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北侧的暨南大学，向以大陆中国的第一“侨校”加“名校”自居。而历史学专业，也以拥有汤开建等在学界颇有知名度的学人而名列稍前。然后，由于大学政策的背舛，致使出现非常多的以“文抄”起家、以“文抄”为荣、以“文抄”而居学术“枢要”的博导。本文以下所揭示的二个案例，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而为首的二位：纪宗安、张其凡教授，都是在《百年暨南，暨南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特刊》中被认定的“名师”。
非常有意思的是，以上材料，曾由作者挂号寄给温家宝总理及大陆中国教育部有关部门，结果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而同时，也曾将兹材料送与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和纪检部门，并要求接见，而今三个月都过去了，同样不理不睬。为此，投稿新语丝，以获得社会和海外有识人士的关心。所有的一切，归结于疾呼：救救大陆的高等教育和高等研究。至于作者受到的“有形”、“无形”的深重压迫，包括卑鄙地“株连”，找借口使我太太“下岗”，则属于私人的遭遇，则不求在此宣泄了。
关于《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抄袭的说明
《中外关系史名著提要》，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版，封面上有“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与华侨华人论集”等16字，扉页上有“本书为暨南大学211工程‘中外关系史与华侨华人’项目成果”等26字。本书的“定性”，《内容提要》称：“是一部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史料工具书，以书录的形式，介绍了100多种中外关系史名著”，“信息含量大，确凿可靠，堪称中外关系史目录学方面的填补空白之作”。
本书的作者，封面上：“主编：纪宗安。副主编：刘永连，李云泉”。披览书内，各篇最后都有“×××撰”或“××撰”字样。所以，这是一本“填补空白”、“创作性质”的“著作”。出人意外，在经过核对相关作品以后，发现了成段成段的相似或相同文字。其中，署名为“纪宗安撰”的《征服世界者史》、《史集》、《中国伊朗篇》、《蒙古与教廷》、“刘永连撰”的《释迦方志》、《郑和航海图》、《异域志》、《岭外代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经行记》、“孟宪军撰”的《大中国史》、《中亚古国史》等篇情况最为严重，其次为署名“李云泉撰”的《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国漫记》、“郑素青撰”的《安南志略》、“邓昌友撰”的《西域地名》、“韦立新撰”的《西洋朝贡典录》等篇。今将相关文字分二列输入，以备勘同。
全部材料系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整理后的材料本身，计34页。左方是《中外关系名著提要》的文本，右方是被抄著作的文本。二是《中外关系名著提要》所抄文字的原本复印件，三是被抄文字的原本复印件，两者都涵封面、版权页。由于份量过大，除了向有关部门正式反映问题外，一般不提供后二部分。
涉案人员的身份，如下：1．纪宗安，暨南大学副校长；
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2．刘永连，暨南大学博士，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已通过副教授）。3．孟宪军，暨南大学博士，校长办公室秘书。4．李云泉，暨南大学博士，山东师大历史系讲师。5．郑素青，6、邓昌友，7，韦立新，8、朱立智；
都是暨南大学已毕业的博士、硕士。
关于这一案例的性质，我认为必须考虑以下：
1、这是211工程项目成果，拿着国家的优厚财政资助，却以“摘抄”拼凑起来的东西来塞责。——对国家造假。
2、为首的是暨南大学的副校长，历史学科的带头人，其余则是研究生。——这意味着导师率领学生集体抄。
3、在诸人中，刘永连抄得最为典型，几乎有篇就抄、一抄就是整个到底。作为留校的教师——这反映了学校在留校问题上的倾向。
4、本书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这意味着暨南大学鼓励以“摘抄”取得学位。
5、我曾向学校反映国其他人员同类的情况，至今，已被四次否决“博导”——如果“联想”，这暗示着什么？
6、本材料的部分，曾由作者直接向纪宗安副校长反映，并要求接见。但是，已被“理直气壮”地拒绝，并告知希望我“公开”——由此，可知为首当事人本人的态度。
关于《宋代史》等抄袭材料的说明
《宋代史》，上、下二册，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7月第1版，封面上有“张其凡撰”及左上角有“澳亚卫视学术文库”等字。本书的“定性”，卷首林楠《序》称：“基于对中华文化这样一来的认识，澳门卫视在自己的节目中将努力在两岸四地、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宣扬中华文化。同时，我们将拨出部分资金，资助一批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著、博士论文公开出版。由本台资助出版的学术论著定名为《澳亚卫视学术丛书》”。卷末《后记》则称：“编写新的断代宋史的任务，已是有深厚的基础、有新的需要的大事了。本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恰逢大学历史丛书的编写，更促进了本书的完成”。
早在2004年，由本人发现并曾向作者所在大学反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由“张其凡著”《两宋历史文化概论》的学风不端的情况。当时，不同的段落，分别出自不同的书籍。而今的这一部书，则发现数十页以上专抄一本
书的情况。除外，还有“公开申明”抄袭的情况。如：导论之《三、喀喇汗王朝史料》页49至64完全摘自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魏良弢《哈喇汗王朝史稿》页1至22。而于文前下注：“此节摘录自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一章”。
全部材料系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整理后的材料本身，计56页。左方是《宋代史》（计40页）、《两宋历史文化概论》（计16页）的文本，右方是被抄著作的文本。二是《宋代史》、《两宋历史文化概论》所抄文字的原本复印件，三是被抄文字的原本复印件，两者都涵封面、版权页，以及不曾整理的“公开申明”的抄袭部分。由于份量过大，除了向有关部门正式反映问题外，一般不提供后二部分。
涉案人员的身份如下：张其凡，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2005年当选副会长。
关于这一案例的性质，我认为必须考虑以下：
1、这是“系列”的抄袭行为，并由“整段”摘录发展到“整章”摘录。——这显示了新时代“文抄公”不知廉耻的堕落轨迹。
2、所涉二书，都先、后作为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这意味着暨南大学鼓励以“摘抄”取得学位。
3、在第一次反映情况后，暨南大学不仅没有予以严肃处理，仍保留其“学位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这直接导致了其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对反映者实施报复的恶劣事件。——这正是学校“姑息”政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