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问题，我们总是很容易习惯性地把这些弊病归咎于体制性的“终极原因”，比如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等客观社会情境。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有时候并非造成低劣学术的最关键的原因。学院自身的逻辑与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在决定学术的创造与评价的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并非完全丧失了自主空间，相反，它们拥有学院外人可能无法想象的权力与影响力，而在这中间，学术批评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学术批评的优劣并不由政治因素控制，但是在它的实际运作中间，却往往被种种非学术的因素主宰。众所周知，真正的学术批评在中国的学界是难得一见的，更多的是学术表扬与“学术”谩骂，这种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学术的恶性循环。在笔者看来，中国学术批评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学术批评的圈子化：所谓圈子化，意思就是学术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可能是同气相求而自然形成的，也可能是通过一两个学术领袖的发起而组织起来的，它开始时可能还奉行公开的、自主的学术规则，以追求学术为核心目标。到了一定程度后，它的目标发生异化，以维持和扩展这个共同体的学术利益为最高价值，对于圈子内外的学术批评采取双重标准。党同伐异和内外有别成了维系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潜规则。对于圈子内的批评，可能会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甚至会急切而真诚地期盼倾听圈子里的“建设性意见”，以完善论文。对于圈子外的批评，尤其是学术批评来自从事相同或相似学科研究的个体，就会轻易地认为是一种挑衅行为，把个人的学术批评当作另外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进攻”，因此，往往会以一种泛政治化方式对待来自圈子外的“学术批评”，最后导致的就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我循环，成了一群知识背景大同小异的个体的相互的“学术抚摩”和“学术搔痒”。这就更容易强化学人的自恋意识。另外，同样一个学者，在同样的一个学术场合，在面对圈子内外的学术论文时，可能就采取双重标准。圈子内的自然视为兄弟姐妹，再劣质的论文，也会觉得“瑕不掩瑜”，甚至违背自身学术良心地极尽赞美之能事，而对于圈子以外的论文，则不管对方论文实质水准如何，只要是来自“异己”，尤其当这个异己又是小字辈的时候，就以学术批评的面貌，大加鞭挞，痛下针砭，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笔者曾参加一个有海内外诸多学者参加的一个学术会议，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学者的这种行为，让当时的我困惑不已。这位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在评论一个可能与他私交较好的青年学者的论文提纲时（这位青年学者时间仓促，没来得及写成文章，只列举了可能要写的几个要点），不吝赞美之词，对每个要点都称颂有加，觉得都是学术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丝毫没有任何批评。而这个提纲在我看来，学术价值并非如同他所评论得那样突出，甚至中间不乏一些已有观点的综述。同样的这个学者，在评论另外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学者的论文时，也不知道这个旅澳学者曾几何时开罪于他，他从开始批评到结束，几乎无一句肯定的话，甚至攻击对方的汉语表达能力，在学术的包装下，他几乎是穷形尽相地展示了一种批评家的“风采”。在场的另一位美国华裔学者实在看不过去，阻止了这个学者的批评，并指出对青年人应该要厚道，就文本论文本，切忌上纲上线。
其二，学术批评的等级化：西谚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学术面前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学术也只有在一种平等和民主的情境里，才可能得到一个良性的空间。但今天中国的学术，只要我们去翻阅学术杂志和参加学术会议，就会发现学术批评已经等级化了，等级化就意味着学术场合的身份意识，学术也变成一种“权力的游戏”，学术批评者只能根据其自身的学术位置来进行，这就造成在很多学术会议中间，年轻人对年长的学者就只能以请教的姿态进行和风细雨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还必须是在进行了充足的学术表态后发生。