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吴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关注他们的理由？比如吴宓罢，似乎不好说他当年的反对就完全没有道理。于是我想看看这些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们，除了在公开场合所发表的反对意见外，在私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反应或者评价？自然，这方面最好找到材料的就是吴宓，因为他的一部《吴宓日记》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私人记录。虽然因种种原因缺失不少，依然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从中应该看出一个与写文章、办刊物反对新文化有所不同的吴宓罢。
我常常喜欢先从结尾看作品或者文章，所以这次也是倒着看吴宓日记的，其中和五四有关的记载确实不少，首先被我看到的是1969年那一次。那时，文革浩劫已持续数年，但暂时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吴宓也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继续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而他数十年来最为佩服也最为尊重的老友陈寅恪，就在这一年被折磨致死。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岁月里，吴宓尽管无比担心陈寅恪的情况，却无法得到任何陈寅恪的消息。这一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十周年。虽然是非常时期，当时的所谓“两报一刊”还是发表了纪念性的社论。
也许是这个特殊的日子激起吴宓的思绪，在5月4日的日记中，他不仅记下了“两报一刊”发表纪念性社论的消息，还阅读了毛泽东有关五四运动的著作两种，即《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新民主主义论》。此外，为表示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坦白罪行的决心，吴宓还打算“撰交代材料一篇，述说宓1919年在美国对五四运动之误解（不合于毛主席之思想）及反对‘打倒孔家店’之顽固态度，而未成。”
那么，这个材料何时写成的？据吴宓日记，其实是直到5月22日才开始写，中间还中断了几天，到6月1日完成。开始仅有三页，最后6月2日上交时为七页，内容还算丰富。可惜，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这个材料的具体内容。不过，既然是吴宓对自己1919年在美国留学时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行的批判，自然可以从其当年的日记中，先看看1919年的吴宓，对当时尚在进行的五四运动说了些什么？
可惜吴宓1919年5月日记已经缺失，故只能从5月之后的日记中发见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意见，其比较重要者有下列几条：
8月31日：
“今国中之妄谈白话文学，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无所顾耳。”
9月7日：
“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
9月19日：
“林君（林语堂）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
11月12日：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扰。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
12月14日：
“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
12月30日：
“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
以下为1920年中比较重要的几条，因在内容上与上年有连贯性，故也摘引如下：
2月12日：
“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
3月28日：
“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状，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
4月6日：
“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必呈。”
显而易见，吴宓与陈寅恪以及当时留学哈佛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确实有异议乃至反对意见。由于是私人记录，吴宓的语言有些甚至近于谩骂。至于吴宓的行动，自然是当时就撰写了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以及回国后与梅光迪等创办《学衡》，正式与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其反对态度应该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对此，可从其之后的日记中找到“证据”，看每年的“五四”前后这个敏感时间，其日记中是否有些相关记载？为此我把时间段限定为每年的5月1日至5月7日，也即吴宓最有可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表感想和回忆往事的时间。尽管其日记残缺，还是发现有九个年份的5月4日前后，其日记中有关于五四运动的内容。其中1949年之前为三次，之后为六次：
1940年5月4日：
“是日五四运动纪念，放假。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宓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
1944年5月4日：
“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早寝。”
1945年5月5日：“燕大上课。讲封建帝国之定义，以斥叶绍钧等五四之谬说。”
上述三条内容，显然可以说明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不过有一点要指出，吴宓尽管反对新文化运动，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和代表性人物的私交还算不错，这在其日记中有记载可证。此外，吴宓对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一概反对，比如对于新文学的一些创作成果，他一样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对徐志摩的新诗、茅盾的小说等，他还特意撰文给予赞美。
不过，吴宓的这种态度显然在1949年后发生了微妙变化，这自然是由于五四运动在1949年之后已经被定为伟大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爱国运动，吴宓自然不会再公然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既然是日记，则吴宓还是可以说一些在我看来已是“俗语套话”的不敬之词。例如1958年的那个5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操场学生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按如五四运动等之意义，今已全改。今后之人，无人能知历史之真相。以身历五四运动之人，而不许谈，不能谈，不敢谈五四运动。历史何在？真理何存？……”
这吴宓也确实“顽固”，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反右运动后，他还是如此“执迷不悟”！我于是想看看在1952年，那个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高潮中，吴宓对五四的看法是否有些不同？结果是看到他那年5月5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晚，赴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由新青团主办。……某一年级女士述党团对其教育，（简言之，使成为无人性之坚强工具而已。）而终于对伊父（金城银行经理之类）之检举及斗争。彼韶秀其貌而虺蜴其心，是新教育最上之出产品也。后来为游艺节目，如朗诵诗、短剧、合唱等，千篇一律，并其腔调亦今昔不异。”看来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没有触及吴宓的灵魂，尽管他十分不情愿地写了长篇检讨并在报刊上发表（拙作《国谁之国？》载《随笔》2008年第三期对此事有详细评述。）
至于吴宓在1955年5月7日之日记中，则不仅依然坚持对胡适及其美国老师杜威的攻击，而且他还“狗胆包天”地攻击当时的苏联专家，说苏联专家的学术著作不过是政治宣传品而已，说在苏联指使下开展的批判胡适，其实不过是为了反对美国，并非真正的学术批评。
至此，我们可以说，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耿耿于怀”、“腹诽”不断的，也就难怪他一直居于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边缘，且常常遭受批判。在1949年之前，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在1949年之后，他的角色自然不会变，但其当年的对手之一胡适，竟然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不知不觉中，他们站在了一起——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实，吴宓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有过正面评价的，不过不是在日记里，而是在他所亲自撰写的个人年谱中。仅将有关文字引用如下：
本年，为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之年。……五四运动初起，北京学生殴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毁其住宅，又逼劝商人抵制日货，宓以为此系反对日本之爱国运动而已。虽其后得见五四运动成为提倡新诗、白话文、国语、打倒“孔家店”、攻击旧礼教之新文化运动，兼及新教育、聘请杜威与罗素赴中国讲学。而终不知五四运动急转直下，六月三日已变成“六三运动”，此时即有《向导周报》杂众刊物中出现，但显然为共产主义者之机关报。演变至1949三十年后。遂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统治着全中国，且进而指导世界人民革命。如此丰功伟烈，岂宓当年在美国所能梦见者哉！（《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3-194页）
可惜的是，吴宓此段中对五四运动的赞美有些言不由衷，显然是以后修改过的，这从其语句的前后不连贯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最后一句，明显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关于吴宓修改自己的自编年谱事，已有人写过文章，不赘。
最后，我忽然想到，该看看胡适在五四这样的纪念日有些什么回忆。于是打开《胡适的日记》，见其1937年5月4日这一天是这样写的：“今日为五四十八周年纪念，北大同学今开会欢迎蔡先生，地点在老万全，我去稍晚，同学签到薄上已满二百人。狄君武致开会词，蔡先生演说完即辞去。我有演说，颇带感情，最后竟哽咽不能说完。”看来，这胜利者终究是胜利者，即便是哽咽，心中恐怕也多的是高兴和激动。只是不知道那时的胡适，是否预料到十几年后，他会和吴宓一起，被置于受批判的境遇？历史老人开起玩笑来，有时确实是不知轻重也不懂是非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怪罪他也无法怪罪他的。而且，谁让我们自己主动上台表演的？吴宓曾经和陈寅恪相约，实在无处可去，连书也不能教时，就辞职经商去，也许中国确实少了两个成功的企业家也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