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或者毋宁说，“企业家精神”，是奥地利学派用以理解经济过程的核心概念。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论断是：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自然也是经济最出衰退、实现复苏的根本动力。
企业家是经济的兴衰
当然，所谓企业家，并不专指开办企业、经营企业的人，而是指每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所具有的某种气质。如米塞斯所说，讨论“企业家”概念的时候“决不可忘记，每个行为都嵌在时间的流变中，所以必然是一投机。”具体而言，“因为行为必然是为的要影响一个未来的情况（即令只瞬息间的最近未来），所以它的结果如何决定于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否正确。所以，行动后果总是不确定的。行为总是投机。”
因而，米塞斯所谈论的是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乃是每个行为人——每个在社会中从事特定活动的人——身上的一种“功能”，即每个人身上面向未来、基于个人的预测而行为的那种倾向。所谓企业家，就是“专从每一行为的不确定性这方面来看的行为人”。（人的行为：经济学研论，上册，第268页。）企业家精神就是人身上具有的冒险与创新精神。
从这个角度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多少都具有某种企业家精神。比如到商场购买东西，就面临着价格决策、品质认知、机会成本等问题，个人要面向某种不确定性作出决策。至于跳槽，那就更有企业家活动的性质。
自然，人与人不同，因而，一些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比较强烈，具有更为明显的创造性。如米塞斯所说，这些人“特别热衷于调整生产适应预期的变化以谋取利润的人；
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原创力，更多的冒险精神，更敏锐的眼光的人；
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人的行为：经济学研论，上册，第270页。）。这样的人经常会成为各种各样够的机构、尤其是企业的投资者、经营者。他们是狭义的企业家。资本家是一类特殊的企业家，他们专门经营资本。
这样的企业家活动、尤其是狭义的企业家的活动，乃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很多前提，比如，自然资源、资本积累，或者人力资源投入、技术。但所有这些物质性资源，均有赖于人的利用、组合，才能够进入经济过程，才能够产生收益。否则，光有物，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个人，当然就是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那些狭义的企业家的活动。
经济增长惟有靠人们的企业家精神，靠企业家活动来实现。而这种精神，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增长，唯一所需要的，就是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使得人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狭义的企业家的活动，有最为充分的发挥空间。
政府永远不能自己实现经济增长、不能创造财富。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不阻碍人们发挥这种精神，并且更进一步，为人们从事企业家活动创造较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自愿的合作、交易。有了这种制度环境，企业家自然就会创造出财富，并实现经济增长。
反过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停滞，通常是由于制度环境妨碍人们发挥这种精神，从事企业家活动。不论是政府的无力还是政府滥用权力，都会导致企业家无法进行稳定的、可扩展的交易、合作。政府的错误政策、制度也会诱导企业家犯下大量错误，从而形成经济的畸形繁荣，这种繁荣又必然以衰退终结。这就当下中国经济衰退的根源。不过，我们暂时不去仔细分析这一点。
要复苏就降低企业家活动成本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推论：实现经济复苏，同样有赖于政府去除妨碍企业家活动的制度壁垒。
半年来，各路专家给政府出了很多刺激消费的主意。好象是，民众很有钱，但不愿花。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中国，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的苦恼，恐怕是无钱可花。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中，他们所受冲击最大，比如，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立刻就丧失了基本收入。由此，几千万农民家庭的生活就会出现困难。其实在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收入下降，有人会失业。这个时候，刺激消费的政策毫无意义。
要正确地应对经济衰退，首先要搞清楚衰退的本质。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社会的经济活动减少，所以，推动社会的经济活动增加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而经济活动增加的不二法门，正是给企业家松绑。
普通中国人向来相信，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中国人天生就富有企业家精神。这是古代中国经济增长、人口繁殖的基本动力。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仍然是因为这一动力机制。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地突破政府强加的不合理的制度，这个时候的政府也没有继续顽固地坚持僵化而荒唐的制度，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控制。于是，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就得以发挥出来。私人企业家的干劲，农民工的勤劳，就是中国奇迹的全部原因。只不过在三十年以前，这些东西无处发挥，在过去三十年则可以发挥了。
现在，走出衰退的唯一希望也是这无数勤奋的企业家。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普通人，到活跃于商业世界的狭义的企业家们，其实都在苦苦地寻找获得收入的出路。所以，经济活动的潜在力量是有的。但是，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人们从事企业家活动施加了较高成本。这些成本，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还可以忍受，到了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就难以承受了。于是，企业就只能倒闭、关门。
那么，政府要实现经济复苏，就应当基于企业家承受能力下降的现实，大幅度降低企业家创业和经营企业的成本，使其降低到企业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样，企业家就可以恢复活动，或者可以进行新活动。由此，经济活动总量增加，人们有工作可做，这就等于经济复苏。
这样的成本可以区分为几类。首先是法定税收。税负过重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目前政府正在进行增值税改革，但营业税也是压在服务业头上的一座大山。减轻这方面的负担，可以大大刺激服务业复苏。其次是隐性税收，即政府收取的各种费，及政府各个管理、监管部门滥用权力，骚扰企业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这种成本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可能不亚于税收。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这方面的成本。第三是基础设施匮乏。这种情形在乡村、小城镇尤其严重。很多人奢谈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是，基础设施匮乏，企业运营的诸多成本将由企业自己承担，而这种成本在城市是由政府负担了。政府如果把四万亿刺激性投入到基础设施较为匮乏的地方，就可以刺激那个地方的企业家活动。
总之，经济增长与经济复苏都只能依靠人的努力，依靠无数企业家的工作、冒险、创新。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人们可以较低成本工作、冒险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