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才，1969年毕业于埃及开罗大学。在埃及留学5年，专业为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历史，长期从事中东、海湾问题研究。曾在我国驻南也门、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使馆工作8年，并被中国公司借调到阿联酋、科威特、叙利亚等国工作4年。现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伊斯兰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海湾研究中心理事、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据新华网消息，在沙特阿拉伯，除《乌姆?古拉》周刊是官方刊物外，全国还发行13种报纸，23种杂志。阿拉伯文报纸主要有：《国家报》、《欧卡兹报》、《座谈报》等。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与沙特阿拉伯《国家报》报社总编奥特曼相遇，他身旁的编辑塞巴迪女士告诉笔者，这位奥特曼与日本故事片里面的那个“超人”奥特曼一样，是个张扬正义、敢作敢为的英雄。一开始，我们没有听清，以为他是经历过战争的那种英雄，后来才知道，这家报社一年内换了四任总编，大有点前仆后继的味道。一起座谈的还有一位石油业公司老总撒雷曼先生。
本来大家在中国大饭店大堂里分小组分别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座谈，《国家报》报社的女编辑特有个性、特有主意地坚持把我们引位到二楼一个环境非常安静雅致的茶室。因为时近午餐，访谈的时间并不很充裕，但在有限的时间中还是感受到两国媒体人之间倾心交流的快意。
笔者在很早就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有所了解，那是在采访世界石油大会期间。那次大会是石油业的“奥林匹克”盛会，那次会议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在大厅上百个展位中，只有沙特阿拉伯放映的专题片用的是中文。当时的感觉是中东兄弟微笑着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除此之外，笔者也在不同的场合看到过沙特的瑞穆公主在中国举办的摄影个展，笔者也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吉达港――“红海新娘”驶向中国》。但好像大多数中国人对沙特还不是太了解，尤其是沙特的媒体，更是隐藏在层层面纱之后。
《对外大传播》：作为媒体人，我同样也想了解你们的媒体对中国哪些方面感兴趣？
塞巴迪：我们对中国文化特别着迷，在美国学习期间，我与中国人经常在一起，我总想了解中国的价值观是什么，这种价值观的起源究竟在哪里？1949年后，中国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曾到中国的民间，去接触那些普通的中国人，我了解到，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看重国家责任，都珍惜亲情，都爱好和平，都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也都看重集体主义，而非看重一个人的权威。我们不像西方人看中国那么表面。我希望中国人和沙特人都能用更开放的观念来看待彼此，有些媒体的失衡的报道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偏见和误解。我希望我们可以不要借助第三方国家，也就是西方媒体去读对方。
《对外大传播》：那么，你们想了解中国什么呢？
塞巴迪：我们想了解中国的孔子、宗教。我本人也在研究“9?11”对世界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了解农民，中国的农民和我们沙特的农民一样，他们都特别质朴，他们自己吃得很少，但却养活了全国的人民。
《对外大传播》：在你们看来，农民除了自己种地养活全国人民之外，你们对他们的了解还有哪些？
塞巴迪：农耕非常不容易，由于受大自然的制约，很多时候，你即使种了很多，收获却仅仅是一点点。但只要有收获，农民就会满足。中国的农民比沙特多十倍，但是这部分农民容易被高速发展的经济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所遗忘。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农民生活正在一点点地改善。
撒雷曼：尽管中国是一个拥有很多农民的国家，但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比如在石油这个领域，再比如在自行车业上，我们沙特到处都有人骑着产自中国的自行车。这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塞巴迪：我曾看到这样一个数字，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中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中国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热情？
他们提的这个问题引人深思。笔者对他们说，一百年来，中国受到的苦难太多了，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是在各种挫折和坎坷之中搞着建设，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多数人都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所以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建设动力和激情，同时，近30年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了国际社会。但大家在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有一个更强烈的愿望，就是能更多地享受到GDP高速增长带来的幸福感。这届政府很了解民心、民情，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目标。
