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在杨天石所写《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中，总是能遇到他挥之不去、先入为主的写作路径。开始，我以为是自己预备了一个阅读视角，慢慢读下去，我才确定，杨先生的确存在比较清晰的写作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比如在“北伐前后”章节中，杨先生开篇就写到：
“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列强的恐慌和敌视。美、英、法、日等国首先选定在俄国远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发动进攻。”
这样的叙述基本上属于大陆历史教科书的主流话语体系。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杨先生的社会身份，他事先就预定了一条属于大陆史学界近年来约定俗成的历史路径，然后将他对蒋介石的日记阅读置放在这样的路径之上。
我知道杨天石先生绝对不会接受我这样的怀疑。但有些细节摆在这里，我愿意展开之：
在自序中， 杨先生坦诚自己的研究得到了诸多人士的鼓励和支持，这其中就有胡乔木。1988年，杨先生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胡乔木多次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这杨先生的面说，你的路子是对的， 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2001年，杨先生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过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了“华夏英才基金”的资助，并于2002年出版。
几年之后， 杨天石在新书里再次主动提及这样的细节，相信一直引以为荣。事实上，这本《寻找真实的蒋介石》，其中有几个章节，基本上就是将过去所写论文收录进了一个庞大一些的体系，并做了一些小的校正。其中时间更早一些的有：
中山舰事件之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原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原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原载《台北传记文学》1995年10月号。
如此多的旧作，必然带有杨先生当年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方法。先生又是在体制内拿俸禄的人，究竟是否存在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我约束，由此设定一个相对局促的学术路径，我相信以杨先生的涵养和底蕴，他是愿意拿出来讨论的。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阅读杨先生新书最大的感受：我的确读到了大量来自蒋介石日子里的真实信息，但我也的确感受到杨先生试图把这些真实的信息置放在大陆学术界早已经形成的思维框架里。
事实上，从学术方法上看，杨天石先生的如此技术手段并不少见。在单纯的技术向度上，他的做法，可能正是当代大陆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
早在1930年6月，陈寅恪先生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话，应该有这么几层意思，首先是发掘新材料，其次是引进新理论，再次是提出新问题，最后是得出新结果。比照寅恪先生的立场，杨天石是不是在引进新理论方面存在某种问题呢？以现在的学术视野， 仅仅用功过说来定义蒋介石，显然不足以更加丰富的解读他。因此， 与其在功与过的比例上反复纠缠， 还不如直接进入到学术的方法论上，看看我们究竟有多少雅量来阅读和判断早已成为旧人的蒋介石。
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已经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吕先生还举例，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存在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史问题，都很少有史家涉足，并存在诸多难以突破的学术困境。吕先生是在为杨天石的新书作序时写下这些感想的，我私下里推测，他是不是也在杨天石先生的著作里读到了某种暂时无法超越的学术困境呢？
历史学的学术框架的确是个举足轻重的问题。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的时候，曾就他所采用的治史方法做了很有价值的说明。小凯显然不同意孔子“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历史研究从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
在杨小凯看来，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言明的假设之多样化到达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反而使历史记录变得非常主观。
沿着小凯的阐述说开去，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杨天石的这本蒋介石新著可能的确没有事先言明框架，学术的假设性也不足够多，因此使得相当多的读者误以为，沿着大陆史学界多年来形成的学术框架阐释蒋介石日记，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史学范本。
我相信一切的问题都出在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上，这就是路径依赖原理。（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尔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第一个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当下和未来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
不好的路径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事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它告诉我们，要想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不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模式的基础，其实是早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选择，你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
孔子说得好：“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我一直有个观点，在中国大陆，1930年代以后的学人，少有人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钳制，以至于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习惯了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事先设定的学术路径，即使如杨天石这样潜心读书，志趣高远的学者，也有可能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或多或少丢弃掉一些自由的学术作风，转而心甘情愿的沿着某种路径依赖，一辈子仅仅做着一些隔靴搔痒、查漏补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