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已远去70年了，但这史诗般的壮举，似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正如重走长征路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说：“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虽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但它还是巧妙地被传播出去，让公众了解真相，从而产生震撼世界的轰动效应。这与早期对外传播长征的中外人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那段艰难岁月，长征的英雄业绩最早是如何传播到国外的呢？
谁最早把长征的事迹传播出去
在那艰难的岁月，长征的英雄业绩最早是如何被传播到国外的呢？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般人多认为最早对外传播长征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可以看出当时还有其他人为尽快将长征的真实情况对外传播也做了各种努力。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前后，早期向外界传播红军长征业绩的中外人士，按时间序列回顾是这样的：
1935年10月，陈云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情况，后有人将其整理成《英勇的西征》，于1936年春在第三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第1、2期合刊上发表。
1936年3月，陈云署名“廉臣”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在中共于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连载。
1935年11月23日，中国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通讯《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1936年5月出版《中国的西北角》通讯集。
1936年12月，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英国出版《神灵之手》英文版，回忆本人亲历长征的故事。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访问陕北红军，回北平后，撰写了《毛泽东访问记》，于11月14日、21日首次在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刊发。后成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公司出版。
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
长征的早期，对外传播长征信息的第一人应是杰出的革命家陈云。陈云1905年出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15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参加过上海罢工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和党务工作。1933年1月到瑞金。1934年10月中旬，由于当时“左”倾领导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开始战略大转移的长征。陈云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负责最艰难的后卫任务。后改任中革军委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在会上，他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批评后，坚决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在绝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会议取消了错误领导，增补毛泽东为常委，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后，中央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陈云同志为此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在威信至鸭溪的路上向部队作了传达。直至1982年中央档案馆才找到这份珍贵的史料，经辨认为陈云所写。
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北上进入四川天全时，陈云受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为此，派地下党员护送化装成商人的陈云，经成都到重庆，乘船东下去上海。1935年8月5日（一说9月初），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等人秘密从上海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9月到达莫斯料。陈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出席共产国际的一些会议。而后，在1935年10月15日~22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长征前期失利原因、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尤其对新的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了了解。但这次重要的报告，多年来没有找到文献记载。直到1996年，中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委托，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的协助下，终于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陈云当时汇报的俄文纪录稿。此件的标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年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
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几个月后，有人将他的汇报加以整理，并增加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内容，冠以《英勇西征》之题，署名“史平”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
作者视角独特，文字生动，读来兴致盎然，中间再辅以一些细节描写和感受描述，更是增加了该书的感染力。叙述细腻、精彩，令人耳目一新。
而最早介绍亲历长征的纪实长文是《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1936年3月，此文首次在中共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还注明“廿四年八月于沪滨”，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后在《救国时报》上连载，是年7月又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单行本，很快流行到国内。1937年8月5日，《救国时报》拟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及连载的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这三篇有关介绍长征的文稿合集为《长征记》一书出版。
1955年5月，此文被收录进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三年后再版。此文在海内外流传甚广，但此文初次发表后的近50年间，人们并不知晓作者的真实姓名。
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
爱泼斯坦2004年9月写了《永远怀念长江同志》一文，他说：长江的西北之行发表不久，我记得大概是从斯诺那里先听到这些文章。后来又看到其中译成英文的几篇。当斯诺发表《西行漫记》时，我心中便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长江的文章可能是使斯诺产生去了解和报道中国红军的愿望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范长江这位年轻记者的生活道路极其艰辛，且充满着惊险和传奇色彩。他出生于1909年，四川内江人，年轻时受大革命影响，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1934年，应邀为《大公报》撰稿。
