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31日，土沟壑的延安，天降贵客。南洋华侨总会会长陈嘉庚，飞来延安访问。此前，华侨富商陈嘉庚带头捐款支援抗战，并从新加坡飞到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重庆访问结束后陈嘉庚本该返回南洋，他却要来看看延安。
这样的贵客来延安，毛泽东很重视，他亲设家宴，隆重接待。陈嘉庚惊讶地看到，毛泽东住的是“土洞”——黄土窑洞。窑洞门口有个露天小院，里面摆着一个木头方桌，方桌上加盖一个圆桌面就成了圆桌，四张白纸铺上就是桌布。招待菜肴是白菜、咸萝卜干，主菜是一锅鸡汤。
陈嘉庚此行，就是要通过实地实感，了解国内抗战的实情。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从新加坡飞抵重庆，代表海外华侨慰问国内的抗战军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此次陈嘉庚来访，特地拨出8万元接待费用。陈嘉庚住进豪华的嘉陵宾馆，却得知这里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私产，于是立即搬出。陈嘉庚另找了一个普通的招待所，晚上睡在自己带来的帆布行军床上。陈嘉庚虽说是南洋首富，但财富都是自己辛苦打拼而来，见不得奢靡。第二天，重庆各报刊登陈嘉庚的声明：“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均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
重庆状况令人忧虑，延安现状如何？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劝阻，非要去“首席边区”陕甘宁看看共产党是怎么治理那里的。
延安气象绝然不同。毛泽东陪同陈嘉庚在延安城里逛市场，沿路老百姓和毛泽东闲扯，并无警卫员阻拦。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嘉庚来了，看见了。他曾回忆：“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富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陈嘉庚所说的“大中华民族”此时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方此之时，全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眼望重庆和延安。无形中，重庆和延安在进行一场治理国家的竞赛。可惜，“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这让陈嘉庚感到深深的忧虑。到了延安，却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大会上振臂高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雷公”事件：如何避免错案
重庆虽然在治理上竞争不过延安，但手中有钱。这年秋天，国民政府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应，禁止药物、布匹等进入边区。边区如何生存？140万人口如何养育数十万人的部队和机关？共产党遭遇经济危机，陕甘宁边区面临弹尽粮绝的险境。
越是缺粮越是需要多征粮。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这天，干旱少雨的延安突然天降暴雨，一声巨响，雷电击中会议室，致使8人受伤，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死亡。民间向来有天人感应之说，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被老百姓传得沸沸扬扬：县长干了亏心事遭了雷劈！还有人说：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
这陕北不是寻常地方，当年李自成起义就是陕北灾民造反。边区保安处向来严密注意社会动向，听说有攻击毛主席的言论，立即将其列为反革命案件，严肃追查。毛泽东得知此事，并不惊讶，先问说话人有无政治背景。得知其人不过是个普通农民，毛泽东制止了保安处的追查。毛泽东又想到：一个农民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懂得农民不会无缘无故骂人。毛泽东判断：这说明我们工作中出了问题。
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农民的主要意见是征粮太多。保卫贫弱的边区需要强大的力量，而庞大的脱产队伍对于贫弱的边区来说好比是竭泽而渔，党内干部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悖论。没想到，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无党派参议员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精兵简政，精简的目标是军队和机关，即共产党的主要力量。回顾民国历史，搞了多少次军队整编，没有哪一次成功。
可是，毛泽东却十分欣赏李鼎铭的建议。边区政府立即成立整编委员会。1941年12月，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大量缩减人员编制，1942年公粮只征收60万石，比上年减少4万石;公草只征收1600万斤，比上年减少1000万斤。一手节流，另一手开源，毛泽东又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全边区从主席到办事员个个劳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延安这支精干的队伍，居然靠自己动手实现了丰衣足食。
政党如何执掌政权，政权如何为人民服务，延安作出了回答。一起“雷公”事件，引发诸多后果。保卫部门不仅避免了一次错案，而且学习着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如何对待公民。
接下来的1942年，边区党政部门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设立禁烟督察处、开始“延安整风”、部署乡参议员选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的首席边区，尽管不是人口最多的地方，却是中共中央的驻地。中央驻地也有难处，脱产比例大，民众负担重;中央驻地的优势是，政策调整最得力。此时的陕甘宁边区尽管并非物质丰富，却也是有衣有食，民主活泼，治安案件更是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