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斌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折射出民企生存之惑。 一个身家高达40亿的包头富商，扔下万贯家财，在自己的奥迪车中惨烈自焚，这样的消息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名叫金利斌的富商，是包头市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自焚消息传出前不久，他还受到包头市委、市政府表彰，并获得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称号――“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金利斌的悲剧，令人扼腕，也让人深思。
扩张冲动与资金断裂之悖
像所有的穷苦孩子一样，正值事业辉煌巅峰的金利斌，有着一段轰轰烈烈的发迹史。
他一手缔造的惠龙集团资产逾25亿元，拥有员工近2000人，下属产业涵盖食品物流、洗浴娱乐、农业矿业、金融投资等行业。
2008年8月，金利斌投资5亿元，在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建设“中国福禾豆业生产基地”。
正是这个豆业基地，为他最终打开了地狱之门。
惠龙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尽管政府尽其所能地提供了支持，金利斌还是陷入发展和融资的双重困境。于是，万般无奈的他只能求助于民间信贷。
靠政策扶持起家的他将最后的宝押在了政府支持上，但随着中央信贷政策全面收紧，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当属民营企业，他渴望的支持没有如期而来。
这个故事不禁让人想到了正在看守所等待判决的浙江东阳亿万富姐吴英。他们的发迹史尽管有所不同，但却遭遇相同的杀手――民间高利贷。
相比之下，金利斌的悲剧色彩更加浓烈。就像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样，他立足实业，认真努力地维护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不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官员给他投钱。
金利斌发家后，有了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冲动，并提出宏伟蓝图，也由此触摸到致命天花板――既赶上实体经济备受冲击的国际金融危机，又赶上宏观政策上的银根收紧，于是当他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民间借贷突围的时候，已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并不是一起偶然的个案。
不要说身处北部边陲的金利斌，就连温州这样的东部沿海地区，也频频爆出民企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消息，与之形成悲怆呼应。
逐利是人的本能冲动。所以，把责任一味地怪罪于老百姓的愚昧和无知，是不可取的。而一味地将出事的民企老板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是不可取的。
老百姓喜欢用“成王败寇”这样的逻辑来判断一个人的命运起伏。而这样的道德判断，往往掩盖了更为本质的制度追问。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没有问题。恰恰相反，他们在企业战略上显然有着盲目的投资冲动。或者说，他们已经被最初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后来的盲目扩张与举债，在缺少诸多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下，显然不是可取之举。
这是很多民企老板的通病，他们一旦赚取了第一桶金，即一发而不可收。追求大而全，大干快上，盲目投资，只求赚钱，不求诚信，资本断裂，只进不退，缺乏实业家的战略，等等。
融资之困
杀死“金利斌”们的利剑，当然不仅仅是他们的扩张冲动。因为每一个企业家，都有着投资和扩张的冲动。
而这种版图扩张的冲动与短缺的资金链之间，往往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当矛盾激化到一个极限之后，即会爆发。
这其中，金利斌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
事实上，政策束缚和资金短缺的阴影一直就笼罩在民营企业的头上。其中，国际金融危机，银根缩紧，是民企最大的杀手。
自从2005年物价攀升的苗头出现，国家有关部门即把回笼资金作为主要的抑止经济过热手段，央行、银监会均要求各家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提高信贷门槛，缩减信贷规模，以期防治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直接导致了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却直接导致了银行和企业的两难。
对于银行来说，由于信贷规模的调整缩小，使得银行不得不放弃某些客户而选择信誉和条件相对较好的客户。
这种政策束缚，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民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在江浙、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由于资金链断裂，甚至掀起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倒闭潮。
事实上，30%以上民企倒闭的根本或直接原因是资金链断裂，且80%以上倒闭民企的现金流都有问题。“借是找死，不借是等死”。
民间融资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帮企业“挺过”资金短缺期，但更多的民间融资却是饮鸩止渴，甚至是一条不归路。
政策尴尬
对于很多民企来说，政策尴尬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曾说，“中国经济的50%是由中小企业贡献的，可是他们得到的银行贷款才不到5%，大部分的银行贷款则流进了国企，而在美国，这种状况正好是倒过来的。”
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出台“组合拳”，完善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多条渠道，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小企业融资市场。
金利斌是冒险家，无论是疯狂地举债还是疯狂地借贷，维系两者关系的是一个“利”字，两者的交兑，直接催生了双重悲剧。
金利斌的悲剧漫溢着制度性的色彩，换言之，民营企业想融资，真是“难于上青天”，而民间借贷的利息压力，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以金利斌为例，借贷10万元以下的债权人每月2分利；借贷10万元以上的债权人每月3分利。传闻则称，金利斌每月偿还的利息甚至高达两亿元。如此之高的利息压力，即便金利斌有一个日夜不停运转的印钞机，恐怕也无能为力。
民营企业命运一直坎坷，融资难即是不可回避的发展瓶颈。
相当数量的民企像金利斌的惠龙集团一样，到了扩大再生产的关键时期，本应扮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生力军，但现实使其踏上了民间借贷的危险征途。
呼吁了很多年的《民间信贷法》至今仍在学界热烈讨论之中。当没有法治护佑，政策又存在先天歧视的时候，面对融资成本水涨船高的危局，一些热衷实业的民营企业家，在面临政策受阻后，即使再有抱负，恐怕也找不到救命的稻草了。
据说，目前正在等待生死判决的吴英在四年看守所生涯中，写了本名叫《黑天鹅》的书。在不朽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黑天鹅是欲望、诱惑、邪恶、冷酷的象征，宛如从事疯狂信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黑天鹅”进行道德的审判和拷问，但是，道德的审判往往会掩盖最为本质的内核。我们更应该追问：谁在批量制造这些“黑天鹅”？
规范“权力经济”与民间金融
“权力经济”与民间高利贷，已经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两大杀手。
官依商而利，商依官而立。几乎每个民营老板，若要在一方立足，就得使尽身解数，建立自己的权力关系网。这是“权力经济”的基本特色。
金利斌在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的同时，是否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权力网，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作为包头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金利斌身上的“红杠子”就有十多个，仅一个“2007年度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的名誉就足以令人艳羡。
但即使是这样，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金利斌还是有很多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当他的惠龙帝国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却遭到了资金链的断裂。
因此，当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获得政府支持时，他只能转而依靠民间借贷。然而，这种民间借贷，由于缺少有效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持，往往又会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
一味地讨论民企原罪问题，正如一味地限制民间金融，将民间借贷定义为非法一样，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只有从根本上摆脱权力经济的阴影，还民营经济以充分的生存空间，方是釜底抽薪之举。
那么如何壮大民间资本？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曾在“2010中国民间投资发展峰会”上指出，应该建立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市场，在民间借贷市场与民企之间设立可靠的防火墙措施。
现在民间高利贷无孔不入，成为民间金融的常态，扫荡着中国的实体经济。
据媒体披露，温州民间高利贷月息最低4分，最高1毛5，是银行贷款利率的几十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疯狂的年景，除了贩毒、洗钱、赌博和在证券市场有特殊渠道的公司，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资金成本，这样的利率等于在逼实体企业自杀。
而高利贷盛行之时，就将是实体经济大规模倒闭之时。
以高利贷盛行的2008年为例，当时浙江台州市发改委紧急组织的一份民间融资情况调研显示，2008年一季度台州市规模以上企业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
高利贷有可能成为经济鸦片，让陷入者不能自拔。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受调查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所以，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建立公平的投资市场，放宽资金投资渠道，建立筛选出诚信高效企业聚拢资金，以避免金融市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