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南都周刊8月14日，《上海乌龙剿匪记》一文作者）
说实话，我很恐惧。这不是矫情，8年新闻生涯中，从来没一篇稿子，像写这篇《上海乌龙剿匪记》这样让我心惊胆战。
说实话，我很恐惧。
这不是矫情，8年新闻生涯中，从来没一篇稿子，像写这篇《上海乌龙剿匪记》这样让我心惊胆战。
从在爱卡网上海分会看到事主哭诉的第一篇帖子开始，我就在想到底做不做？警察抓捕偶尔出错，这样的新闻是否具备挖掘价值，形态上是否够分量。这是专业上的考量。
更多的，是报道风险上的权衡。
我想起流传在爱卡社区上海分会的一个小故事，故事主人公反复念叨的一句台词就是，“他是警察，警察总归有他的手段”。这事，还不是一般的小警察，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803，和他们“过不去”，我怕。
一边是警方在技术环节上的衔接失误，一边是同行们的传统新闻操作思路，使得部分上海媒体被拖进来，与之共同铸就了这个乌龙。这个戏剧性环节，增大了新闻形态的分量，同时也增加了一个假想敌。揭同行的丑，素来是业内大忌，我也怕。
思前想后，决定先去看一下。小区离我家很远，开车从中环过去来回得将近两个小时。自己跑了两天，选了三个点，又让实习生再去做了两天面上的补充。
这几天里，我看到了当事人半夜惊魂的愤怒，难以言说的恐惧。比后来风靡网络的王老吉故事，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女主人惊魂未定的问题，“听说法律规定特警执行任务可以打人？”反复体察这种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滋味，我倍觉酸楚，在归途的车上和助手两人都默默无言。我们都想起了那句几乎可以通用一切的名言，谁叫你生在中国？
直到上版前的当天，编辑小潘还在认真地问我，你考虑一下，这篇稿子到底上不上，毕竟你在上海啊。我想起那个年轻的大学生事主，也是这样子和女友商量，“要不就这样子算了？毕竟我们在上海啊！”
是啊，和文中的诸多事主一样，我也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生活，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里有我亲爱的妻儿，有没有绿标的车子，有还在供着按揭的房子。
查了一下报社的0A，去年一年我缴纳了个税近2万元。我想我没有再犹豫的理由了，你是一个纳税人。我这样自己给自己壮胆。
倘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幸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说出心中的恐惧来，替那些沉默的“底边弱”群体，也替我自己。
报道出来了，当我看到我的私人博客上五毛党的跟帖达到创纪录的400多条时，我甚至有点兴奋（也算是给我贡献了点击率）；
当看到那些在短时间内查找出我的私人信息，挟裹着威胁和辱骂的帖子时，我奋起还击，提交本报法务部门处理；
当在广州的酒吧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提醒我小心小心再小心时，我也在故作狂放地放言，来明的他们肯定不敢！我不怕！
其实我知道，我害怕，我没有理由不害怕。我害怕我没有绿标的车被选择性执法；
我害怕哪天走在街上有流氓团伙的混混突然找茬打我一顿；
我更害怕盗窃团伙的线人半夜到我家里骚扰一番，惊扰我五岁女儿快乐的美梦；
我还害怕头破血流、狼狈不堪地报警、录口供，之后陷入破案遥遥无期、身心俱疲的漫长等待。我想我一定会有强烈的挫败感。
见报前，几乎没有警察愿意正面接受采访。见报后，报社收到了一份迟到的回函，这份温和的回函依然没能消除我内心的不安。其实我也一直在等待上海警方能直接找上门来（我甚至在见报前给上海市局的传真上留下了手机号和宅电），这样，我也许会握着某位高级警官的手说，不打不相识，希望你们不要计较，我们交个朋友吧——但我希望是诤友。
就在半年前，我曾经致信上海市局张学兵局长，要求查明我驾车路遇的某位执法规范的杨浦交警身份并代为致敬（杨浦分局后来将我这封信连同简报下发全局）。即便在这个乌龙里，我也尊敬那个帮江西小兄弟找回金项链的预审警察，我甚至能理解那个后来被写入报案笔录的喝王老吉的警察，那么闷热的天，全副武装的装备，换了我也会口渴难耐。
我还想说，我无意与你们为敌，我只是一个公民，一个纳税人。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只能奉承不能监督，动辄翻脸（像五毛的典型跟帖“有本事被偷了不要找警察”一样）的纪律部队，不是我这个纳税人想要供养的。
我甚至在想，假如异位而处，让我去做他们的宣传处长或者政治部主任，我一定会认真地告诉我的警察同行们，什么样的宣传才是真有传播效果的宣传。什么样的警察形象，才是法治社会里公众所期望的。
我内心的恐惧，我说出来了，我想我的灵魂能得到些许安宁。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