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50年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统一”，“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都是构成50年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国家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它对全社会的“统合”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宏大的词语下被高度简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50年代新国家是怎样进行社会“统合”，如何实现高度一体化的？
本文所称的“统合”，是指建国初新国家依着某些重大理论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
笔者之所以对“新中国在50年代的社会统合”这个问题抱有研究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如笔者这样的一代人都是50年代初出身的，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很自然的“关切”，可是我们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年代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只是一般性的知道50年代的那些历史过程，也知道用于描绘这些过程的语汇和概念，但是我们对于更具体的操作层面或“行动”的层面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所知甚少，而那些方面，对中国在50年代后的历史进程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近年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历史学的研究还很少，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上世纪50年代历史可以不再仅属于政治学，也应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历史学研究强调资料，现在已开放一些档案资料，更兼之出版了一些个人回忆录，使50年代历史的研究已具备了初步的条件。
近二十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
我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利用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并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研究“50年代社会统合的问题”。当然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资料可以利用，可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有关档案资料，一是开放不够；
同时，那些档案资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对一般民众的思想、生活，感受等等，反映不多。即使有所反映，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的限制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见到普通人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
在毛时代，曾经有过一次集中性的对普罗大众生活史的群众性的写作运动，那就是从1963年自上而下发动的“写三史”的活动：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史），街道史，家史，或者可以统称：“忆苦思甜”活动。在这之前，还有40年代后期，在解放军中进行的和在建国前后在土改运动中推行的“诉苦”。只是这类写作和口头表达，有不小的局限性，第一，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行为，都是着眼于服务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例如：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在形式上，还有新发展，例如，从“诉苦”，发展到“吃忆苦饭”；
第二，毛时代的所有的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它的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就设定的。这就是1949年前是“苦”的，现在是“甜”的。
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小人物”的回忆录，情况则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些回忆录的写作都是个人行为。其次，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开始的那场社会大变动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影响，而过去我们在研究50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时，对这些问题往往是不重视的，我们对社会大众的生活、命运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
回忆录能否作为单一史料来使用，其史料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单纯利用回忆录来做历史研究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结合其它资料，以及不同回忆录之间的互相印证，回忆录还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的回忆录。本文使用的15本回忆录都是非文学性的出版物，我没有经过特意的挑选，是随机性的，这15本回忆录，除个别外，出版后都没有引起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它们大多都是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一些，我判断是通过“买书号”的形式自费出版的，因为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小，这些文本同样也经过了出版社的审查。在这15本回忆录中，有3本是自印本。这些回忆录都是作者对他们一生生活的回忆，但都有一个主线，这就是从个人和社会底层的角度，对50年代初期的生活经历给予较多的叙述，重点反映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响，虽然都是个人的叙述，但可以和其它历史资料互相印证。
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文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地区包括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15本回忆录中有14本是个人回忆录，也有一本是多人回忆的合集：
1，吴文勉：《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江苏、黑龙江。
2，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吉林。
3，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反映地区：上海、北京、湖北。
4，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5年8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辽宁。
5，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湖北。
6，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辽宁、黑龙江、甘肃。
7，陈星：《风雨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甘肃。
8，记实文集《二十一年》（上、下两册），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是一批在云南省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21年的右派幸存者回忆录，反映地区：云南。
9，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反映地区：安徽。
10，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05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河南。
11，郑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
12，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西藏，四川、贵州。
13，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嘘一两声》，自印本100册，2005年印行，反映地区：湖北。
14，许岳林：《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自印本，2006年2月印行，反映地区：浙江。
15，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2004年6月印行，反映地区：河南，湖北。
上述回忆录的共同的特点是：
1，14个人是亲历，只有1人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主要是根据他的父母的回忆来写他的“家族史”。
2，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会名流。
3，作者中有4个大学生，其中2个是在新中国的大学毕业的，其他多数人是小知识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军人，后两类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过长期的自学，才能写书的。
4，只有1个人在1949年前在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及军队工作过，是低级人员。
5，多数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
6，回忆录作者的绝大多数都在50年代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并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但导致他们成为“右派”的原因和50年的社会统合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这就是新国家对“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的高度要求。
本文就以这些回忆录做参照，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探讨以下5个问题：
一。新国家以不间断的“运动”作为统合社会的最重要的方法
15本回忆录的作者都对新中国的诞生表达了欢欣鼓舞之情，从他们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在建国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后，新社会的基本面貌就形成了：社会秩序井然，党和国家及其领袖的权威已完全确立，工农地位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已经认识到必须转变思想和立场，长期接受改造，工农商学兵都明白应在一切领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等。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逐渐成为了新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谈到5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所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并且都程度不同地留露出对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惊惧的情绪，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新国家和新社会的拥护者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后就成为社会统合所打击的对象？新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和社会统合的关系是什么？
笔者认为，过去仅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认识政治运动，是不全面的，从50年代的历史看，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基本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新国家以“阶级论”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准，突出强调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的政治历史的背景与对党和国家政治忠诚的关系，由于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的政治行动的效力巨大，在毛时代的近三十年里，它不仅是一个主宰性的思想意识，更成为一种固定化的分析和治国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手段就是“搞运动”，其方式有别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主要是依靠专门机关的镇压，用肉体消灭和大规模监禁和流放的方式镇压异己力量，形式上还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中国则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成立临时性的领导运动的机构，制定临时性的条令和法规，以党组织为核心，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大规模发动群众参与，形成巨大的社会氛围，用群众运动和公安机关相结合的方式，打击、震摄和镇压敌人，以达到运动预期要完成的目标。对斗争对象，以教育、感化、改造为主；
