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对外传播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跨文化传播论坛”余音绕梁，为业界瞩目，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同时，由研究中心精心策划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智慧传播――赵启正论交流艺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危机事件报道案例分析》等图书也颇受业界好评。研究中心的境外涉华舆情研究也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开办此栏目，就是借助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平台，将相关成果与读者交流分享。
今年初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一书，作为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选编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之一，颇受业界和学界瞩目。现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解构与重构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原先自认为而且也的确长期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国被远道而来的“蛮夷之邦”所击败。此后，中国的大国地位江河日下，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在此后的大约100年的时间里，中国落后的地位和衰败的形象被长期定格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失之交臂，由世界经济最强国变为世界经济最弱国之一，由繁荣强盛的“天朝上国”变成了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由绵延数千年的“天下一统”变成了列强“瓜分豆剖”的半殖民地，由政治治理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乃至于精神世界的发散源变成了西方思想、制度的接收者，更不用说成为器物、技术的“净进口国”，从道德上的自我圆满、思想上的自我满足变成了对自身历史、文化和传统提出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和否定――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相应地，中国人的形象也由“富足文明”、“健康自信”一夜之间变得“阴险狡诈”、“神情麻木”、“愚昧落后”。
从对国家间关系的认识角度来说，中国从传统的“世界中心”地位自此降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自清朝末年以降，中国逐步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开始向“保存族萃”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转化。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由“天下”的“国家观”“倒退至”而不是“进化至”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观”了。在随后相继崛起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中，“民族主义”这一近代世界政治变局赋予中国的“新”观念形态至少在理论上均成为其最为核心的价值。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在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废除帝制、走向共和”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划时代的历史选择，也是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方位”的全新认知。中华民国事实上也的确是亚洲第一个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但总的来说，中国贫穷、落后、不开化甚至不道德、低级以及无价值的负面形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在一些对华“友好人士”那里，中国也最多是一种值得同情的、需要帮助的、在西方的引导下“可望”成为一个类似西方文明的国家形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关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报道逐渐占据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位置，中国的“抗战形象”也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和敬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为亚洲战场的主力，这使得中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国家形象”达到了近代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峰。以美国为例，《时代》杂志授予“蒋委员长及夫人”1937年度“当年伟人夫妇”称号，“抗战领袖”蒋介石成为1938年《时代》周刊的年度新闻人物。《时代》推测说，如果蒋介石胜利了，他将成为“本世纪的亚洲男人”。在华的大约1500名传教士中，许多人也都认为，蒋介石和他的妻子是“最聪明的、最爱国的、中国3000年历史上的明君”。这样的认识也注定了美国人有一天会后悔莫及。
从历史的角度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开始认为，一个“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当然关键还要是亲美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种认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大力扶植中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取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不仅视中国为“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甚至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
事实上，早在1942年1月1日的26国《联合国家共同行动宣言》中，中国就首次以世界四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到1943年12月，中国再次以四巨头的身份参加了开罗会议。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坚决主张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中应享有大国地位。这一设想也是中国在战后得以跻身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美国甚至支持中国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派驻中国占领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已由被列强联合控制的对象演变成为一个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强化了中国的大国形象。
当然，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相应地完成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形象重新建构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政府，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
历史性的转变与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再探索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几乎断绝了与所有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西方人在华的机构、公司等业务也大都中断。反过来，大批苏联人涌入中国，大批中国人前往苏联学习。在军事上，中苏建立了以国际条约形式明白无误确认的同盟关系。经济上，双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一体化的联系。
无论见诸内政还是见诸外交，“一边倒”――这就是新中国“国际形象”的基本特征。这既是共同意识形态的产物，是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天然联系和感情基础的产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西方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国地缘政治所做出的选择。其收益是，新中国“一边倒”的形象迅速赢得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并在经济技术上获得了大规模的援助，有助于新生的政权迅速站稳脚跟。事实上，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苏联模式”此后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甚至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今天，我们还无时不感受到它的存在。
