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高票当选后执政一周年的纪念日。台湾各媒体、民调单位都对过去一年中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进行评价打分，虽然各机构政治倾向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马英九执政这一年，两岸加快了接近的速度。国民党认为这是为台湾打开了从经济到国际参与的活路，而民进党却认为这样是过度“亲中”，于是在5月17日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台北高雄两地游行和静坐，抗议马政府“卖台”。但国际上美欧日等大国，普遍为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无任何波折而感到欣慰，这也应验了马英九不会做“麻烦制造者”的誓言。
从蒋介石的“一定要反攻大陆”，到蒋经国时代应变中美复交，从李登辉“戒急用忍”、“两国论”，到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以及后来的“台湾正名”，再到马英九今天的“国土两岸迈向和平繁荣”，台湾历届政府的大陆政策，已然是岛内最大的政治。从政治现实上来看，台湾大陆政策的效果之好坏，完全要看它是否能让台湾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获益。作为一个人口只有2300万的政治实体，伴邻十数亿人口的大陆，台湾可能比任何地区都能深刻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质。不能处理妥当两岸关系以适应国际政治现实，台湾是无法保证自身繁荣和稳定的。
1978年12月，获知北京即将和美国复交，蒋经国认为台湾从朝鲜战争开始获得的“冷战红利”——美国的保护——行将消失，因为如果中美走近甚至形成盟友关系，台湾将失去战略棋子的价值。他迅速开始推行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同时在华盛顿游说，一直强调这样的论述：美国必须继续保护“民主的台湾”。也的确正是因为对这个论述的认同，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蒋经国此决定，虽让国民党后来在2000年失去政权八年，但岛内的民主制度，一直是台湾在美国人眼中的战略价值所在。
李登辉之所以抛出“两国论”和“戒急用忍”方略，让两岸经济交流减速的同时让政治交流急冻，也是出于对“中国崩溃论”的认同。“中国崩溃论”在1990年代的西方是很主流的对华未来判断。在美日都有留学经历的李登辉认为，既然在不远的将来大陆会有政治经济崩溃的灾难前景，那么台湾只有保持和大陆的距离，才是明哲保身的长久之计。现在看来，极具“战略意识”的李登辉，做了不小的误判。
陈水扁则完全不具备国际思维。在他任内，大陆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力迅速成长，甚至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今天，被英美政客认为已具备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鉴于美国对华的“战略围堵”已在政治上失效，布什政府后期开始转而奉行对华“接触对话”政策，于是类似1978年的国际政治环境巨变已经发生。加上陈水扁在不断制造麻烦，民进党时代的台湾开始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而台湾也在这八年中迅速被国际社会孤立，失去了之前的“制度红利”。
在美国现总统奥巴马的母校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的马英九，深谙国际政治现实。他认为，既然大陆崛起不可避免，既然台湾最好的朋友美国和日本都必须对对华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台湾能够进行的政治选择就不再是“应不应该推动两岸交流”，而是“如何加快推动两岸交流”，以及“如何在两岸迅速融合的现实下继续保持台湾的相对主体性”。在如今的国际政治局势下，加速两岸交流是台湾最大的政治。台湾只能，而且必须迅速适应一个和大陆全面融合的未来。
这是马英九在推动两岸关系时做出判断的起点。
在台湾主体性问题上，马英九采取“灵活”、“模糊”、“搁置”的现实态度，接受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国际活动，认为两岸对“一个中国”是什么，可以各自表述，把“台湾是什么”的问题交给未来的台湾人民解决。虽然当两岸交流加速之后，台湾对大陆依赖更加严重，但马英九判定，两岸共荣后战争理由的缺乏，加上两岸制度的根本不同，也为任何一方的“急统”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在能见到的未来，他认为“和平红利”加上已有的“制度红利”，只会造福台湾，保护台湾的安全。
迄今为止，在野的民进党很好地“利用”了马英九进行“演出”。作为反对党，民进党一味进行非理性的“反中”抗议，这倒是在“帮助”马英九政府在和北京谈判的时候有足够好的要价；
另一方面，因为实在无法提出理性的两岸政策，民进党有成为长期在野反对党的可能，不会撼动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政权基础。
但马英九的问题在于，虽然他有其战略判断，但执行起来，还是需要国民党以及执政团队在细节上配合，也需要有和他一样优秀的接班人。这也是他即将揽任国民党主席的原因之一。在如今的台湾，当两岸官员喝酒庆祝合作成功的时候，蓝绿两党却可能大打出手；
两党党部的心理距离，竟然超过了台北到北京的距离。
台湾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未统一之地。马英九师从蒋经国，以哈佛所学及此后的从政经验，为今天的台湾定下一出新棋局，但其执政最终对中国的统一之势能起到何种作用，可能将是我们这代人能看到的最精彩的政治故事。而这一年，才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