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村口高高的寨门时，太阳已经西斜，但暑热之气仍未退去。站在那条土路的最高处，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正值收获时节的山谷：一块块浅绿色的农田间点缀着抹抹金黄，一座座高挑的飞檐宛如黑色的波浪穿插其间；稻田依山而筑，层层叠叠的仿佛摞起来的绿色薄饼。
忽然间，两个约10岁的小姑娘跑上前来，不由分说一左一右挽住我的胳膊，咿咿呀呀地唱着迎宾歌，拥着我走上一段石板小径，在鳞次栉比的三层木楼间穿行。几个包着头巾的老奶奶从各自的门廊里注视着我们；三个戴着老式解放帽、头发花白的老大爷也放低烟袋锅儿，抬头看了看；一群孩子簇拥在我们身后。两个小姑娘带我穿过一座座建在高桩之上的谷仓，有些谷仓下面是猪栏，有些是养鸭子的池塘。在几座谷仓下面，我还看到三四件器物躺在地上，看起来就像装饰美观的柜子。它们是摆渡灵魂的冥舟――人们订做的棺材；在这里，一个人的棺木从哪棵树上出，是在出生时就已经定好的。
我来到了地扪村，一个地处贵州葱郁群山环抱之中的侗寨。这里生活着五大房族，528户人家。贵州是个地域偏远，经济落后的省份。经过汽车上足足八个小时的颠簸，我对“偏远”这一点算是有了深刻体会；一路上曲曲弯弯，有的路段还被泥石流冲毁了。两年前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却洪灾不断，今年收获时节的漫长白昼又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新结交的一位侗族朋友引用当地谚语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猜想，1935年红军长征至此，在贵州的深山老林中艰苦跋涉之时，一定也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吧。
是音乐吸引我来到了地扪。侗族人使用的侗语没有书写形式，一族的各种传统和历史传说都通过歌曲代代相传，可以上溯千年――至少歌曲里是这么说的。我早就听说，在侗寨里随便让谁唱歌，人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唱给你听。后来我确实听到了许多歌曲：有迎宾时唱的，有感叹年华逝去的，还有侗族人最钟爱的火热情歌。此外，一位老大妈还喜欢唱革命老歌《东方红》。
在寨子另一头，我们见到一座华美的廊桥，在这个稻农聚居的小寨子里，人均年收入不过七八百元，有这样一座桥实属非凡。威武的桥身宛如蟠龙，顶蓬好像披着鳞甲的龙身，几座桥楼构成龙头和背棘。我满怀敬畏地望着它，仿佛孩子看到书中蹦出了一个童话世界。
其实这样的桥在当地共有五座，连接起了地扪寨的五大房族。由于造型美观，当地人称它们为“花桥”，又因遮风挡雨的实用性而称之为“风雨桥”。桥两侧都设有长凳，既是老人们理想的休憩之处，也是儿童嬉戏的好地方，当天空乌云滚滚时，木匠还可以到这儿做活计。
我曾三次造访地扪，两次在秋天，一次在春天。多少次，我走过这些花桥，目睹了这里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农夫下地干活，孩子们去上学，老妇背着柴禾上山归来。村里的鼓楼是座空气畅通的五层楼阁，每当寨里要发布喜讯或噩耗，11位主事的寨老就会在这里主持。寨子里有块宽大的场院，秋天晒谷，设宴时宰猪，以及天气暖和时男人们晚上出来打牌都是在这里。每逢雨天，车辙纵横的坚硬土路很快就会变得泥泞不堪。
有天下午，一家人推着一辆沉重的推车走在这条崎岖土路上，险些把整车价钱不菲的瓶装啤酒打翻在地。买啤酒是为了给家里宝宝操办“打三朝”酒席，这种庆生宴会的花费比婚礼还要费钱，为了家里生下来刚满20天的女婴，500位客人将受邀出席，有些人还是从遥远的外省赶来的。“你也来吧。”他们对我说。这里的人们常常站在门口招呼：来吃晚饭吧。来吃早饭啊。多少次赴宴途中，我都从花桥经过。有时我会在桥中央停下脚步，面朝小河，凝望河水发源的远山。我总能看到农民在梯田里劳作，收割、插秧、犁田，或在农闲时节种些蔬菜。
