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站在2009年的门槛内，回顾三十年来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的时候，时间的流逝逐渐驱散历史的迷雾，曾经的模糊逐渐变成今天的清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各种西方思潮的轮番上演，到1998年之后自由主义、新左派双峰并峙，到2004年之后两派之争淡化，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社会的多元化与思想的多样化同步进行。
在这三十年的思想历程中，传统文化，或者说广义上的“国学”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事件。在九十年代初曾有过一场短暂的“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是这场所谓“国学热”的标志。但是，正像标题所描述的，“热”的范围仅限于大学校园，因此只能是“茶杯里的风暴”，到了今天，我们至多把这场国学热视为九十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学风的一个证据而已。然而，近五年来，传统以一种猝不及防的姿态“热”了起来。从2004年的“读经热”及读经大讨论，到2005年开始的“《论语》热”、“国学热”，乃至“祭孔热”，传统文化话语大面积复兴，不但在校园之中以公共课、通识课的方式被重新讲述，而且以读经班、私塾、企业文化等方式进入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各种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话题，例如“读经”、“国学大师”、“国学院”等等，很容易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而在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也带来了学界的重新分化，以宪政、民主、自由为职志的学者对传统有了重新的认识，以民族主义、反现代性为目标的学者也在传统中找到资源。可以说，五年来传统文化话语的复兴，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学界，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并且可以预料，这种影响会继续持续下去。
传统文化的复兴，事实上是对数十年来“反传统”运动的一种反动。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变更，都是在引进西方思想、批判传统文化中进行的。尤其是在进化论与斯大林的五个社会阶段论的影响下，传统文化被贴上“封建”的标签，直接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从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文革”中，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一旦在政治斗争中成为失败者，便被宣布为孔孟之道的信徒，批刘少奇的《共产党人修养》，必批孔孟的修身之论，批林彪复辟资本主义，必批孔子的“克己复礼”。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中华文明也被宣传为“黄色文明”，遭到批判。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发展，而社会风气、公民道德却越来越堕落，开放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而国家伦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亏空。这是因为，在精神领域，“前三十年”基本上是靠乌托邦理想与政治动员，通过确立领袖崇拜、树立人格模范来确立道德标准，而“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无论是乌托邦理想，还是领袖崇拜、人格模范，都已经逐渐失去了维系人心、确立道德的力量。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又把大批农民从生于兹死于兹的乡土社会驱逐出来，导致熟人社会中由熟悉而建立起来的仁爱、信任等等美德，完全失去存在的根基。于是，国家伦理的亏空与社会道德的堕落同步发生。
自由主义把这一切的原因归咎到政治改革没有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公民道德没有真正建立。而传统文化研究者则更加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结果。最典型的表述者是蒋庆先生。他在《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一文中就说：“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崩溃，中国人的生命不能通过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出现了现在中国人心灵飘荡无处归依的普遍现象，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普遍感到的中国人信仰空虚、价值虚无、生命荒谬、意义失落的现象，这一现象为中国的各种怪力乱神提供了温床，也是可能造成中国社会动乱的一个深深的隐忧。”如果按照蒋先生的逻辑，“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提供生活的意义与安顿生命的无常”，那他常说的“十亿中国人的精神无所归依，十亿颗灵魂四处飘荡”这样的判断便非危言耸听。面对这样的局面，礼乐的重建，便可能提供一种身心安顿的功能。正因如此，一些儒学研究者认为，必须通过少儿读经、重建儒教，为“孔子”、“《论语》”、“国学”这些术语赋予新的社会意义，以此挽救社会道德。
与此同时，国朝学界政治哲学的兴起，也为重新认识传统提供了有力的根基和明确的视角。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其职志即在于反思现代性，乃至于反现代化。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刘小枫先生为代表的西学研究者导其先路。刘先生转向政治哲学之后，引入斯密特、斯特劳斯学派，打开了一条充满生命力的思想路向。从“二斯”思想到中国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只有一纸之隔。而从西方古典学研究到中国古经诠释，也有共通的理路。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思想的重建过程中，政治哲学为经学的新开展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视野，真正从学理上推动了真正的“国学”研究。
与学界对传统经典新的学理研究同时发生的，是社会对传统的渴求，或者可以说，民众对传统、读经、孔子、国学这些符号的重新认识，是传统文化走出学院，走向社会，形成“热”潮的必要条件。各种读经班乃至私塾的开办，对于丹《〈论语〉心得》的追捧，完全是数十年来批判传统的一种反弹。经济水平的提高，温饱乃至小康生活的实现，直接促动着普通民众反省传统的历史文化。人们会发现，当摘去了“阶级分析法”的有色眼镜，在《论语》、《弟子规》、《三字经》这一类的经典和蒙书中，都是一些温情脉脉的道德教诲。而这样切近而有味的道德教诲，是在西方的著作中见不到，在学校的课堂教育中也学不到的。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近几年民族主义从一种政治宣传开始部分转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像孔子、《论语》、国学这样的符号，都成为民族新的图腾符号。因此，从2004年开始，大量的读经班在各个城市涌现。
另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表面兴盛。例如规格不断提高的祭孔。2005、2006年，伴随着国学话语的复兴，出现了全球联合、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到了2007年，曲阜祭孔大典的主办单位，已经升格到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机构，打出“世界华人华侨同祭孔”的主题。这既是民族主义宣传的需要，也是拉动地方旅游业的需要。
在当下，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态度是多元化的。有人希望通过儒学的宗教化挽救沦丧的社会道德，有人企图通过儒学的政治化建设一个儒教国家，有人把儒学与民族主义态度相结合为当下政权寻找新的合法性。如果说，近百年来的新儒家，尤其是五十年来港台新儒家致力于儒学的哲学化，而树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那么，近几年来大陆儒学的发展，呈现出来的便是宗教化、政治化、社会化的倾向。
这是一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方生方死，意味着可能得而生，亦意味着可能得而死。这个时代所做出的思想创造，将恒久地决定以后时代的思想格局与社会结构，乃至后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总是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孔孟如果看到明清皇帝一边尊孔一边大兴文字狱，不知要如何痛心疾首。马恩如果看到斯大林一边尊马列一边搞屠杀，不知要如何目瞪口呆。因而，这个时代需要的，不但是浓重的历史感，而且是哲人的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