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先生的离去，使中国相声界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时代。在马季的前面，曾经有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等相声大师，他们的艺术造诣都很高。而马季，无论是在他这个年龄段还是在他这个辈分的相声演员当中都是最好的一个。
新中国培养的相声演员
马季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个知名度最高的相声演员，他一生发表过的相声作品有三百多个，这在相声界是罕见的。而且，从相声的发展看，马季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仅继承了相声的传统，也为传统相声赋予了新内容。他对相声创作饱含热情，在他去世前一天晚上，他还在修改相声作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太热爱这门艺术了。”
马季从小家境贫寒，家里为了能让他活下去，很小他就被送到上海学徒，少年时期的马季属于性格比较开朗、淘气的人。由于他在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是常宝华的亲戚，常家当时在北京开了一个“启明茶社”，专门说相声，马季因为认识常家的亲戚，就可以去茶社蹭听相声。“父亲在语言方面特别敏感，在‘启明茶社’听相声，听着听着就会留在他脑子里。”马东说。
后来，马季参加工作，单位是新华书店。其实，当时不管马季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命中注定他都会去说相声。
1956年是马季人生的转折点，由于他当时表现很突出，新华书店领导也知道他不会在书店系统呆很长时间，所以当他第一次参加全国业余相声调演，被侯宝林先生看中的时候，对新华书店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曲艺杂家崔琦说:“侯宝林当时说这个孩子要调到说唱团，他是一个好坯子，我保证他能出来。既然侯宝林都说话了，就把他由海淀新华书店调到了广播说唱团。四位大师不同程度的培养他一个，他就进入这个专业的门槛了，那时候广播说唱团是最高的艺术殿堂。”
当时相声界的“五虎上将”都在广播说唱团。大家都看好马季，他有四个老师，侯宝林是责任老师，这个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我父亲觉得一头扎进了从旧社会走出来的老艺人堆里，必须有点志气。因为他不是相声世家，完全是业余说出来的，时间长了就学到了很多东西。”
马季如鱼得水，天天搞创作，一写就写到很晚。后来，单位有人对他有意见，向领导反映，说他每天都是中午起床。团长说:“他是不起床，你知道他是几点睡么？”
当他发现写相声是通往表演的捷径，并且写相声成为他的一种乐趣的时候，他的勤奋劲头是谁都无法想象的。他写相声非常快，看到报纸上有篇新闻，他看完之后就能写出一个相声。“我父亲得益于两方面:他的老师，传统的功底太深厚了，这些传统的技巧，全都在他脑子里，他的每个相声作品里面都有传统的影子;我父亲上的学不多，在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他开始关心时事，他把这些东西和传统技巧糅合在一起的时候，东西出来的就快。”马东说。
“文革”中的马季
马季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便开始走红，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老师，另一方面，广播说唱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电台经常把说唱团相声演员创作的作品录成节目播出，马季的产量比较高，所以他的作品能经常出现在广播里，同时期的其他演员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崔琦说:“马季当年最红的时候，一上台就是满堂掌声，‘最近老没和朋友们见面了……’哗――下面就是掌声。他说什么观众都笑。”
崔琦回忆说:“马季说得好，有朝气，基本功说学逗唱都很好，包括倒口，就是使用方言，所以很快被大伙知道。”
就在马季在相声的海洋里遨游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相声被当成四旧破了，不能再说相声了。也就是在“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马季认识了后来的夫人于波。“那时候，大字报满天飞，我爸心里也没底，所以他想，先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都摆在我妈面前，所以他认识我妈之后，第一次约会，就带我妈到广播说唱团那个粉楼，里面全是关于我爸的大字报。我妈认识我爸后，觉得他是个很实在的人。”马东说，“我父亲1967年底跟我妈妈结的婚，结婚后5个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妈当时是军人，军人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我妈说，怎么我也会跟着你。
在那个国家主席都可以被斗死的年代，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难以让人理解，关于马季，人们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文革”期间打了师父侯宝林。马季在公开接受采访时唯一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未置可否。马季69岁的时候，他的徒弟在北京饭店给他过生日，送上一个大红袍，众星捧月，马季肯定是功成名就了。但是马季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马季从小学艺，热爱相声，到现在大家对我很抬爱，其实我在很多地方表现得很无知，也许在过去大家跟我的交往中，同事间朋友间，我也许不经意地没有意识地说的话办的事情给哪位造成了伤害，我应该对这些朋友表示抱歉。原话就这意思，我觉得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他能够说出这样反思的话来，是很难得的。”但是后来师徒关系到底是否缓和，一直是个谜。