农民收割水稻时，先破开稻田之间的田埂，将田里的水排干。水一泻而光，很快只剩下数百条巴掌大的鱼在泥地上扑腾。在春天插秧的时候，农夫就把鲤鱼苗放进了田里。鱼儿和稻子一起生长，吃掉水田里的杂草、水藻、小蜗牛和孑孓，倒在水里的树干上沾满了黄色的鱼卵。夏天，害了相思病的蛾子企图与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共度鱼水之欢，溺毙在水中，却养肥了田里的鱼儿。
一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导致了停电。在一户人家的厨房里，我坐在板凳上举着小手电筒，给女主人打个下手。她正把上百斤的鱼腌制起来。鱼肚子里塞了由五种原料炮制而成的调味酱，其中一种就是花椒，它让不少贵州菜带上了远近驰名的麻辣口味。这股味道冲脑开窍，能让你忘记天气的炎热。女主人弓着腰做活儿，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第二天，她又弓着腰在田里劳作。我问她是否背痛，她答道：“一直痛着呢，因为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到了新年，经过发酵的生鱼就腌熟了，不仅给一日三餐增添了滋味，而且在每一种重要场合的仪式上都要用到：生孩子、办红白喜事、新房上梁、庆贺猪牛安康。腌鱼的效用可谓大矣：一个无月之夜，我在鹅卵石小道上一路小跑，跟随风水先生去一座猪圈。在那儿，他献上糯米、鸡肉、鸡蛋、酒水和腌鱼等供品，给“山魈”念了一段咒语。据说“山魈”是一种脚掌外翻的小鬼，住在山里面，那天下午附在了一个男孩身上，害得他又发烧又疼痛。祭礼结束三分钟后，男孩的母亲跑过来，带来了好消息：“他已经吃得下饭了！”
风水先生的咒语是学自舅舅，他是一位草药医生，也是当地资格最老的风水师傅，到他家里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一个小时内，这位草药医生接待了10个病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传统式样的旧衣，头上裹着用自家纺染的土布做成的头巾。
一位妇人说她孙子突然头痛、肚子痛。大师烧了些纸，将纸灰和稻粒一起浮在水里。他念了道咒，掐指算出哪些神仙能赐示病根――灶神、桥神和伤神。诊断结果出来了：这个男孩碰到了自己曾祖母的鬼魂。要治好病，必须给这位曾祖母供上一顿米酒和腌鱼，请她的鬼魂在回到阴间前好好享用。
另一个病人早晨起床后喉咙如针扎般疼痛，风水师傅说她被一个吊死鬼上了身。另一个女人全身疼痛，是因为她被一个祖先附了体，他两百年来都没有墓碑，心中不快。病人们吓坏了，风水师傅出言宽慰：“准备好腌鱼和酒，我今晚过来，鬼魂就会走了。”一个婴儿喝了生水拉肚子，大师到山头上扯下几种叶子和长茎野草，配成一服汤药。
他治病分文不取，但心怀感激的病人会送上薄礼，有的是一个鸡蛋，有的是一些稻米。他用米粒给一个妇女算命，对方硬塞给他两块钱，他却坚辞不收。“太多了。”他说道，把钱推了回去。
突然间，一个小伙子跑进来。他母亲病情加重了，家里的猪也不肯吃食。风水师傅朝病人家从容走去的时候，我却一路小跑，费尽力气跟着，就仿佛是他在御风而行，而我在屈着僵硬的膝盖往前爬。
“这是迷信。”一位30多岁的教侗歌的老师说，“只有老年人才信鬼神。”
寨子里主事的11位寨老都是年过花甲的男人，他们按照侗族的行为准则来执掌道理人情，维护村民的安乐和秩序。这些老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已饱经了世事变迁：从共产党第一次进入贵州，到“文革”时知识青年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年前，一台能收看20个频道的电视机在这里首次亮相。在其他寨子里，人们房顶的圆盘卫星天线如雨后的蘑菇般纷纷冒出来，而地扪主事的老人们找到了更成熟的解决方案：家家户户共用一个大型卫星天线。
