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的一个行动引起了我的注意：香港一辆旅游大巴在西贡发生车祸导致十八人死亡，港立法会宣布,将于5月3日组织立法会成员赴西贡旅游巴士事故现场查看,以便进一步检讨有关公路的交通安排和设计。这件事本无特异之处，引起我兴趣的主要是因为对西贡车祸已有香港特首亲自赴现场慰问伤员，又委派了专门的“独立人士”组成专家组调查事故并于两周内提出调查结果，似乎立法会再无必要赶赴现场，这似乎不是权力机关的份内之事。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除了特别行政区之外的国内其他各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都不会管这样的事。试看我们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各类事件，从今年的冰雪春运，铁路运输事故，EV71的流行，重大贪腐案等等，以及在此之前的广州禁摩、禁电动车等涉及数十万人权益的大事，尽管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引发各种议论乃至冲突，但我们在这些事件中很难听到人大的声音，看到人大的身影。权力机关大抵在按照自己刻板的模式行事：年初一件人代会，讨论几件例行的议题，然后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这些会议的议题，以及主任会议的议题和视察调查的议题也在人代会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确定好，此后按计划落实即可。这种工作方式使人大能够置身于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之外，保持着中国特色的超然。
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立法会成员无意享受这份安宁，他们倒是宁愿在每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上插上一脚，发表意见，展开争议，作出某项决定，努力使自身运作的实践与民意代表机关这一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宗旨相吻合。打开香港立法会网页，便不难发现立法会工作的两大特点：
第一，他们的工作很忙很充实。以五月份的工作日程为例，立法会及其下属各委员会安排的各类会议共118个，议题广泛，大到各种法律议案的讨论，小到有“长者服务小组委员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立法会下辖机构中有一个“政府帐目委员会”，大概是专门管政府财政预算执行监管的，五月份竟按排有七次会议专题审查，再查六月份的工作日程，“政府帐目委员会”也安排有三次会议，这份监管的认真和细致可以想见，与我们的做法可算大相径庭，在那里，政府首长花钱肯定潇洒不起来，要是想逃避这种监管，搞行政支出超支，行政首长决策砌一个豪华型的大楼或者换一辆豪华车，恐怕缺少现实的可能。
第二，他们很注意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关心民生的事做得很到位，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渠道比较通畅。比如，立法会网页中专门有一个“时事专题”，列出社会生活中公众可能关注的各类议题若干，每一议题均有相关的委员会负责接待，包括管制空气的策略、禽流感、文物建筑保护政策、减贫工作、香港电台编辑自主、广深港铁路香港段、内地妇女使用产科服务对公营医院资源的影响、为大专学生提供宿舍、就停车熄匙咨询公众等等，几乎是巨细无遗。再如，立法会及下属各委员会的会议除极少数不公开之外，全部向公众公开，可以登记旁听，或者在网上点击现场直播。还有，立法会在自己的网页上就拟讨论的议题发函“邀请各界提交意见书”，以利了解民情民意并集思广益。
从立法会的性质来看，这两大特点应是理当如此，而从我们的宪法规定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理论中同样应得出结论：权力机关应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真正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权力。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当使权力机关的这些特点更加突出，并受到更好的效果。现在明显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走到南辕北辙的地步。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力机关现在不妨虚下心来，向香港立法会拜师学艺，首先要从超然的高处走入民间，走进基层，感受社会公众的疾苦，感知他们的呼吸和脉搏，全面履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庄严职责。
近二十年来，人们总是更多地关注政府的改革，这固然必要，但人大的改革可算更其迫切，才是中国式民主与法治的切入点。实际上，在中国，没有权力机关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难以保证法治方向并受到预期的效果。“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这是人们用来形容泥菩萨和官僚主义的形象，值得引起警觉和思考。人大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