1935年，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中，年仅26岁的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他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只身赴大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5月18日，范长江从上海乘船溯江西上，到成都。7月14日离开成都，踏上了西行之旅。他一路采访，途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长江在采访活动中，不畏艰险，穿过罕无人迹的原始森林，翻越空气稀薄的雪山。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写有关报道红军长征的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最早见诸《大公报》1935年9月13日、14日的版面上。另一篇更重要的通讯《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刊发于同年11月23日的《大公报》上。这些文章是他成（都）兰（州）之行的一部分。通讯中披露的长征信息还比较片断，但由于《大公报》为全国有影响的报纸，范长江发的是纪行连载通讯，更能满足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红军长征北上情况的愿望，从而产生特殊的效果。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7版，一时风行全国。
周恩来称赞他的通讯说：“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胡愈之赞誉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范长江的《西北纪行》除了在《大公报》上连载外，据说，还在海外《救国时报》上刊发过。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范长江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事件，他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
1937年2月14日，范长江由西安飞回上海。回到报社后，他立即找到总经理胡政之，要求次日发他关于西北的报道。胡政之权衡再三，答应了范长江的要求。次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上他绝口不提在西安的经历。下午，《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报纸运到延安，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大公报》从2月17日起，又连续刊登他的《宁夏进入记》等3万多字的通讯。特别是相继发表《陕北之行》，较详细地记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历程，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记述了陕北苏区见闻，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向人们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
牧师勃沙特与《神灵之手》
在贵州东部峻岭中，一支红军队伍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个高鼻子、灰眼睛的洋牧师艰难地跟随行军。此人就是英国传教士勃沙特。他是70年前真正亲历长征的两个西方人之一（另一个是顾问李德）。
勃沙特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时间长达560天，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外国人。他离开红军不久，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神灵之手》。1936年11月，这部作品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这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外文著作，比埃德加•斯诺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
20世纪30年代，在贵州东部山区，勃沙持在教堂与集镇间勤于布道，传播福音。勃沙特，全名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比亚吉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1923年秋，英国的教会派他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他为人谦和有礼，乐于助人，博学多才，并有高明的医术。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子“克己复礼”一言，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年8月，作为长征先遣部队的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出发，转战数千里，于9月底先行转入贵州东部的施秉、黄平一带。1934年10月1日，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罗达一行，由镇远去黔西县城的途中，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这支红军相遇。红军战士初见这高鼻子、黄头发的洋人，疑为“帝国间谍”予以捕押，送往军部。他曾设法逃跑过，但被抓了回来，严加看管，失去行动自由。
在红军部队里，他最先接触、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萧克军团长。当时红军在转战中，只能靠极简单的教科书上的地图，行动十分困难。红军攻占黄平旧城时，在一个教堂里发现一张一平方米的贵州省地图，如获至宝，但上面是法文，谁也看不懂。于是有人想起了勃沙特。
有一天，勃沙特被肖克请去，帮助翻译这张法文贵州地图。勃沙特在萧克的指点下，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说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忙到深夜三更，两人才把地图译完。
萧克对勃沙特的友好合作十分满意。
1936年春天，在云南东北的曲靖，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组成红二方面军,就地稍事停留。4月12日，在红军将由云南北上川时，萧克将军亲自向勃沙特宣布了释放令。他对勃沙特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他高兴极了，他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认为这是神灵之援手。
就要离开红军部队了，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为勃沙特饯行。那天大家不分等级就座，厨师们随意上菜，无拘无束，气氛非常轻松。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
勃沙特1936年4月离开红军去了昆明，但他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游玩上，而是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在他人的协助下，很快整理出一本长达288页的英文回忆录。当红二方面军还在长征北上途中，1936年11月，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英文版（英文书名：The Restraining Hand）便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传播红军长征情况的专著。
《神灵之手》出版后，颇受外国读者关注和欢迎。1936年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
由于战乱，《神灵之手》的英文打字稿被毁，书也未能继续再版。直到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又重写了这段经历，并定名为《指导的手》(The Guiding Hand)。英文本面世以后，该书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36年4月，他离开红军去昆明住了几个月后，又回到贵州。不久他返回欧洲休养两年多。1939年，勃沙特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到贵州山区传教，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盘县解放初期，勃沙特还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1951年，勃沙特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的西方传教士。之后，他曾去台湾继续从事传教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夫妇二人一起应召回英国。1966年退休，闲居英国曼彻斯特郊区。