年长者可以任意地，甚至不负责任地粗暴地批评年轻人，而年轻人还必须把这些纯属“学术废话”的语言垃圾记录，以此显示后学者的谦卑态度。等级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师生之间的学术批评，一般来说在当今中国学界，几乎很难见到学生对导师的学术批评，学术近亲繁殖导致师生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术利益链条，学生往往不能触怒导师，只能延续、发展其学术路向。笔者一个朋友曾经在一个重要的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评论一本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的学术批评，这个批评也是他参加课堂读书班的一个报告，在其中对于该书进行了一些批评。结果居然引发了一个学术事件，被批评者之一居然因此在同样的学术期刊发表一篇题名为《××同学，以笔为枪》的回应文字，以长辈姿态居高临下地狠狠教训了他一通，从史料、方法与行文简直把他批评得一无是处。不管我这个朋友的学术批评有何不得当之处，他毕竟还是一个正在问学的学生，犯点错误也是在所难免。如此“气急败坏”地口诛笔伐岂非让后学者寒心，甚至噤若寒蝉而再也不敢发表不同意见。我的朋友受此打击，也确实从此对于学术批评有视为畏途甚至意兴阑珊之感。这种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文革时代大字报、社论式的表达方式，不是一种有容乃大而包罗万象的学者气度。民国学术为何比今天扎实而有成就斐然，只要我们去考察当时学术批评的状况就知道了。当时一样地存在很多学术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能够保持一种学术至上的取向，把“道问学”作为学术批评的首要目的。当时小字辈也可以向“学阀”（中性意义上的）公开叫板。如傅斯年就经常批评胡适。李长之也年纪轻轻就发表《鲁迅批判》，对鲁迅思想进行评论。另外，如民国清华的年轻诗人朱湘就曾经在文章中直接指出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思想平庸，也没看见胡适暴跳如雷大加反击。只要是恳切的批评，都是对于学术或创作的有益的催化剂，而且对于学术来说，批评才是对于学者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也只有批评才可能给学者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以及指出其学术盲点。批评不是批判，更不是阶级斗争，因此被批评者完全没必要像个软弱而敏感的刺猬一样把自己包裹和封闭起来。
其三，学术批评的形式化：形式化就是学术批评的形式主义，学术批评成了学术批评秀，甚至成了学术交际和学术捧场的变体。很多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并没有做认真的准备，也没有真正仔细地阅读要加以评论的论文，在学术现场也仅仅是大而化之地加以即兴发挥而已。自然，如果真正是大家，也可能会有所发掘。但更多的是学术口水，是一堆脱离被评论文本的空洞而无的放失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废话。一些学者确实练就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任何一篇论文，他都可以在不对文本进行细致阅读和艰苦思考的前提下，进行长篇大论的学术批评。而且这些批评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其实仔细一想，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学术批评创口贴，到哪里都可以张贴和应用。去年一个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读博士的朋友来上海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回美国前我问他对于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他脱口而出说中国的学术会议场合难得听到真正的学术批评，感到大家都是在利用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休假和学术联谊，在学术场合的学术批评大部分是不痛不痒的话，更不用说精心准备的专业的学术批评了。他说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如果对被评论的论文提不出切中肯綮的严厉的批评，会被认为对被批评者缺乏足够的尊重，也会被同行认为自己没有学术素养和能力，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这种学术批评保证了美国学术能在高水准的层次递进，而避免了低层次的重复。自然，国内也并非所有学术场合都是学术表扬，偶尔也会碰到一些精彩而犀利的学术批评，不过这一般发生在初出茅庐还不懂学术江湖的潜规则的青年学生身上。例如，笔者前不久曾经参加一个江浙沪研究生学术论坛史学分会。一个治明清史的博士在学术会议上，对安排由他来评论的来自浙江一所著名高校的历史系博士的论文进行了“体无完肤”的学术批评，从史料、方法、观点、行文、学术史回顾、注释等各个层面进行了细致而中肯的批评，据说他为准备这个学术批评曾经一个晚上没睡，借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还去核对第一手史料。