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台湾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
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一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
“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
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