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胡傅氏，陈氏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多地是表现在精神层面的，而非实际的指导上。不过三人都对他有知遇之恩，对他一生的学术走向几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如果我们考察邓广铭为学术的一生，则不得不提周作人和蒙文通。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人，邓广铭已经写过文章回忆他们了，阐述他们对他的影响，这里我就稍微做点钩沉探微的功夫，说一下周作人和蒙文通对他的影响吧。
周氏由于在抗战中的作为，为人所不齿，所以邓广铭在回忆自己的学术工作时，虽然也会提到他，但没有视他与胡、傅、陈三人同等的地位。当然这只是在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是这样的，而在私下里，他是把周作人也算作在内称之为四大恩师，只是对周氏在抗战中的表现表示遗憾而已。
周氏与邓广铭的交往虽然始于辅仁大学时期，但周氏的影响可能还能追溯到他在山东第一师范学校。那时，他在一师的书报介绍社兼职，接触大量的新文学的作品。所以他早期是偏重于文学，受到新文学的大家周氏兄弟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一师由于校长王祝晨的开明态度，积极引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使得一师成为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所以一师师生对文学的兴趣很多，这似乎也是当时一师的特点。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可能就会发现山东籍的作家，大部分是一师出身的，比如李广田、臧克家、季羡林等。只是在他们大学期间发生了分流，一部分仍坚持文学创作，一部分开始转向学术研究，邓广铭和季羡林（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是在留学德国时才开始，他在清华读书时，是比较偏重文学的，可参看《清华园日记》）是比较典型的。不然，他如何会在辅仁的时候，选择为周作人作笔录呢？
周作人的日记里，有大量关于他们交往的记载，不过由于周氏所记过于简略，往往不知他们来往的具体内容，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记录和出版外，应该与他在大一时所创办的文学性质的小刊物《牧野》可能有关，因为他是经常与李广田一起去拜访周氏的，而他们两人是《牧野》的核心人物。
《牧野》是一个小型的旬刊，一期不到18页，共出12期，从1933年1月1月开始出版，到1933年4月1日结束。其作者几乎都是邓李的同学，《牧野》一共刊载了39篇文章，其中李广田一人所作就占15篇，邓广铭作8篇，其他作者可考者卞之琳4篇，何其芳1篇，尚有11篇无法确定其作者是谁，因所刊作品全为笔名。从文章发表的数量也知道邓李在此刊物中的作用，况且发刊词是邓广铭所起草，刊名为李广田所书。
如果说周氏对邓广铭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可能会显得有点夸大其辞，但周氏对他的肯定必定是他走向学术道路一个很大的助力吧。当时周氏在中国文学界声望正处在如日中天之地位，而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序言中公开称赞邓广铭，只要稍微有点想象力，就能想到这对邓广铭是如何的鼓舞。周氏是最早称赞他的大师，仅从这一点来说，周氏在他学术生命中就占据不可磨灭的地位。不过，他最后还是没有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而是逐渐深入到史学的奥堂，这可能跟他在一师时就形成的观念有关，所谓文史不分，他想打破文史的界限，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另外，与他的性格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吧，这些可能也是他当年报考北大史学系的原因之一。
至于邓广铭走向宋史的研究道路，又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硕学大师——蒙文通。在邓广铭公开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提到过蒙文通，更不用说受他的影响了。
我们先且放开他为什么不提蒙文通的原因，而从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说起。众所周知，邓广铭的宋史研究是从宋代杰出人物的谱传开始，而他最早研究的人物是陈亮。他之所以研究陈亮是因为在大四的时候选修了胡适一门传记专题研究的课程，而胡适在他所提供的参考人物当中就有思想家陈亮，所以他就选择了研究陈亮。而由于胡适在他的论文批注中提到陈亮和辛弃疾的关系写的太简单，还有很大的发掘的余地，所以他进而研究辛弃疾，并且很快写了一篇评价梁启超、梁启勋和陈思的辛弃疾研究的书评，从而一炮打响，受到众多硕学大师的称赞，同时就顺利地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乙等补助金，从而专心致力于他的辛稼轩研究了。这个叙述为大家广泛所接受，但我想问的是他为什么会选择陈亮，而不是别人，除了时局与南宋相似，对陈亮那种“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世心胸”气魄的折服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具体的原因。当然，有以上两点已经足够他作出陈亮的选择了，但我还是要追问有他更具体的考虑吗？