批评还没完全结束，他的话就被其导师打断了，认为他不应该在这种学术场合如此“苛评”，建议他会后与被批评者交流。这本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学术批评，但因其犀利而深入往往被视为一种学术挑衅行为，被批评者也可能认为自己大失脸面。而且这种学术批评可能会危及批评者今后的学术前途。其实，对学术的谦卑和学术的严谨作风往往就是通过这种严格的批评建立起来的，没有有效的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没有一以贯之的有约束力的行规与家法，就会导致很多人以玩票心理或敷衍态度做学术，最后只能生产学术垃圾。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学术批评已经建制化，形成对学者强大的规范力量。余英时先生曾在谈“史学纪律”的一段文字中讲述了足以印证这点的亚伯翰故事。亚伯翰在1981年出版了根据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一书。其时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该书出版后好评甚多，系里准备向学校申请给他长期聘任。结果，耶鲁大学的屠纳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费德曼作为治现代德国史的资深专家出面干涉，指出亚伯翰史料引用诸多错误，甚至指出其为了论证观点有心作伪。这掀起美国史学界的一个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亚伯翰被驱逐出史学界，以四十多岁的年纪改行去学法律。由此可见，美国的学术批评的严肃性与规范力量，学术批评的这种性格保证了学术工作的纯粹性与神圣性。
其四，学术批评的单向性：单向性的意思是被批评者对于学术批评根本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公开的挑衅而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一个非学术问题。参加了诸多学术会议后，一个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港台学者和海外学者对待学术批评比大陆学者要严肃得多，所做的回应也认真到位得多。这些学者不管批评者的观点、立场、知识背景与其存在多么大的差异，一般来说都会认真倾听被批评者的意见，而且会逐条给予细致的回应。这首先是一种尊重学术批评的态度，他们会特别重视与自己意见不一样的观点，认为会构成自己论文的有益补充。他们提交论文的首要目的就是把一个正在思考的论文，拿到学术共同体中来进行严格的评议，而且，国外一流大学的学者发表的每篇重要论文，基本都会在不下于5次的学术会议上认真讨论过，进行不断的调整、修改。所以，他们对待学术批评是一个敞开的态度，他们的基本预设也是学术是必须通过公共场合的理性沟通来完善的。国内一些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宣读论文更像学术表演，希望得到的是学术共鸣而不是学术批评，尤其是那种暴风骤雨式的批评，反应了多数人心态上就是极其封闭的。这种封闭性最终导致其故步自封，难以有学术进步。几年前，笔者曾经在复旦大学旁听一个史学会议。至今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学术会议上的风采还历历在目。他当时年龄已逾70岁，仍旧精神饱满，对待每个学者的批评都作了精彩而细致的回应，包括一些在场学生提出的可能在国内学者看来显得幼稚的问题。他的那种富有战斗性的睿智与充满学术兴趣的情调，让他对于每个批评者都充满了一种交谈与对话的乐趣。在一些国内的学术会议上，学术批评往往是一旦批评即将结束，被批评者经常不会仔细地回应问题，尤其是当批评者资格较浅的时候，尤其如此。这样一来，学术会议就会显得沉闷而单调，根本不是一个知识者激烈争论问题的场合，也就很难导致更多的学术灵感产生。长此以往，一些青年学者也就慢慢地丧失了批评的激情，也成了关起门来做学问，打开门来念论文的那种“学院动物”，知识、智慧、灵性、学术等等，自然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学术环境里生长出来。
归根结底，学术共同体的营造非常重要，只有在一个洋溢着自由、平等与民主气味的学术场合，学术批评才能得以发挥其积极功能，从而有效地促进学术进步。而这些并非一个体制的原因，却是学者可以从自己做起的事情，认真地发表学术批评，恳切地接受学术批评，互动地创造学术氛围，虔诚地进行学术思考，这些都是学者可以做到的，这些做到后才可能给学院生活奠定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学术环境，培养出一批真正的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爱智者。要实现这些学术目标，首先要瓦解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学术批评的潜规则和弊病。
（刊于《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