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有人说希腊文化是“哲学的”，印度文化是“宗教的”，中国文化是“历史的”。不知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现在是否还是“哲学的”、“宗教的”，起码现在的中国文化很难说是“历史的”。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
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
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和谐。而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
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但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
史之外无有文字焉；
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不正在迅速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吗？这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迟早，我们民族将为这种“健忘症”付出代价。到那时，莫谓言之不预。
而当前值得重视、警惕的“学风”之一是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当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自我表白、有关事件的宣言等“文本”信以为真。殊不知，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不同的“禁忌”；
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唯文本是信，对“钦定”的“记忆规范”形成的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米兰•昆德拉认为，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因此，“填空”成为历史学家，不，应是所有人的责任，使“历史”不仅只有“钦定”一家。如果“昨天”连飞鸿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毕竟令人遗憾，人们应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
千千万万个人点点滴滴个人记忆的“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借用董桥先生在“一袭真切的民族记忆”中的比喻，图的是缝补成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尽管只是百纳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岁月流逝中“民族的体温和体味”。只有更多的人，无论是在历史大潮中曾经引领潮流、推波助澜的“精英”，还是任大浪裹挟、不能不随波逐流的“庸众”，都写下自己的“昨天”，参与“历史记忆”的形成，打破“钦定”历史话语的垄断，我们才能“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