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举办奥运会声势空前，让国人好好炫耀了一把，也引起西方的紧张和疑惧。于是，关于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或“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其实，如果中国不变革现有的政治制度，扬言或担心中国之崛起，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杞人忧天。
从根本上而言，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著名国际战略学者、娴熟大国崛起历史的时殷弘先生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建立起民主和法治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和法治传统，是中国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须的基本创新。[1]?
中国要成为伟大强国有三个绕不过的“坎”：一是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
二是台湾问题；
三是国际环境。可以说，民主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一把总钥匙。本文探讨民主与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问题。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一些学者将这些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权威主义统治。这有一定的道理。权威主义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用强权控制稳定。像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大陆（以下“中国”即“中国大陆”）也经历了严酷的集权统治，但换来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安定环境。其二是推进经济发展。国家权威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导作用的角色。
但是，权威主义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在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权威政治的积极作用大于负面效应，而在此后，威权政治的危害和负面影响日趋明显。主要表现是权力损害市场制度原则。政府介入经济生活过于深广，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化在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加上集中而强大的权力，因而比一般的政治体制更容易滋生腐败。而制度性腐败则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有人认为腐败是传统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推进改革的润滑剂，但这更是损害执政党统治合法性的腐蚀剂。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大体可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民主合法性三种形式。苏联东欧剧变以前，中国执政党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维护统治，倚重的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的依据。此后中国执政党虽不断修改意识形态以适应新形势，但更倾向政绩合法性，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谋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弥补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不足。但这种政绩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权威主义统治前期，即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改善社会状况。如200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8%，但在这一年里，贫富和就业状况都没有明显的改善。[2]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家庭（150万个)占有全国财富的70%。【3】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显然中国已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近段时间来，贫富两极分化仍在加剧，用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话说，已经形成了“断裂社会”。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大多数暴富者并不清白，他们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腐蚀政府官员，获得特权攫取暴利才得以致富。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由权贵主导而肥己的改革。甚至有人认为，1949年以来的历史就是打下江山的新权贵先将私有财产国有化，再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历史。这让普通老百姓觉得改革离他们愈来愈远。特别是对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老百姓尤有切肤之感。
腐败滋生、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原来我们推了半天，都是为别人作了嫁衣。这不仅使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也引起他们与执政者在心理上的对立，降低了社会认同感，从而为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酝酿心理基础。官民之间尤其是警民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冲突不断涌现。上访、集会、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从１９９３年的0.87万起增加到２００6年的６万多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4]特别是近段时间来，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群体事件不断爆发，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事因从个人利益受损上升到对体制的不满。贵州瓮安事件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这不仅使生产力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民众对统治权威的不断挑战也使执政者的政绩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是国家维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相继流失，使建立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出来。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民主合法性是国家获取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公众、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
中国执政党也意识到了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和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这从最近官方的一些动作和声音可以看出，如今年5月深圳出台了“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声称将差额选举市长；
今年7月贵阳开始对4县区党委书记实行公推公选；
今年9月初湖南省委书记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说要“还权于民”。但这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说仅仅是民主进程的起始。
民主化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民主不仅使国家政权获得各个阶层的高度认同，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使国家真正具有全面的发展效率，大大有助于保证社会真正可持续地稳定和富有活力。时不待我。执政党若能从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崛起的历史高度，加大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则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200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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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42页
[2]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3页
[3]《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
[4]《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０8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