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新作《病榻杂记》。其中，季羡林提出：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一事，引起广泛关注。季羡林写道：“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羡林的这段话，说得何等的谦虚，何等的实事求是，何等的明白无误！此语一出，长期受媒体误导的读者，感到吃惊和困惑。他们问道：那么，季羡林究竟是研究什么学问的呢？他究竟是个什么“家”呢？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季羡林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妨先把已经出版的24卷《季羡林文集》的卷目开列于后：
第一卷 散文（一）
笫二卷 散文（二）
第三卷 古代印度语言
第四卷 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 印度历史文化
第六卷 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 佛教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 糖史（一）
第十卷 糖史（二）
第十一卷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 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 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 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 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 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第十七卷至第二十四卷 《罗摩衍那》
《季羡林文集》除已出版24卷，800余万字外，还有8卷待续，共1200万字。从以上卷目可以看出，季羡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十分惊人，实属罕见。季羡林的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怎一个“博”字了得！
季羡林治学虽然广博，但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梵文、佛教语言、中亚古代语言。简而言之，他主要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研究的这些语言发生于中国和西方之间。从时间上来看，大约属于公元前后，所以任继愈先生戏称季羡林的学问是：“操非中非西之学，治非古非今之术。”概略地说，季羡林的学问“在中西之间”。
内行人都知道，包括中国新疆、中亚各国、伊朗、阿富汗以及南亚次大陆各国在内的这一中西之间的辽阔地带，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穿过。我国新疆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这一地区发掘出许多十分珍贵的文物典籍（包括敦煌文物在内）。因此，百余年来，对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就成了一门显学，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敢于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的人并不多，因为要研究这方面的学问，首先，需要掌握多种语言，如英文、德文、梵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其次，还需要深厚的汉学、佛学和中亚历史的功底。季羡林经过多年艰苦努力，终于掌握了上述各种复杂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他又对“中西之间”的古代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糖史》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两部著作，简介于下。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l998年，共计73万字。
《糖史》用大量事实考证出一千多年来糖和制糖术在世界交流的轨迹。《糖史》证明是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紫砂糖，传到中国。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又返销印度。到了明末，中国人制造出来的糖，颜色纯白，接近今天的白糖，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远销世界各国。由于季羡林《糖史》的问世，糖，这种最常见的食品，它的制造、发展、交流、流通的历史便大白于天下。中国人对糖的制造、提高、传播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也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糖史》并非一部纯科学著作，它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考证一千多年糖和制糖术在世界交流的轨迹，让我们了解到人类的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 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首创，是前无古人的。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季羡林用了1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
1974年春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用当时中亚流行的婆罗米字母书写的88页残卷。根据出土地点，专家们只知道这是吐火罗文字（古代中亚文字），至于残卷内容，谁也看不懂。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在现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而在偌大的中国，就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于是李遇春便携带着残卷，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找到季羡林家里，请他解读。季羡林接过残卷，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原来这些残卷记录的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剧本，剧本的名称是《弥勒会见记》，内容是宣传佛教的。虽然这个剧本还不像今天的戏剧这么成熟，但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便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有人据此提出，印度欧罗巴人原始发源地的“亚洲发源说”，引发了国际语言学界的争论。季羡林译释的《弥勒会见记》为这场学术争论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另外，由于这个剧本的译释，新疆古代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1986年，世界上唯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在冰岛出版的《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特聘他为顾问。他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季羡林除了是一位语言学家外，我们还可以称他为：
比较文化学家。他写过中印文化交流、东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重要著作；
佛学家：他写过《中亚佛教史》等重要佛学研究著作；
散文家：他写过约150万字的散文，收入十几本散文集中；
翻译家：他翻译过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八卷）、剧本《沙恭达罗》、民间文学《五卷书》及德文短篇小说集等。
应当说，季羡林在上述每一个学术领域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繁华落尽见真淳，于无声处闻新声。”在当今传媒界，炒作成风、虚假成灾，追名逐利甚嚣尘上的污浊氛围中，季羡林主动摘冠脱冕的高风亮节之举，犹如一束亮光，石破天惊，令人耳目一新；犹如一道闪电，照彻一些哗众取宠之辈的真面目；犹如一股清风，大有振聋发聩、头脑清醒之效。
我们真应该为95岁高龄的季羡林“反潮流”的义举，大声叫好。摘去三顶虚幻的桂冠，还他一个自由自在身，不但不会损害季羡林的形象和影响，反倒会使人们对他更加肃然起敬。
责编：于 淼 马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