幸运的是，我们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发现一封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因此信的重要性，现全文转录如下：
适之先生：
前读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觉其立论颇多牵强过甚之处，嗣即对此问题加以注意，并以之作毕业论文题目。现因选定“传记文学实习”，又愿缩小范围，先尽力为陈龙川个人作一传，然后再及其他诸人。但前曾作《浙东学派探源》短文一篇，系对浙东各人学问作总括的叙述者，又系专为针对何炳松先生的书而发，其中支离处所及差谬处所必甚多，且当时为缩短文章之篇幅计，故所讲陈龙川也很简单。兹将该文章呈奉，敬祈先生加以教正，庶在为龙川作传时得有所依据为祷。
谨此 敬祝
教安
学生邓广铭敬上 十月十四日
此信写于1935年，正是他选胡适传记文学实习一课时给胡适写的信，信中提到他曾作《浙东学派探源》一文，批评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此文在该年八月已发表。而他原来的是想对浙东学派做一个整理的研究以为毕业论文之选题，终因涉及过广，转而缩小研究范围，所以选择了陈亮。
原因似乎就是这样，现在好像已经获得了答案，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考察一下信中所提到的《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文，可能就会发现他与蒙文通若隐若现的关系了。此文的具体内容我们先且暂时撇开不谈，我们注意一下文章写作的时间，是在1935年春节期间在北大东斋宿舍写的。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探源》作为万有书库之一种1932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6月该书再版。而他何以会在这时注意到何的书？如果我们注意到他这学期的选课情况和任课老师所教授的内容的话，这个疑问家很容易解决了。
根据他的成绩单，大三（1934年度）他选修了蒙文通的宋史，而据《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的介绍，知道这门课的主要讲授内容，现将该课的内容大纲抄录如下：
（本课）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至盛衰，以吕东莱、陈君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阙；
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
从课程提纲看，也知道此课是偏重浙东一派的学术思想研究，而这不是刚好与《浙东学派探源》一文的主旨挂钩了吗。这门课的主讲者是著名的经、史学家蒙文通，他的学术研究领域至广，从经学到史学、子学，并且兼通释道两家，宋史只是他的一个学术支流所在。不过，因其广阔的视野，他对宋史研究领域的各种论著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只不过当时不太为人所看重而已，因为他这方面论著刊布已经是在他去世以后了，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却早已在课堂上传播开来了。
这仅是从外在的写作时间和课程讲授时间的重叠，推测他们可能在学术思想上会有所关联。重要的是，我们更应该从文章本身去探讨他们之间的相关性。但是我们又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蒙氏这方面的著作在当时基本没有出版，仅限于课堂讲授，这样我们就很难找到可以对比的材料了。所幸的是，蒙氏之子记录他父亲治学方面的言论，现已出版，而其中恰好有关于宋史部分的内容，移之与大纲相较，真是若合符节了，那我们把《治学杂语》中宋史部分看作是他在北大讲授此课的看法了，虽不中亦不远矣。如果再与蒙氏1943年发表的讲稿《中国史学史》中宋代史学部分相较，也是符合的。
蒙氏对浙东学派的评价甚高，认为浙东学派“盖集北宋史学之成”，“实兼北宋新、洛、蜀三派之长”（第44-45页），此与邓文所得相同，这似乎不能否认其中有蒙文通的影响在内。
最后，补充一点，邓广铭曾经对蒙文通的弟子说，蒙也是他的老师，所以我们也是师兄弟了。如果我们不把这句话仅仅当成一句他们师生关系的笑谈，而是视作一种对他自己学术思想发端的追忆，似乎也能说得通。蒙文通与他的关系，不仅仅是这些，如果仔细考察还能发现他们学术思想的相通之处，这只好待之他日了。至于邓广铭为什么没提到蒙对他学术上的影响，或许是因为蒙仅仅在他学术发蒙时众多大师中的一位匆匆过客。很快，1935年蒙文通就被北大以学生听不懂他讲课为名解聘了，转而到天津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抗战后辗转到达四川，他们以后也似乎没有什么来往。
周蒙胡傅陈五人在邓广铭学术生命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周是灯光，给了他学术生命上的第一束光，蒙、胡是风向，决定了以后的研究方向，傅则是生长时的小生态，为其成长提供了一个好的生态环境，陈是大地，为他提供了精神鼓励。三四年代是邓广铭茁壮成长时期，40年代后，他已成为参天大树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撼动他的了。尽管，以后风向已变，生态也受到严重破坏，大地开始陆沉，他还是毅然挺立在其中。他是幸运的，生活在众多的硕学大师之间；
他也是勤奋的，有其聪明而不恃之，所以终能成其才。
2008年11月9日作于海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