以镇压为辅。
“搞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常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为建国后的一种路径依赖。借助于政治运动，可以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现积极分子，建党、建政、建基层组织，在全国广大人群中通过组织“阶级队伍”，区分敌、我、友；
第二，“搞运动”之便捷还在于：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铺天盖地的强力、快速的攻势，以达成革命的目标。（
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的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阶级和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中，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和组织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成斗争对象转变思想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暴力，带有明显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分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分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对之采取严厉的惩罚或改造措施。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内容是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即被“管制”对象都是“戴帽”的“地主”、“反革命”、“坏分子”等，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许多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并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在建国初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已离开家乡在外地读中学，以后又考入华中农学院的中专部，但是他家乡的乡政府拒不同意为他“转户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细崽子”，“应留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以后当地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写信给华中农学院，要把他带回家乡，充当“地主”。这种现象在50年代初并非个别，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
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250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它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340人，一律管制。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105人。裴家营、梁王、王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这在50年代初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曾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1年上半年，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这是面对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破坏活动，新国家对敌对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发起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清算斗争。“镇反”运动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也教育、提高了群众的“对敌斗争觉悟”，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对于镇反运动，在这些回忆录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态度都是表示拥护。回忆录的作者李蕴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为配合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列队去到镇反处决现场，亲眼看到反革命份子应枪声倒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对此场景还记忆犹新。回忆录另一作者吴文勉原是无锡永泰丝厂的工人，1947年为躲避“抓壮丁”，全厂男工，包括50多岁的老工人，都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建国后，他们都清一色成为“反革命份子”，而作者为了找靠山，在别人劝导下，还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并在工友中发展了10个人，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活动，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作者前后只做了“中统”特务1年，建国后在北大荒却改造了25年。他的经历说明，50年代初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鲜明的清算的性质。
二，共产党内的纯化是重中之重，对肃反运动偏查的批评往往带来严重后果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有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内部清理“异己分子”本身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执政党对党内的统合的问题更加重视，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党员的阶级出身的问题尤其重视，在50年代，党内清理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党员和原南方地下党，它的背景之一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党员和对非主力武装的歧视，以及毛对党的“纯化”问题的强调。
《二十一年》等回忆录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为什么建国后原中共地下党员都普遍被打击？现在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国后清理中共地下党，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项全局性的行动，南方的情况更加严重。
1952年3月18日，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罗申通报情况时说：
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
1951年，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董必武也向苏联大使罗申说：
在清理过程中，尤其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
这就是建国后原地下党同志被重点清理的思想背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纯化观”还夹杂着地域和宗派观念的消极因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许岳林在建国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就是因为对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而被列为“肃反”对象，以后还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县的原地下党干部，自山东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到来后，都被免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南方各地的地下党被打击，原负责人被清理是普遍现象。云南省原“边纵”、地下党的县团以上干部被整掉200余人。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1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大多被视为是“可疑分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至于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曾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分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相比之于南方，北方是老区，解放的早，更重要的是，40年代原华北地区的地下党是受彭真，刘仁领导的，被认为是在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上的，因此，华北地区的地下党员，很少受打击，建国后都受到重用。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分子入党则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较大的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昨夜风》一书的作者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以为国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义”，由于是少东家，受父母影响，对自家的产业过于关心，不久就被党内除名，以后虽担任了长春市工商联秘书长，但在“五反”运动中就受到冲击，1957年又顺延成为“右派”，这说明执政党对于党内的异己游离倾向，绝不手软。
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党机关）和“中层”（政府机关）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1955夏——1958年12月底，分四批进行，前三批参加运动的共61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一点四。
1955-1956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410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是，罗瑞卿在1956年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所以，还在1956年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一年后，果然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
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曲，不能“正确对待”；
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很好，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
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
新国家特别关注在城市的“统合”，它的基本内容是摸清“民情”，对广大城镇居民进行细致的政治分类，以了解每一个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国家很快就建立起对全社会人员，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新国家对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新国家对工人比较宽容，调查和“排队”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群被认为和旧中国有较多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联系。这也和苏联的方式不同，苏联是依靠专门机关的调查，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人事保卫制度，是对苏联经验的发展。
