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转型中的开创性探究
摘 要：本文结合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现实情况在实际转型中对我们的启示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关键词：教育转型；高等教育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生着显著变化。一方面，早期工业革命在各个领域熟练技术工人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而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有头脑、有知识的人才，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工人逐渐落后于时代；而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大学教育，仍然停留在以宗教教育和古典文化教育为主的阶段。在此背景下，进入19世纪后，英国高等教育领域逐渐开始进行转型。
1 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转型的背景
19世纪以前，英国高等教育存在大学和学园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各有不同的发展情况。
就大学来说，至19世纪初，英格兰地区仍然是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独大”。这两所大学自建立时，就相继受到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深刻影响。1662年颁布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 1662）又规定学校教师须有主教许可证才能任教，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及异教徒被排除在大学之外。至19世纪，英国的大学面临着管理方式陈腐的困境。在教学方面，更看重人文培养而非科学教育与研究。以牛津大学为例，其文学部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及古希腊、罗马名著选读等，尽管后来增设了物理学、数学等课程，但这些学科在大学中并无很大发展空间，相关学科的学生要受到种种限制才能拿到学位。在教育对象方面，贵族、上流社会仍然是大学所面临的主要人群，学费高昂。总地来说，陈旧的管理方式、实用性不强的教学内容和较高的物质代价，使得这两所大学入学人数逐年减少。进入18世纪后，牛津大学大多数年份的入学人数都在300人以下；18世纪30年代起，剑桥大学的年平均入学人数已低于200人；学园培养的学生，有名可查的也有9000多人。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这些学园开设了一些实用化、专业化的课程，如会计、几何、商业、航海等，并重视自然科学的教授；另一方面，也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古典课程，如拉丁语、希伯来语等。同时，学园办学思想新颖灵活，不排斥女性和异教徒，有着更自由、宽松、科学的学术环境。这些学园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中产阶级学习科学文化的需求，且为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开辟了道路。
总体来说，19世纪前英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但瑕不掩瑜。因此，高等教育转型成为必然趋势。
2英国高等教育转型的过程及伦敦大学的开创性
基于以上背景，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开始了转型的历程，这场转型总地来说经历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阶段。一，19世纪20年代起，以伦敦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新大学的创办；二，新大学的出现及“老大学”面临的困境，刺激牛津、剑桥在50年代的转变；三，19世纪60年代，城市学院运动开始兴起；四，19世纪70年代，大学推广运动兴起，高等教育大众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作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19世纪的高等教育转型具有其开创性。下面笔者将以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伦敦大学首次实现以发行股票的方式籌集建校资金。苏格兰诗人坎贝尔（T. Campbell）早年访问德国波恩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at Bonn）时，其思想深受德国大学改革的影响，并萌发了建立一所“大伦敦大学”的想法，希望使其为中产阶级服务，满足他们接受人文和科学教育的需求。这一想法与辉格党的主张相契合。经过筹建者的多次会议商讨，1826年2月11日，坎贝尔、辉格党人布鲁厄姆等人最终签署协议契据（Deed of Settlement），决定通过发行每股100英镑的股票来筹集建校资金，承诺凡是愿意购买100英镑股票的人都可以成为这所大学的老板。
起初，这个“大学产业”的影响力并不大，但得益于筹建者约瑟夫·休谟（Joseph Hume）等人的宣传，至1826年10月第一次股东会议举行之时，伦敦大学股票已实际售出1300股。对于伦敦大学来说，这种筹集方式属于无奈之举，但却开创了有限责任公司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伦敦大学的筹建资金也有捐助的成分，但出售股票所得成为建校资金的一部分。此举既促成了伦敦大学的建立，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转型的开创性之一。
第二，伦敦大学是首所不以宗教信仰为门槛和教育内容的大学。笔者在前文已交代过19世纪前英国大学教育的神学传统及宗教改革以来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做出的宗教限制。这些限制不仅使老大学在招收学生和教师时以“是否信仰国教”为依据，还造成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偏重神学和古典文化的局面，成为老大学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新诞生的伦敦大学相比来说则克服了这一缺点。坎贝尔在萌发建立大学的构想之时，就感受到德国大学的宗教宽容，并把建立一所能够接收被牛津、剑桥排斥在外的非国教徒当作目标。此外，1826年伦敦大学成立时，校务委员会发表了《伦敦大学阐释机构性质与目标的声明》。《声明》中指出，伦敦大学区别于牛津、剑桥的重要特点就是免除宗教测试，强调职业训练。
第三，伦敦大学是首所允许勤工俭学的大学。勤工俭学在当代大学中已经十分常见。但在当时，传统的大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面向贵族和绅士办学，中下阶层人士被排除在大学之外。因此尽管牛津、剑桥学费高昂，但对于其面向的学生来说并不是难事。这也成为中下层难以进入大学的障碍之一。相比而言，伦敦大学的学费比牛津、剑桥都要低许多。1830年，牛津、剑桥大学的学费是一年200-250英镑；而同一时期伦敦大学收费为25-30英镑。然而伦敦大学面向的是中下层人民，因而仍会存在一部分人受到学费的困扰。因此，伦敦大学允许学生边读书边挣钱，这样一方面能够减轻在读学生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还能够吸引更多学生前来就读，从而扩大了学生的来源，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1858年，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其杂志中赞誉伦敦大学是“人民的大学”（The People’s University）[ https：//london.ac.uk/about-us/history-university-london]，由此可以看出伦敦大学在打破牛桥两所大学的精英教育的重要意义。
伦敦大学仅是笔者举出的一个个例，其他的大学及后来的城市学院运动、大学推广运动等，也有着重要作用，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3、启示
从伦敦大学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其一，高等教育的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又需要各方努力的配合，不可一蹴而就。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局限与中下层受教育之间产生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使得这场高等教育转型有了机遇。同时，社会各界的努力及后期政府的支持也是重要推动力之一。然而，及时面对着时代的有利形势，这场高等教育改革还是历时五十多年。因此，教育转型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很难在短期完成。
其二，大学的教学内容不应固守某种传统，而应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调整。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在19世纪之前已经显示出劣势，但并未随即调整政策，使其丧失了昔日“荣光”。而伦敦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尽力摒除了宗教对学术的影响，合理设置课程。因此能够培养出具有实用性的人才，扩大了可受教育的人群。同理，大学的课程设置也不能仅停留在应用学科的层面，人文培养也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大学应明确自身“为社会服务”的职能。19世纪的英国社会对能够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应用学科知识的人才需求激增。而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未能及时明确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仍然坚持面向乡绅贵族的精英教育，将中下层人民挡在大学门外，难免衰落。反观“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伦敦大学，及时把握住时代脉搏，为英国的持续发展输送现代化人才。现代的大学教育早已不是精英教育。不论是以科研为重还是以教学为重，都不能够脱离现实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