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版的《南京事件》一书作者笠原十九司曾经指出：“任何时候都有人否认历史，就连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也有人否定。这不奇怪。关键是社会对此作何反应。一个社会对这种论调的反应，将体现这个社会的历史意识和道德水准。”如何看待“二战”的历史，是中日两国始终无法漠视的心结。日本方面的历史教科书以歪曲历史的方式，传达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日本立场”。我们中国作为其中的一方，不仅需要自己清醒地认识这段历史，而且需要将“中国的立场”，通过媒体以“国际的表达”传播给世界。为了充分利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的有利时机，扩大宣传，挖掘历史内涵，深化和平主题，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策划下，五洲传播出版社制作出版了十余种有关“二战”题材的新书。作为责任编辑，我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图录》、《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和《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等书的编辑工作。工作的过程使我深受教育，从中也萌发了一些对外宣工作的感想和思考。
历史题材可以“常讲常新”
认识“二战”，无法回避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南京大屠杀事件则可谓是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极致。如何才能将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常讲常新”，吸引更多受众，并以其震撼力打动读者心灵？旧的题材如果材料是新的，编排方式和逻辑结构是新的，就可以产生吸引力、冲击力。
以我社最新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图录》为例,该书收录的400余幅历史照片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近三分之一未公开出版过。其中包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摄影机拍摄的影像资料,在该书中我们以翻拍照片的方式收录了约翰?马吉拍摄的真实记录日军暴行的部分内容。当年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这份长度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资料。
该书引用的另一个最新的资料来源是《伊藤兼男照片集》。伊藤兼男是日军航空队的队员。照片集是他当年拍摄的。2003年9月，这本保存了66年的《伊藤兼男照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步平教授转交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另外，《南京大屠杀图录》还收录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和夏淑琴讲述其当年悲惨的遭遇，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公布的战时日记，《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以及南京大屠杀史学术最新的研究成果等有关事件的图片资料。
这些图片资料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南京大屠杀史实本身及其历史教训，整体感和现实感非常强烈，可以使读者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并能够启发理性的思考。
作品的新颖性是吸引受众的关键
侵华日军关东军731细菌部队所犯罪行与南京大屠杀事件同样骇人听闻。可以说，731部队是带着罪恶的使命诞生的，并犯下了大量残忍的罪行。其中，最残忍的是活体实验。1940年－1942年间，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先后发动了宁波战役、常德战役和浙赣战役等。1945年8月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日本投降前，销毁了在中国的所有证据并带走了所有实验数据及资料，逃回日本。为了获取日军细菌部队用中国活人做实验的数据和情报，美国以不追究其战犯罪责作为交换条件，使以石井四郎为代表的罪大恶极的日军细菌战战犯全部逃脱了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731部队的残酷和罪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藏在历史的背后，不为后人所熟知。
我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一书以大量原侵华日军成员的供述、供词，中国受害者、见证人及其亲属的控诉，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历史文献、档案、日军实物，结合以王选女士为首的诉讼团在漫长的诉讼中的经历等有关最新事件的图片及文字资料，系统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731细菌部队的犯罪行为。本书的编者是有关731细菌部队罪证陈列和研究的专门机构。所以，本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该机构的第一手资料，为本书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供了重要保证。从内容上，该书抓住了新颖这一关键环节。在编辑本书之前，我对731细菌部队基本上限于“极端残忍”等概念性的了解。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时时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而这种震撼力就来自作品本身的新颖性。
弘扬与揭露并行更有利于发挥历史题材作品的宣传效能
对于二战题材的图书，突出的重点其实不外乎两个方面：侵略者的行为和被侵略人民的行为。前者毫无疑问体现的是残酷和罪恶，后者则可能包括反抗、斗争以及人道和宽容。反抗与战斗能够表现维护正义，热爱和平，而人道与宽容似乎更具有一种深沉的感召力量。无论是诉求于国民的纪念情绪，还是针对粉饰侵略的声音，或者是面向世界展现历史真相，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挖掘，不能停留在一种情绪的教育与受害者身份的强化之上，而应放在对生命珍视的人文情怀上。这次我们策划、出版的《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就使读者能够特别感受到这一点。