和党内统合同步进行的是社会统合。从建国初，新国家对全国民众的社会调查工作就开始稳步进行，这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对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对城市成年人口，结合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进行“排队”、“摸底”。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开始后，这项工作的进展进一步加快。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方法（动员检举揭发，填写表格，写自传，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区分，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
在革命年代，根据地所在的农村是革命的中心，经过土改运动，党在农村的阶级结构已经建立，敌、我阵线分明。相比较于农村，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建国初，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
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中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这项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团、工、青、妇），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新国家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
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3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1953年后，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国内一些社会阶层中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的情绪。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再镇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字太大而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对于当时是否存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份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讽刺和谩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翦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新国家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的“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1953年后，1949年前旧中国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总体被划入了“旧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被一般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分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简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分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这个人群又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分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原旧军队士兵（统称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
15本回忆录的作者基本都在肃反运动中被冲击，他们所在的单位花费大量钱财，在全国各地对他们的历史情况进行“外调”，使得单位领导有机会去了许多过去从不可能去的地方。“外调”的行动受到被审查对象的普遍欢迎，他们相信“外调”有助于澄清他们的历史疑点。1955-1956年，全国范围的“外调”大规模进行，它的核心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也是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独创，斯大林时代的“肃反”是没有这项举措的。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派出达四位数的外调人员，国家机关也是四位数，大批审干人员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查证资料的工作，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外调”，基本查清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疑点，使许多人得到解托。
新国家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属于“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
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
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分复杂者582人。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
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
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分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分子”，它也包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分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
“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
对于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提出，这些人的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然而从总体上看，新国家对工人是比较宽大的。1957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只进行“先进”，“中间”，“落后”的分类，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对技术人员和科室以上的干部可以划“右派”。
50年代新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排队模底”的重点是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和当时领导层的认识是相联系的，由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旧中国有较深的历史和思想联系，他们被顺理成章地视为是有待进一步加强改造的社会群体。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对摸底”，就是对他们进行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给予区别对待。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一直深入到县和县以下的城镇的小学教员这一级。广东省的和平县在建国初是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也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左”、“中”、“右”的排队。
对于如何帮助、教育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细密的规定。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8月25日，中央指示，对技术专家，应列出“少数确有学问和技术并有资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单报送中央审查，“对他们中组织学习，不放到群众中去斗争”。
两年后，在反右运动时，又提出，对大人物中的右派，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放手进行，斗深斗透”，而对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其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
具体策略有许多：有的是“斗而不狠”；
有的为了将来能够使用，应采取控制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的不登报，有的“小斗登报”；
对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采取“谈而不斗”；
对科学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在鸣放期间没有表现或很少表现反动言行的，“当然不要排队，也不好批判”。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50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
四，新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的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为社会统合的基础
15本回忆录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会演变为极严重的问题而被划入“敌人”行列。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抵”、“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才知道，执政党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李理回忆说，在建国前夕的南下部队中，就有知识分子因在旧社会的经历“不那么干净”而在“诉苦”时感到负咎而喝DDT自杀的。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南京市欢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此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初期，陆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国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南京的知识界对陆定一的讲话却持有异议，当负责同志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才噤口无言。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50年代在华中农学院中专部学习，他对当时被神化的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有所怀疑，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使生物的遗传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不断地变异，似乎于理欠通”，当他把这个看法告诉老师时，就受到老师的警告。而湖南军大的教员在讲“隧道”一词时，因举了一个“纽约地铁”的例子，也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崇美”，他被告知，应举“莫斯科地铁的例子”。
由此可以证明，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新政权在初建时期，就高度重视对“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甘肃省有的基层单位更将这个词语加以简化，直接称之“剥皮”，肃反对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剥皮组”接受教育。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分子占百分之八十。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
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新国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就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
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肃反运动如此，反右运动也如此，东北地区是这样，西南地区也是这样，全国都如此。反右运动前夕，云南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的标准首先是看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云南又传达彭真内部讲话：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叫”打闷棍“。