塞巴迪：我来中国前读了一篇很有趣的报道，是广东、上海、北京等几个城市关于幸福感的比较。北京人的幸福感排在第三位，看来钱的多少与幸福没有太决定性的关系。我们沙特GDP增长保持着中等速度，人均收入达到了9000美元，但我们人口的增长却比经济增长要快得多。
奥特曼：总的来说，我们沙特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人口中65岁以下的人比较多，有很多大学也只有40年的历史。
撒雷曼：我是沙特人，但是我会讲比较流利的英语。我到过很多国家，我想在这里插入一个我个人的小例子。50年前我开始接受教育，当时村里头买不到很好的纸，我就在木头上写字母，写完后擦掉再重写。50年前，我生活的地方没有自行车，也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而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还有自己的高级公寓，房子前后都有绿色的草坪。我们有了自己的学校，家里人都从事着多种工作，有律师、医生、商人等等。
听到他们这样说，笔者很是感慨。的确，沙特的变化太大了。20世纪初，贫穷像沙漠中的热风一样席卷着沙特王国，全部国库只需一匹骆驼就可以驮走。而到了20世纪中叶，由于石油的开采，这个国家一夜致富，两极分化也就表现得格外明显。有的王子可以坐着飞机满天飞，有的王子则只能坚守在沙漠，在一顶帐篷、一群骆驼中度过时光。
克鲁德：另外我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沙特多一些了解，不要一到沙特就想着和男性见面，不和我们这些女性接触。比如像我，可以讲流利的英语，可以坐在你的面前接受访谈，我可能和你们一样，都是时尚的职业女性，但我在我的国家时也会选择戴上面纱，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我只是想表达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尊敬。其实沙特阿拉伯的妇女在国际社会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我看来，不需要所有的妇女都这样做，改变世界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参与，有一个小组的人员去坚定地努力，就可以引导着人们改变世界。
撒雷曼：中国和沙特都是非常好的国家和非常好的民族，我们都非常不愿意去制造事端，尤其不喜欢到别国的领土上去贸然干涉他国的事情。我们想与各个国家建立平等友好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尤其是公平竞争的关系。
奥特曼：我的奶奶在上海生活过，她没有工作，我的爷爷是渔民，他们后来到沙特定居下来，他们就是两种文化的代表。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在家里都说中国话，做中国饭，信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当他们走出家门，来到社会上，就说沙特的语言，和沙特的朋友相处得特别融洽。我在这样两种文化的家庭中长大，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应。我生活的城市正处于中沙贸易的活跃地带。我们现在吃的是水果、面包、牛奶，但在50年前，我们却吃的是沙枣（女编辑见我听不清这两个字的发音，就信手拿笔画了起来，瞬间，几根优美、流畅的线条就勾勒出了沙枣树的婆娑姿态）。
我们希望中国人能把西方国家的媒体放在一边，直接与我们接触，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沙特。
《对外大传播》：你们最想让我们中国人了解沙特的哪些方面呢？
塞巴迪：希望媒体不要总是报道沙特的陈旧制度和妇女总是戴面纱的形象，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果我没有一个富有的好父亲，我就不可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从事今天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可爱的好儿子，我就不可能想到要好好挣钱，贴补家用。现代沙特女性的地位和形象早已经变了，而今天在我们国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的平衡的关系，谁都离不开谁。
《对外大传播》：当你们踏上中国这片土地，首先会对中国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奥特曼：我们这次来最想看中国的美术馆、图书馆，还有想和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交流，还想到中国的清真寺去做礼拜。
撒雷曼：我更多的是想了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是个石油进口大国，沙特是个石油出口大国，希望两国在这方面能经常地发布信息。
采访是在特别友好甚而幽默的氛围中进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沙特男人被沙漠的风吹得都不爱笑，但在与沙特朋友近距离的接触中，你无时不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比如正在工作中的中国翻译，圆珠笔没水了，一两秒间，她的面前同时递过来三支笔，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注意到别人的需要，并且迅速作出反应。
采访中还得知，《国家报》是一份民间的日报，除驻外记者及自由撰稿人，共有员工350人，每天以36个彩版发行。它的发行量上升很快，这样的一份报纸创刊才五年就已经成为沙特发行量最高的报纸了。当问到他们为何能有这样的成就时，总编奥特曼说，他们这个群体有很强的信念，就是要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细问之下，沙特好像还没有往中国派驻记者，他们倒是很希望中国的记者能够更多地踏上沙特王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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