变化似乎来得越来越快。2006年，手机信号开始覆盖偏远地区，而到了2007年初村里已经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现在，农民在离寨子几里外的山里犁田，老婆可以打来电话，让他在回家的路上采点野菜，在外省打工的年轻人也可以给家乡的恋人发短信。在地扪2372人的官方人口数字中，大约有1200人住在外地打工。成功的故事时有耳闻，很多人在外面每月能挣1500元左右，而那些进入工厂里干活的人即便赚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收入也比在家乡好得多。但他们仍然怀念地扪那歌声萦绕的生活，怀念家乡的蝉鸣，春天的果实和大山里的幽静之美。
在地扪，人们几乎每天都唱歌。在教室里，学生们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前，用无伴奏的方式跟着老师学歌，一点儿都不会走音。到了周末，一群年龄稍大的女孩子穿着牛仔裤和粉红上衣，站在博物馆教侗歌的老师面前练习节奏轻快的歌曲，每人独唱一段，两位声音低哑、被大家尊称为“萨”的老奶奶带着较小的孩子们练习一些比较简单的合唱歌。
其中一位老奶奶的眼睛是蓝色的，开始我以为这是早年从这里经过的外族人留下的血统――也许是经丝绸之路辗转而来的商旅。这位老奶奶告诉我，地扪历史上曾多次遭到侵略，“1920年，一个军阀把我娘16岁的姑姑抢去做九姨太，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在那些日子里，来到地扪的外人烧杀抢掠，每次她都要和家里人用篮子盛上糯米，躲到山里去。
后来老奶奶问我要眼药水，说自己眼前模糊一片，我才明白她眼睛中的蓝色其实是白内障。之前有几个人告诉我，蓝眼老奶奶是唯一能够把地扪史诗般的侗族大歌中所有120首唱全的人，那些蓝调式的旋律忧伤反复，能唱上好几个钟头。这首大歌里说，地扪侗族的祖先原本生活在珠江下游南岭的水乡泽国，战争将他们的后代赶到了地扪。两个10来岁的女孩后来告诉我：“那首老歌没意思。我们忙得很，哪还有空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蓝眼老奶奶今年74岁了，但她能扛起的柴火比我多一倍。她能轻快地跃过绊脚的岩石，能大步流星地上山，把我甩在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但她一旦过世，那首史诗之歌将会怎样？万一没有了传人，这首口耳相传的侗族大歌还能存在么？侗族生活中还有多少传统会迅速湮灭？
有些损失也许就发生在一夜间。
四月一个寒冷的黎明，一位卧病在床的老人不小心将被子掉在了取暖用的火盆上。人们听到他叫喊“痛啊！”那夜风很大，火势随风四下蔓延，人们纷纷从房里逃出来，“连双鞋都顾不上穿”。他们站在风雨桥上，眼睁睁看着烈焰吞噬了家园。有人用手机报了火警，消防队从山下的镇上赶来，把管子接到鼓楼旁的一个消防栓上时，破损的管道里却一滴水也流不出来，连鼓楼自己也已经陷身火海。
大火在侗寨里并不鲜见。一个寨子平均每30年就会发生一场大火灾。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睡着的老人将被子掉进了火盆，前两年有两个侗寨就是这么焚毁的。地扪火灾发生一年后，又一条滑落的被子使河下游一个贫困寨子的窘迫生活雪上加霜。
寨里主事的老人综合考虑了受害者的痛苦和肇事者的道德责任，根据村里的行为法则做出了惩罚处置：肇事方的几个儿子三四年内不得回寨。他们必须在河对岸至少三里之外的地方居住，此外还要花1万块钱举办祭祀土地神的仪式，并请全寨人吃饭。但此时老人的两个小儿子已经溜掉了，因此大儿子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他们全家人都搬到了自家高处田地的一个牛棚里。
按规矩，寨老们完全可以将他们赶得更远，放逐更久，但考虑到大儿子家里儿女幼小，他们就宽大为怀了。这家的一子一女在村里上小学，这段距离不算远，真正险恶的是坏天气里的道路状况。通往牛棚的最后90米路实际上是梯田里一段地埂的顶端，仅能容一人落脚，两侧距地面的高度分别是1米和6米，脚下一滑就会坠落。说来也怪，这放逐者家园的景致之美是我平生仅见。放眼望去，四周山川秀丽，田野壮美，天空寥廓，别无他物。
“别无他物”就是对他们的惩罚。被放逐的大儿子说，这事发生之前，他跟父亲一直还算处得来，如今却对父亲怀恨在心：家当烧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他15岁的儿子受不了放逐的屈辱，跑到广州一家衣架厂打工去了；他们好几代后人的声誉都将染上污点。然而他们不会离开地扪。他们会一直住在牛棚里，直到可以搬回去重建家园。