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长期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赢得了这些国家和民族人民的尊重和爱戴。这种作为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以及作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最可信赖的朋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的形象直接配合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推进。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新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在数十年间长期隔绝、充满敌意。再加上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长期对抗和对峙，中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特别是在美国舆论中被制造、渲染为所谓推行共产主义“扩张”的“红色恐怖”形象。
同时，中国被长期排斥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之外，局限了中国“自我形象”在世界上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的传播。包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后来中国国内“左”倾思潮的不断发展，“输出革命”在对外政策和对外宣传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些国家对中国也越来越充满疑虑，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具接纳性形象的形成。
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到美国进行了“破冰之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享受了19响礼炮（按外交惯例，一般情况下，副总理级官员只鸣放17响），并由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及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的“超规格待遇”。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近距离地接触了那个曾经被指为“红色恐怖”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在得克萨斯州的西蒙顿市，观看表演的邓小平自然地接过了一名女骑手隔着护栏赠送的牛仔帽并戴在头上，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在另一个场合，当200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完《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邓小平和夫人热情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小孩。卡特总统当晚在日记中写道：“邓流露出真诚的感情。他亲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甚至感动得流泪了。参议员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但是这场演出之后，他承认自己输了，他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演唱中国歌曲。邓和他的夫人看起来真诚地喜欢人民，他确实感动了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们。”美国报纸事后评论说，邓小平“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对于一个其政治家大都被称为“baby kisser”的国家来说，把这样的评价送给一个传统上并不太善于对外表达感情的东方国家的领导人，这是绝无仅有的。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自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中国热潮，充分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坚定决心，使中国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形象的可接纳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本人则事后两度成为《时代》周刊1979年的封面人物。
进一步看，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同时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与西方大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使西方世界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对中国作为一个广阔的大市场的形象充满憧憬，也让那些长期以来对让中国人接受西方价值观充满“传教士热情”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尽管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国作为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好学生”的形象不过是一相情愿，但在当时的确增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认同感和亲近感，甚至“一些保守派人士确实曾说服他们自己，以为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放弃马克思主义、接受资本主义甚至可能实行民主改革的共产党国家”。而这种期望又在西方有关中国的现实的形象建构中注入了若干浪漫的色彩。所以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曾出现多次反复，但总体来看，中国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国家形象在朝向更被认同、更被接纳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蜜月”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事实上，正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包括由此而来的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改善），直接促使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或者至少说使这样的选择成为可能。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被重新激活。中国从此有了一个在西方主流社会被广为接纳的“改革开放”的形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技术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人民找回了自近代以来不断失落的政治自信的话，那么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中国人的自信具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广大发展中世界，甚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模式”都成为了一种具有特殊吸引力，至少是具有可供借鉴意义的标志。请对比一下“大跃进”的形象、“文化大革命”的形象、“输出革命”的形象，等等。我们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这样的国家形象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又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同时，改革开放更把中国与整个世界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在改善自身国民福利的同时，也为世界的发展以及各国人民福利的改善作出了贡献。不少学者指出，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的不仅有国际资本，还有各国的消费者――中国旺盛的市场需求维持了世界经济的繁荣，而价廉物美的产品也满足了各国消费者的需要。
总之，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这样的基本历史背景使得今天的我们才有可能在这里坐而论道，讨论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按照“大国地位”来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做出符合自己的“大国身份”的国家行为。坦率地说，这一切的前提，都源自20多年前开始的那场改革开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崛起”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的积极一面正在为世界各国所认可，例如，他们欣喜地发现中国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以及国际安全与稳定的日益重要的基石，等等。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发展投以了怀疑的目光，甚至攻击。因此，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相应地，中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国家形象定位也由此进入一个在震荡中调整的时期，并呈现出多向度、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由于篇幅有限，注释文字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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