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我曾给毛泽东上过一封反映农村真实情况、批评“五八年大跃进”和“五七年反右斗争”、主张“包产到户”“整顿干部作风”“大力发扬民主”的万言书。2006年6月，我的回忆文章《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受到了众多读者、网友的关注与好评，他们认为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发表那么多切中时弊的观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也有一些读者和网友感到难以置信，他们认为像这样长达数万字的万言书，“只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才子们才写得出来”，“一个只有14岁的初二学生”是不可能做出这些“切中时弊的分析”的，所以他们认为这封万言书不可能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
一个中学生能不能写出万言书？万言书是否真的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为了回答朋友们的质疑，下面我就对有关万言书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解释。
1.我于1959年考入河南省渑池县第一中学，那年我13岁。渑池是位于河南西部的一个农业县，由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农业县里，所以我有可能亲眼目睹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1960年，当我看到了大饥荒日益加剧、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现状后，就产生了向毛泽东反映下面真实情况的念头。初开始打算写一封不太长的信，主要反映基层所发生的问题和真实情况，例如人们吃不饱、饿死人等情况；
但由于在调查、撰写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于是我就把这封信扩充成了较长的《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一文，后来批判的人都把它贬称为“万言书”，这就是“万言书”的由来。
在《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中，我曾介绍了起草万言书的过程：“在1960年的春节期间，我把自己关进一间小屋，开始起草‘万言书’。
…… 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我终于写成了数万字的‘万言书’初稿。”但有的网友却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认为除非我有“放卫星”的本领，否则我根本“无法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完成五万多字的万言书”。其实撰写万言书的过程是这样的，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反复思考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期间，我已经分别对一个个问题写出了笔记。在1960年春节放假期间，我把这一个个问题整理、汇总起来，写成了万言书的初稿。初稿是用毛笔写成的，写满了30多页横格稿纸，全文约2万余字，并非是这位网友所猜想的“五万言”。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完成2万多字的万言书，并不是因为我有“放卫星”的本领，而是因为我已经准备了一年之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准备，然后写出一篇2万余字的文章，这难道还是“放卫星”吗？1961年的上半年，我又对万言书进行了反复修改，并于1961年的暑假期间寄出，这就是说这封万言书确实是我在十四、五岁时所写。
2.万言书寄出后，可能是上头有人过问，这件事引起了学校的注意。一开始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不相信是我亲笔所写，他们认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生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他们怀疑实际撰写者可能是一位与我关系很好的历史老师，为此，学校进行了严格的调查，但调查结果否定了是这位老师捉刀。后来学校拿到了万言书的手稿，校长还亲自找我核对，最后他们才确定，这封万言书确实是我亲笔所写。
3.这封万言书究竟是不是我亲手所写？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证明，因为万言书的手稿尚存，只要看一下这个手稿，那么所有的疑问都可以澄清。后来万言书手稿被装入了我的档案，成为我“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修正主义（包产到户）”的铁证。每逢运动，给毛泽东上万言书都成了我的最大“罪状”，我为此遭受了14年的磨难。1979年，我的冤案平反，万言书的手稿才从我的档案中取出。虽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但它依然保存完好，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4.在我写万言书的时候，当时渑池一中的许多同学都知道这件事情，不少同学还给我提供了帮助，例如提供材料、带我到农村调查、帮助誊写万言书等。一位我十分敬爱的班主任老师还曾亲自到我家，劝我不要写万言书，以免招来灾祸，后来看我态度十分坚决，他临走时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初生牛犊不怕虎”！1965年我在渑池高中受到了批判，并被开除学籍、团籍，当时这件事成了震惊全县的一大新闻，那时渑池的许多学生、老师以及群众都知道万言书事件。这些老师和同学大多健在，只要到当地了解一下，一切都会明白。
5.我的冤案平反后，曾有多家报纸杂志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对万言书事件也多有报道。例如《河南日报》记者王超群等撰写的长篇通讯《青春的答卷——记在逆境中刻苦自学的青年陈定学》（1982年4月5日《河南日报》3版）、《中国人才报》记者王秉亭撰写的《推荐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1985年10月31日《中国人才报》1版）都曾对万言书事件进行过报道。河南作家杨军茂在《跳进黄河》一书、（《跳进黄河》，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我的老同学“新爱大姐”在回忆文章《风乍起》（中国记忆论坛—读书沙龙——新爱大姐文集）、宋荣甫律师在《半生坎坷谈笑去 一流才气笔端来——陈定学与“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见2007年1月27日《义马矿工报》）都曾介绍过万言书事件。这些文章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万言书确实是我本人所写。