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广东省和平县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学教员，虽然并无错误言论，也多事先被定为“计划内的右派分子”。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时，曾互相封官许愿，于是15，6岁的八个少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1962年9月才获释。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章正邦，在建国初参军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庆民营报馆担任过编辑，在1951年的部队展开的“民主运动”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审干的同志坚信，“我们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不能作这个工作，你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社工作，天天宣传戡乱救国，不是党员能做这个工作吗？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以后能到澄清，但还是被列入有历史和政治疑点的”第四类干部“而被转业到地方，1957年又被顺延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达由于是地主出身，家乡干部要把他留在家当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乡考入了中技学农林，就是想离人群远点，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林区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才躲过历次运动的打击。
在新国家加速对社会进行统合之际，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也有了新的变化，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胡伯威当时是北大的学生，他回忆说，这就是要强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和上级的关系，而不应发展个人间的横向关系，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确的态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泼，“人们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党性“到家了。回忆录作者章正邦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峨眉县，他所工作的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下来的，由于”在部队实践工作中都有体会，都变得持重“，作者为避免被认为是”搞小集团“，从不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来往。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忆到，他当时的领导也一再告诫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孙悟空”。在人们的衣着上，“男女同志都是蓝、黄、黑三种颜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饰上稍有变化，就会遭来非议”。而在“中苏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特别买了苏联在中国倾销的“大花布”来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拥护中苏友好”的政治立场。
五，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
回忆录的多数作者都提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运动前后的变化，由于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来的工资就较低，当他们在成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后，他们的工资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发十几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费，这也就涉及一个大问题，即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问题。
新国家是根据政治忠诚度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在1957年后大致确定了下来。
建国后的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政治身份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7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资都很高，反右后，一些民主人士成为“右派”，他们的工资就被降了下来：
章伯均：原3级，1957后降为6级，
罗隆基：原4级，1957后降为9级，
章乃器：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龙云：原2级，1957后降为6级，
陈铭枢：原3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绍竑：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琪翔：原7级，1957后降为9级。
1953-1957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分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分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于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一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能相对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分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分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400人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分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1000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两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分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等服务行业。
在这些集中“不纯分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新国家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回忆录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统合中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工作，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新国家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分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分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140多人为严重“不纯分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受。因为在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
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
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1955年10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北京市将“不纯分子”628户，共2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回忆录的几个作者，也因为出身问题和现实身份，或自觉前往边远地区，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相比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边远或基层地去的生存和改造的环境更为艰苦，尤以西北、西南地区为甚。
六，结论：50年代建立起新结构是超强结构
十五本回忆录在对50年代社会状况大背景的描述方面是比较客观的，基本情况彼此可以互相印照，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的叙述，其准确性无从查证，但也可以判断基本是真实的。这十五本回忆录，不可能涉及到新国家在50年代进行社会统合的全貌，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地区比较广泛，反映的情况却有强烈的同质性，和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是能够互相印证的，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统合的某些重要的特征。本文的结论是：
1，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以1953年为界，之前，在建国初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
之后，社会统合向纵深发展，波及面扩大，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新国家对社会的统合的力度大大加强和加速，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
2，新国家的领导者为了快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一直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们有许多创造，建构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叙述，中国传统的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被用来统合社会大众的意识。他们也非常重视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使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
3，构成了一种社会统合的“中国模式”，是对苏联经验的改造和发展，尤其是通过政治运动加紧完成和不断完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类别分类，建立起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效果明显，再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形成一高效，贯通的新结构，在政治上就是依靠革命专政、革命意识形态鼓动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分配，形成激励和惩戒机制，从而很快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
4，它的正面价值是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改变了近代以来民气衰落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5，但是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当时是处在冷战大环境下，又是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长期的对敌斗争，养成领导层强烈的敌情思维和战争思维，而纠错机制长期缺位。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盲目信仰和依赖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或因文化和政策水平较低，或存有浓厚的宗派和地域情结，利用政治运动提供的机会，打击报复，伤害无辜，使大批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统合的牺牲品，对个人而言是不幸，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严重的损失。
6，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在50年代进行的社会统合是革命党从革命夺权向建立并巩固新政权的过渡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新政权稳固性的不断加强和新秩序的完全确立，50年代那种法治缺位，单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专政的严峻的治理方式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在逐渐扩大，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势必要被后来者以温和政策加以逐步调整，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的提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意味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来源：《领导者》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