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 “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在这样一种幻觉之下，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冲突都很容易被视之为“不稳定因素”。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表面上看，这种“不稳定幻像”的形成似乎不是没有根据的。比如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种种矛盾与冲突的数量有所增加，不时还有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等等，在矛盾和冲突中，基层政府又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等。这些现象很容易促使一种“不稳定幻像”的形成。在这样的一种幻像中，人们会觉得我们的社会面临严峻的社会稳定问题，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一种强调严防死守的僵硬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式随之形成。
因此，要形成新时期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方式，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机制，就必须消除这种“不稳定幻像”，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判断我们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
“不稳定幻像”形成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由于我们对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产生的担忧心理。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与改革前的中国不同的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开始替代国家成为资源分配的渠道，同时社会结构在不断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中资源分配的结果，个人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要更多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市场和社会中的博弈。比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往往就是劳资双方进行博弈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利益问题引起的冲突和矛盾的增多是必然的，这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此，尽管利益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最古老的现象，但利益的博弈，在我们的社会中却几乎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事实是，当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这种思维主要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于新型社会矛盾的陌生与关于社会矛盾的旧的思维方式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将正常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甚至是正常的利益博弈，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从而形成一种自己吓唬自己的“不稳定幻像”。
当然客观地说，促使 “不稳定幻像”形成的因素，还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同时也与当今我们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某些特点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含义是什么？表明的是社会不稳定的征兆，还是我们制度安排中的某些缺陷？
比如，近些年来所谓越级上访成为我们社会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重要时刻，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突出。这经常被一些人当作社会不稳定的证据，也是“不稳定幻像”形成的重要根据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严防死守的处理方式。但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其说是矛盾突出的表现，不如说是我们社会生活制度化缺陷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中，信访和上访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一种很重要的机制。当然，一个社会主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无疑是社会生活法治化程度较低的表现。但在目前还没有别的机制可以替代的情况下，其存在还是有它的理由的。不过我们需要看到，上访的机制是有自己的特点和局限的。比如，与法律诉讼这种解决矛盾的机制相比，上访，特别是信访的成本是比较小的。这也就意味着诉讼是有门槛的，而上访是没有门槛的。再比如，法律的解决方式是高度程序化的，而上访的解决方式则是行政化的，对问题的解决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访和上访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中，最近这些年又加进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问题的解决要以有利于稳定为原则。这个原则的加入，实际效果上是更进一步强化了解决问题的随意性。也就是说，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不稳定因素，才会被重视，才会有得到解决的可能。有时，尽管某些要求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出于稳定的大局考虑，也不得不做出让步，甚至给予某些补偿。相反，有些要求即使是正当的，但由于没有涉及到稳定，也很可能引不起应有的重视，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往往也是社会博弈的结果。在博弈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在揣摩对方的逻辑、弱点和底线。由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其间的随意性很强，于是，一种所谓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逻辑就开始形成了。而且，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人们逐步明白，既然稳定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就需要在稳定的问题上做文章。更具体说，平时的上访往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或者很难解决问题的，只有在重要时刻的上访才能解决问题。于是，上访在某些重要时刻的集中发生，就成为这种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用上访方式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使自己的问题得到承认，也即要使有关部门承认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问题化的过程，有人称之为承认的政治逻辑。而信访和上访中维护稳定原则的加入，恰恰起到了鼓励要想制止的行为的作用：上访者要用对稳定有些威胁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才会得到重视和解决。可以说，在关键时刻上访等行为的集中发生，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中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所说在关键时刻上访等行为的集中发生这样的现象，看起来似乎是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严重威胁的因素，但实际上并不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坐在火山口上，而是表明我们社会生活中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手段的缺乏。
容易造成“不稳定幻像”的另一个因素，是最近几年中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的甚至形成较强的组织性。在有的地方，这些群体性事件还对正常社会生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种现象的形成，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一些问题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是与我们社会中缺乏及时有效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机制有关。比如，近些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往往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因素。但这种现象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缺乏一种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机制。如果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个案式解决，这个问题就不会如此大面积的发生，集体讨薪这种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频繁地发生。不是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是力图将要求解决问题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除了我们缺少个案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年来我们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比试力量式的解决问题的模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理不在声高”。但这样的道理之所以能够成立，得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即如果你有理，即使是细声慢语讲出来，也能够得到承认，得到解决。相反，如果一个问题或矛盾只有通过施加压力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就必然形成一种比试力量式的解决问题模式。在比试力量式的利益表达中，只有通过“人多力量大”的逻辑来表达要求，结果不仅社会解决问题的效率很低，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生活形成较大的冲击。由此可见，“矛盾冲突严重化现象”或“不稳定幻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真的表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相反，表明的是我们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的制度性的某些缺陷，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水平还太低，法治化的水平还太低。因此，正确的做法不是依此为理由，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制度化、程序化的机制。当然，上述分析绝不意味着可以否认某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严重性，其中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也的确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我在这里的分析所要表明的是制度化建设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