6.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我在万言书中所提出的不少观点，已经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于是有不少人都感到难以置信，一个小小的中学生，真的能在几十年前就对“五七年反右斗争”和“五八年大跃进”提出批评吗？真的能在几十年前就提出“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吗？按照惯例，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确实是很难产生这些观点的，朋友们的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许多事实都能证明，这些观点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1月17日，渑池高中曾整理过一个名为《陈定学的反动言行汇集》的材料，该材料中就列举了我的一些“反动言行”：“对社会现实不满，初中时即写了长达万余字的修正主义文章，主张分田到户。”“攻击大跃进，说大跃进是‘冒进’，是‘揠苗助长’，是‘左倾’，1958年的大跃进对中国是一次‘浩劫’。”
有些好心的朋友认为，一个中学生能有“先见之明”，一定是“天才”或“神童”。其实我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凡夫俗子，并非是什么“天才”或“神童”，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提出一些今天看起来比较正确的观点，并非是自己有多么高的理论水平，更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大胆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因为民心往往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是不言自明的，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他们怕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于是就明哲保身、三缄其口，有话藏在心底，而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只不过是把人们藏在心底的话大胆说出来罢了。
7.有的网友还质疑说：“包产到户受到严厉批判是在1962年7、8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包产到户’才被作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而受到严厉批判的（见《王光美访谈录》）而天才的‘5万言书’则是1960年底写就、1961年暑假的时候发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也就是说，天才的‘严厉批判’比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足足早了近2年半！”这位网友试图通过对包产到户批判的时间差，来证明我的万言书是虚假的。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我在万言书中并没有对“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相反，我还从八个方面对“包产到户”的必要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认为它“是一种能够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比较好的生产方式”。“包产到户”是广大农民早就有的心愿，而对“包产到户”的批判也并非是“在1962年7、8月间”才开始，而是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严厉批判”。例如1959年10月18日《河南日报》社论的标题就赫然写着：《斥“包工包产到户”的荒谬主张》！1959年11月6日，一位姓林的作者在《河南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农民什么积极性》的文章，对“包工包产到户，几年不变的反动措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假若不是早就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河南日报》为什么会专门发表这样的社论？林姓作者又为什么会进行严厉的批判呢？
8.由于万言书涉及到了许多政治、经济问题，假若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是很难写出的。在《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中，我曾介绍了我的读书、学习情况：“那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初中学生，但由于我酷爱哲学，所以我已经读了许多马列著作以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著作。”有的网友对此也提出了质疑：“先不论‘中外哲学、经济、历史和文学’，单就‘马列著作’，姑且天才都通读了一遍，没有2-3年的时间是读不完的。又姑且天才用了2年时间把马列著作通读完吧（阅读马列著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信的话，各位好汉试试），可以推算出天才是从10岁就开始阅读的。本人绝对不相信”。
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小学时读的大都是连环画和小说，考入一中后（13岁）才开始读马列著作以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著作。记得当时读的马列著作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两卷集的《列宁文选》等。还有原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中国农学史》等等。当然所谓“许多”，并不是“全部”，我读书有一个特点，大都是带着问题有选择地读书，并非如那位网友所说的那样，先坐下来“把马列著作通读一遍”后再写。
9. 有的网友还认为，我之所以要写万言书，目的就是为了“与共和国的彭德怀元帅相提并论”。其实他不知道，在那个年代，“万言书”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也很少有人愿意“与共和国的彭德怀元帅相提并论”，因为那时彭德怀元帅已经被打成了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有谁愿意与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提并论”呢？
1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少人小小年纪就有了发明创造，我国一个不到10岁的小朋友还出版了自己的书，而我在十四五岁时写出一篇文章来，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