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资深中国历史学家、哈佛研究学社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半年前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评价中国革命》文章。该期的《亚洲研究》封面选用的是中国文革时期样板戏的宣传画，裴宜理文章内也选用了《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作为插页。
在文章中，裴宜理以1922年安源大罢工为例，试图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至少在早期，具有另外的发展可能性。她称为“安源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共产党革命中消失了，这段历史也被扭曲了，这个曾经的可能性被今天的中国研究所忽视了。裴宜理先是介绍了当今学术界对于“革命”这个话题的冷淡：从法国革命到中国革命。从学术界到公共讨论，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这些革命无论初衷如何，后期都造成灾难和悲剧。为什么革命会具有这样的破坏性呢?在寻求历史解释的时候，“路径依赖”成了很重要的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大致是说，一个社会运动早期形成的那些方式和特征，会主导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就像一条被指明因此被遵循的路径一样。因此，文革中发生的最极端的暴力，都可以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中找到痕迹。例如，裴宜理举例说，麦克法夸尔(哈佛负有盛名的中国革命史学家)就认为文革的极端破坏性和毛领导的1926至1927年湖南一江西的农运和工运中表现出的破坏性是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历史，中国革命被批评和否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裴宜理说甚至很多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曾经对中国革命着迷的人，例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德曼和康奈尔大学的马克?塞尔登现在都成了这个革命的最激烈的批评者。因此，今天除了批评和否定，对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似乎就没有别的可说了，中国革命就成了没有任何历史合理性的胡闹。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环境下，张戎和她丈夫合写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毛的革命从开始就描绘成实用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产物，这样简单化的处理竟然能在广大读者中得到共鸣。
那么，什么才是裴宜理所说的“安源的革命传统”呢?1922年时，由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这些走进矿山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安源工运走的是非暴力的路线，和各种地方秘密会社合作，争取对工人的支持，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夜校，开展对工人的扫盲，培养工人的人权意识。其口号不是很政治性或革命性的，而是“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还培养了工人的组织纪律性。在这样的操作下，矿方作出了让步，不但允许工人的这些组织行动，甚至还向工人俱乐部提供一些财政资助。安源工运就这样轰轰烈烈了三年，过去不为人知的安源一时顿有“小莫斯科”之称，一直到1925年这个工运被军阀镇压下去。
裴宜理认为，安源工运的这个模式是当时中国革命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告诉人们中国当时为什么会有革命，这个革命有哪些具体的合理要求和合理手段，这是今天那个从红卫兵暴力回溯到湖南农民运动的破坏性的“路径依赖”理论无法概括的。而在共产党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个模式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裴宜理一向以中国革命为研究对象。为了研究这个课题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过好几次安源，不但收集材料，而且和很多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裴宜理现在正在据此写作一本书，关心中国研究的人有理由期待这一部重要著作的问世。在学术界，可能对裴宜理的这番努力会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视她为新左派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她对1949年以后毛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很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清醒的，这在她这篇文章中有很清楚的表述，她说，“我的目的决不是要否认或是降低中国革命的残酷性――无论是湖南农民运动还是四十年后北京的红卫兵。作为学者，我们完全应该继续批讯”裴宜理所强调的重新审视中国革命，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过程和历史的理解绝对不能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