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萧克将军，萧克拜托他帮助寻找勃沙特和他的书。后来，索尔兹伯里真的找到了《神灵之手》寄给萧克将军。
1984年，萧克将军出访欧洲，四处打听，但均无勃沙特的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1985年中国驻外使馆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卓尔敦国王路234号家中找到了已届88岁高龄的老人，他非常高兴，当即提笔回信，介绍自己的情况，并嘱托专程来访的中国朋友：你若与萧克将军通信，请转达我热忱的问候。
如今，这位老人已经离开了人间，但他奇特的长征经历和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
长征不久，尽管有一些中外人士向外界传播长征的信息，但较系统、较权威且在国际上影响最广的传播者则是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
他于1936年6月秘密进入陕北，采访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及红军将领和指战员，回来后写成红区纪行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春在英国出版，第二年，中国出版了译名为《西行漫记》的中文版，使红军长征的英勇业绩广为传播，震惊中外。正如海伦所说，此书“当时在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研究中美关系的一位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说：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是与毛泽东谈过话的年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经典性叙述，至今仍是有关长征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大奇迹，而斯诺传播长征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下，怎样才能进入陕北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呢？斯诺首先想到了尊敬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于是他在1936年1月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求助于宋庆龄。斯诺曾回忆说：“我请她帮助我以便到了红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是被当做间谍。”
当时另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也早向宋庆龄表示要去江西苏区工作，但红军已北上，宋庆龄让他等候时机。
宋庆龄此时正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这年春，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派王牧师（即董健吾）先去陕北瓦窑堡执行紧急送信任务，转呈毛主席。不久党中央的复信又由王牧师带回上海。宋庆龄得知回音后，很快为斯诺的旅行做出了安排。并通知乔治•海德姆也北去。
斯诺回忆：“通过她（孙夫人）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据有关史料证实，当时在华北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授权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介绍信，并由徐冰托人将此信转交给斯诺。
1936年6月3日，斯诺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北平乘列车西去，开始了难忘的冒险旅途。列车到郑州后，斯诺转换一趟去西安的快车。不久他与乔治•海德姆会合，因为他们同是宋庆龄的朋友。
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到达西安后，与王牧师和周先生（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刘鼎）接上了关系，并在他们及东北军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通过层层封锁线，进入了陕北红区。
随后，斯诺与乔治•海德姆（不久即改称马海德）到达保安，受到党中央负责人的热情欢迎。7月16日，斯诺拜访了毛主席，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9月23日，毛泽东又对斯诺作了一次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10月初，经斯诺多次请求，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并重点谈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他在红区先后采访了四个多月，获得大丰收。
斯诺返回北平后，在海伦的协助下，立即着手整理苏区采访材料，写稿写书。从1936年底到1937年初，他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上连载发表了访问陕北的一组报道，计有30余篇。1936年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他的独家报道《毛泽东访问记》，并附有他拍摄的经典照片――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半身像。
1937年10月，斯诺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公司第一次出版，只几个星期，就销售10万多册，以至当月之内三次印制，仍是供不应求，到年底便印了五次。不久，该书又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葡、荷、日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风靡全球。在国内，先后由郭达、王福时、李放等人译成中文，书名译为《西行漫记》，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书中也收集了其他外国人在红区的见闻及“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等，但大部分是斯诺的陕北纪行通讯，如收入有毛泽东与斯诺四次长谈的访问记全文，介绍了毛泽东与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基本立场、政策等。
斯诺曾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描写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半个世纪后，索尔兹伯里以八十高龄到中国重访长征路，完成了斯诺的遗愿和自己的一大夙愿，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今天，70年后当我们回顾长征早期传播的历史，将会得到不少启迪。当年之所以能够突破国民党的新闻舆论封锁，得以较快地向国际传播长征，首先是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是当时中外媒介及受众关注的一大热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命运如何，国共能否形成抗日统一战线？长征的早期传播正是用事实回答了这些人们关注的问题。其次在国民党严密封锁及我党尚无有力的传播手段情况下，采取巧妙、迂回的办法及借重外界媒体是开展对外传播的事半功倍的好办法。其三用事实说话，显示真实的力量。长征的早期传播，作者有长征的亲历者，也有采访当事人，但都着重于用真实、感人的事实，作平实的介绍。而这种朴实的，有时又含有正负面平衡，少有宣传味的传播方法正是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手法。这都是值得我们对外传播工作者好好学习借鉴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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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邓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