan， Culture in Comparative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E. B. Tylor and the Making of Primitive Culture .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1980)
[2] Marett, R.R. Modern Sociologists - Tylo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36.
[3] "Tylor, Sir Edward Burnett." New Illustrated Columbia Encyclopedia. 1979 ed.
[4] Lurie, A. (1981). The Language of Cloth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5] Chevalier, J., & Cheerbrant, A. (1994).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6] Csikszentmihalyi, M., & Rochberg-Halton, E. (1981). The Meaning of Things: Domestic symbols and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Dutton, J. E., & Dukerich, J. M. (1991). Keeping an eye on the mirror: Image and identity in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4(3), 517-554.
[8]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9] Gioia, D.A. (1986). Symbols, scripts, and sensemaking: Creating meaning in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 In: H.P. Sims, D.J. Gioia, (Eds). The Thinking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49-74.
[10] Jones, M. O. (1993).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Symbolism: What, How, Wh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1] Martin, J. (1992). Cultures in Organizations: Three perspective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Pettigrew, A. M. (1979). O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 570-581.
[13] Pondy, L. R., Frost, P.J., Morgan, G., & Dandridge, T.C. (1983). Organizational Symbolism. Greenwhich, CT: JAI Press.
[14]劭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 郭沫若，五四精神与文化选择，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二期。
[16]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读书，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