当年，日本为了实现长期占领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组织“满洲开拓团”，从日本国内移民到中国东北，人数高达一百三十多万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曾不负责任地采取“弃民”政策，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当时处境十分艰难，在溃逃过程中自杀、饿死、病亡的人数近20万人。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暴易暴，并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拨出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供给日本侨民。1946年5月开始，通过辽东湾简陋的葫芦岛港码头先后共遣返日侨（俘）100多万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实属罕见。许多当年受到中国人民善待的日本侨民，始终铭记那一段历史。13岁被遣返回日本的国弘威雄先生，1997年以自叙形式完成了一部大型纪录片《葫芦岛大遣返》。2001年和2002年，年逾八旬的老人佐佐木先生先后两次到葫芦岛寻访恩人，并出资树立了感恩碑。这些感人的故事在这本《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之中都得到了反映。
本批图书中的《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描绘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的故事。抚顺战犯管理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后关押战争罪犯的场所，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的保护比较完整的唯一一处战犯羁押场所。1950年7月，根据有关协定，中国接收了苏联政府移交的969名日本战犯，加上我国军民俘获的日本战犯，共计982人，其中包括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重要人物。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又对这些在侵华战争中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罪犯进行了审判。在此期间，抚顺战犯管理所以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通过铁的事实和证据，教育感化那些笃信军国主义的战犯，使他们清醒地认知战争的本质，认识到自己的血腥罪行。经过改造，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被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回国。这些改造好的战犯回到日本后，都把抚顺战犯管理所视为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地方，他们自发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成为坚定的反战勇士与和平卫士，并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6月27日，大河原孝一等4位昔日日本战犯的代表又一次回到这个被他们称为“再生之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追忆数十年前他们的再生历程。
相关主题图书出版的整体策划具有重要意义，成系列推出会具有“1+1＞2”的效果。从对外宣传的角度看，挖掘历史本身的意义在于树立国家形象。我们不但要通过最新的研究和资料揭露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启示我们认识战争的残酷，敌人的暴虐，胜利的艰难，而且也应当通过表现中国人民的坚贞不屈、人道宽容，来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树立中华民族的形象，树立中国的形象。通过我们的作品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华民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奋斗。《南京大屠杀图录》、《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反映的是侵华日军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反人道的暴行的史实。《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和《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侧重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联系起来看，两者恰好形成鲜明的历史对照，前者对后者形成一种反衬作用。
第一手资料本身就是亮点
一般的新闻报道要求不带偏见地叙述客观事实，讲究方式和技巧，才能够赢得受众。图书出版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题材的外宣图书，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也不同于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需要简明、生动，不仅需要文字，而且需要图片，但吸引读者的关键在于新，发挥影响作用的关键在于资料的权威性。最大程度挖掘和利用第一手资料,对于增加作品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批图书中，《南京大屠杀图录》的编者是研究和宣传南京大屠杀史实专业机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编者是抚顺战犯管理所。《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编者也是有关731细菌部队罪证陈列和研究的专门机构。《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的编者是当年遣返日侨（俘）葫芦岛港所在地的地方新闻部门。这些第一手的文字、图片和实物资料正是作品本身的亮点和吸引力所在。同时，这也是积极挖掘地方外宣资源的关键突破口。
我们的作品不仅仅是展示一段历史，而是要通过作品震撼人的心灵并给予启示。如果尽可能多方挖掘素材，对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或为人熟知事件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发掘，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处处体现让事实说话，不仅要经得起反对方的质疑，更重要的是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作品就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只有这样，才是在以中国自己的方式说明中国，才能够做到“中国表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历史，它是一段苦难历程的记忆；对于未来，它是一部刻骨铭心的教材。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只有正确对待千百万生命书写的历史，才能避免重演千百万人再去流血的历史。就中日关系来说，挖掘日本侵华的历史，不仅是让大家认识过去在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而且对照和认识现在的日本。不仅看到过去的中国，更看到现在的中国。这都是我们在外宣中需要以“国际的表达”体现的“中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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