在山下的寨子里，左邻右舍，亲戚好友乃至其他寨子来的人正忙着搬运木料，架梁搭板，兴建三层高、屋顶铺有泥瓦的传统侗族房子，整座建筑无须一根钉子。有座房子其实刚只建了个框架，但一位老妇人――就是那位支书遗孀，在两根房梁之间搭上两块木板，就在那离地3米高的地方露天睡下了。等到冬天，所有人家都会住进新房子。
不过邻居们讲，遇难老人的鬼魂还是愤愤不平。火灾后，大儿子将老父的遗体塞进了一个旧米袋里。好几个人看到他扛着袋子进山，回来时却两手空空。他把父亲的棺材树砍倒根本不是用来打造棺材，而是为了当木材卖钱。怪不得老翁的魂魄一直在游荡：紧挨着他们家的邻居曾四次听到身后传来老人的脚步声，回头察看时却什么也没有；甚至住在鼓楼附近那位教侗歌的老师的妻子也说她好几次听到老翁的叫喊。不过并非所有老人都相信鬼神。那位支书遗孀说，毛主席在1957年就把鬼赶走了。她还给我看一串用旧铜钱串成的辟邪手镯。她说：“铜钱越多，就越能挡住不干净的鬼魂。”
但五位风水先生和他们大师傅相信，一股邪恶势力正在寨子里肆虐。尽管酿成火灾的是老人和他的几个儿子，但必定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鼓楼旁的水管平时没事，为何偏偏那天夜里坏了呢？为什么一头猪掉下了悬崖，而一对鸡鸭也无缘无故就死了？为什么公鸡半夜三更就开始打鸣？生病的人数之多也很不寻常，老老少少都得病，还有一个婴儿夭折。在过去两年中，20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因事故死了10个。一个男人在台风中丧命，还有一个新郎官刚买了辆摩托车，到商店里买头盔，赶上头盔缺货，谁知第二天就从车上跌出去，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柱子。人们用手机将噩耗通知了新娘子。
这种接踵而至的异常巧合在1979年也发生过。那年许多人都害眼病，牲口纷纷死掉，人们注意到家里的鸡专爱往某一家院里跑。那家的鸡都生双黄蛋，庄稼收成也更好。到底他们做了什么，竟能在别人霉运当头的时候如此吉星高照？几位风水先生施法术了解到，那户人家偷偷将祖坟迁到了寨里风水最好的地方，霸占了全寨的福祉。风水先生们挪走了败坏规矩的坟堆后，这户人家死了11口人。
春节期间，寨里自1979年之后首次再度行使“过阴”仪式，也就是让人“到阴间走一趟”。在会堂昏暗的灯光下，11位蒙着眼睛的男子端坐在黑色长凳上。风水师傅手捧阴阳书念着咒语，长凳下燃着香藤，助手们将草绳递给这些男子，让他们握着两头。又念了些咒语之后，两只铃铛响了起来，几碗酒开始搅动，这11人一面不停地颠着脚，一面拍打着自己的膝盖，仿佛在策马奔腾。不一会儿，他们进入了癫狂状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今年73岁，他像受惊的马一样嘶鸣，一下子跳起来，然后又跌坐在长凳上――他骑上了一匹马的鬼魂，朝阴间飞驰而去。助手们搀扶着这位老人，以免他跌倒，风水师傅喷出一口水，为他照亮道路。每多念一通咒语，鬼马骑手就朝阴间深入一层；每到一层，他们都会看到更多东西。
1979年，骑手们达到了第19层，看到了死去的双亲。陪我们呆在这儿吧，骑手的父母劝道。如果风水师傅念错了咒语，骑手们就回不来了。这次风水师傅只会带他们下到第13层，但他们仍然有希望找出违规埋下的坟墓。在这一层，他们还能够看到侗族传说里美若天仙的七姐妹的背影。“快撵她们”，风水师傅下令给骑手，让他们把七姐妹赶进更深的阴间。
那天，骑手们发现了不合规矩的墓葬所在之处。仪式结束后，他们离开会堂，步行来到一道形如舒适沙发靠背的山坡。在“沙发”顶上是一小块稻田，而田埂里深埋着一个被厚壳包裹的球形物。和火灾肇事者的大儿子情况不一样，这次是有人拿祖先的阴福置于全寨的幸福之上。这肯定是别的寨子里某个贪心人家干的。风水师傅打开罐子，取出骨灰，跟米酒、猪粪、人粪和桐油混合，然后将这堆东西扔进了公共茅厕。这些一度霸占了风水宝地的先人们如今万劫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