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则新闻颇惹人关注：
第一则新闻：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称“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3月18日)
第二则新闻：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这家“白金级酒店”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据说，成立这样的“超级智库”是为了摆脱利益集团的束缚，可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人民网2009年4月3日）
我从第一则新闻中看不到孙东东教授被什么利益集团束缚——他不说这话没人吃了他，但知道此人比郭德纲还会讲相声——特别是他的道歉：强调自己一向关注弱势群体反应的问题，绝对没有歧视上访人员的思想和言论。
我从第二则新闻中看不到“超级智库”所谓的独立性，但知道这家“白金级酒店”是绝大多数民众消费不起的地方，更遑论访民了。再看他们列出的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的确是声势浩大、气魄惊人。要命的是，尽管智库成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并且自诩“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我却看不到他们的研究课题对民生一丁点的关注。难道，他们试图用这样的课题在告诉我们——决策层和老百姓也不对民生有一丁点的关注吗？
于是，99%的精神病访民与白金级酒店里的超级智库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超级智库”和孙东东教授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是象牙塔尖上的精英之精英，可以在燕园搞学术、在白金级酒店当智囊；
他们都是名人——高学历、有社会地位、有话语权，有社会资源；
可以在公众面前像健美运动员那样展示自己的“肌肉”，在闪光灯下耀眼。不同点在于：东东教授是一个人，“超级智库”是一群人。
《中国经济周刊》说：2009年预计中国有3000万左右农民工失业，往年没有就业和今年毕业需要就业的大学生有900多万，这么多人将没有饭吃，这些专家智库没有关注；
数量庞大的离退休职工、复转军人、拆迁户、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教师、无最低生活保障的低薪工人和失业工人进行的此起彼伏的维权事件，这些专家智库没有关注；
户籍、医疗、住房、教育、殡葬五座大山让中下阶层民众暂住在中国、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了学、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专家智库没有关注；
2008年全国共发生袭警案件7719起，这些专家智库没有关注。
他们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秩序，眼中只有国没有民，有整体没有个体，他们号称爱人民，但不爱任何个体的人。他们就像一群悠闲地坐在富士山顶观看樱花烂漫而笑靥如花的贵妇们，在公众面前做着种种性感撩人的动作，却不知道丰乳肥臀之下是火山口——据专家说富士山是不会火山喷发的。
其实，这样的专家古时候就有。历代王朝的君王都有自己的智库。唐太宗曾力倡科举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述进士上》）那又能怎么样？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预警系统提醒统治集团，没有动力让统治集团对民众的权益和意愿予以重视和敬畏，没有有效有力的正确决策系统和权力制约系统对问题予以纠正。到了唐朝晚期，绝大多数民众生活赤贫、权贵官员滥权和争利行为引起激烈的官民矛盾、中央政权失去节制权贵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安史之乱让“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杨贵人缢死在马嵬坡，世界最强盛的帝国最后被一群农民鼓捣死掉了，那黄巢是所谓的“专家”吗？这时候的专家在干什么呢？他们气魄惊人的课题在哪里呢？
把穷困潦倒、进退无路的访民都视为“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或者，一心要在“白金级酒店”造出惊世绝俗、极宏大极惊世的富国强国的研究课题和话语来。其实都是在揭示一个深刻的问题：这些所谓的精英们无视民众权利，甚至在制造火山。
据说，有一位为富不仁的百万富翁左眼坏了，于是他装了一只假眼，这只假眼制作得和真的一样，就算仔细看也看不出那是一只假眼。因此，富翁十分得意，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让别人猜哪只是假的。有一次，他遇见马克•吐温，便问他：“你猜猜看，我哪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富翁非常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呢？根据什么？”马克•吐温说：“因为， 我看你这只假眼里还有一点点的人性和慈悲。”
奉劝专家们，不要连一只假眼也没有。不妨去掉几个智库，多几个人大代表投票站，多解决一点民众的问题，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尔等专家们不遭人蔑视。
要知道，在一个必须要尊重民众权利的时代却忽视甚至践踏民众权利，后果是难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