在嫩江下放的那段经历，马季的主要工作是给连队的人做饭，这期间他学会了双手和面。后来，“一号命令”下来之后，马季又被调到河南周口一带。很多相声演员在一起，都觉得以后相声这碗饭没有了，但是马季坚信，一定还会说相声的。后来大家陆续回北京了，但没有机会说相声。马东说:“父亲那时候还是忍不住写相声，他当时看中国援建坦桑尼亚铁路的新闻，就写了《友谊颂》，这个作品被改了无数次，但是他们都没觉得这个相声能演出来。直到有一天通知他们参加‘五一’游园会，在中山公园演出。结果被当时拍新闻的给录了下来，然后就用在纪录片里了。这个纪录片一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非常敏感，纪录片里居然有相声，那这个相声就可以在电台里面播放，于是就把我父亲叫到电台录了这段相声，这也成了‘文革’期间第一段相声，这时候是1973年。很多年轻人以为相声就是这时候开始的。我父亲在获得相声终生成就奖的感言里面说:‘我在没有笑声的年代里，还能给大家带来笑声。’后来发现，还是可以说相声的，就有点松动了。”
马东眼里的父亲
在马东眼里，马季不是一般的父亲。“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最早对父亲有印象的事情就是他送我去幼儿园，他很少骑车送我去幼儿园，我坐在前面，他不时提醒我不要把手放在手闸活动处，以免夹到手。走在路上，认识他的人会跟他打招呼，这是我最初的印象。”等马东开始记事，父亲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清晰，“那时候他经常要去‘体验生活’，我印象中是我爸一年有10个月在外面，回来的时候家里永远都是人，小时候家里的客人从来都不是论个，而是论拨儿，都是一拨儿一拨儿地来。每天能来十几拨儿。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很奇怪的是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第一他不许我去他的单位，第二不许我去他演出的现场，第三他在家来人比较热闹的时候就把我轰开。我的印象中他就是特别特别忙的人，从我上小学开始，我的老师就知道，我爸长年不在家，请家长都不请他。他在家的时候，我就记得他彻夜地在写作。他从来不会顾及到家，也不会顾及到我，他是那种全情投入到工作中的人，我印象深的是上小学第一年，我放学回家，我爸问我:‘留什么作业啊？’我告诉他留了什么作业。从那往后，我爸再也没有过问我学习上的事儿，他甚至偶尔会蹦出来一句话问我:‘你上小学几年级了？’我妈有很多委屈，但我妈非常支持他，她觉得一个男人就该有他的事业。”
说到这里，马东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对父亲真正有印象是从国外回来，18岁之前对他的形象认识是朦朦胧胧的，在国外8年，我远远地看他，如果他是别人的父亲，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我再次回到他身边，再去听他那些作品，我发现，当他以他的眼光发现一些问题，他不说出来会很难受。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他作品里的那种尖锐根本不是他的性格。他在生活当中，对待任何人，别人说错做错什么，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但是在作品里就非常坚持。如果说一个作品能扎到底，而他不扎到底，他会很难受的。
他真的热爱相声
马季对创作的着迷是众人皆知的，崔琦说:“他三句话不离本行。每次去他家，寒暄之后话题就转到相声上面，他写过一副对联:毕生都付相声艺，闲来独喜学涂鸦。马季对相声的热爱到了什么程度？崔琦说:“他写过一个段子叫《画像》，歌颂劳模张富贵，为了能把张富贵写好，他走到哪里，马季就跟到哪里。现在有的相声作者或演员，体验生活就是那什么地方转个圈，东瞧瞧西看看，回来就想写段相声，肯定写不好，写出来也很难有生命力。”
马季生前写过很多歌颂型的相声，他也把歌颂型相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丰富了相声的体裁。但马季一直认为，歌颂与讽刺都不能忽视。崔琦认为，“真正流传比较广的都是讽刺型的。相声以讽刺见长，这是它的优势，歌颂型的难写，老百姓不爱听。讽刺可以搔到人的痒处，他就爱听，群众对社会有很多不满，包括现在。相声演员讽刺的，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某些程度上，它有代言人的作用。歌颂的大家不爱听。不过这也是马季难能可贵之处，可见他下了相当大的工夫，在歌颂和讽刺上他没有厚此薄彼。正面的段子难写，打个比方可能不恰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马季作为相声界承前启后的人物，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坚持写讽刺型相声，即便很多演员都放弃说讽刺内容的相声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现今最后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相声演员。崔琦说:“批判现实主义相对而言在马季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如果没有讽刺，相声就变得苍白无力。”
“我父亲是个热心、宽容、随和的人。”马东说。“马季够得上是一个大家，也能够做到平易近人。”崔琦说，“我们常说某某大腕平易近人，就这么一说，都是相对而言的。这人要有了名，不可避免地就会有架子了。但是能做到马季这样就很不容易，也没有耍大牌的意思。比如有人请他讲课，他不让人接，你接我，你也麻烦我也麻烦，也甭管我吃饭，你觉得山珍海味好吃，他不喜欢吃，他吃得特别简单。2004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讲课，就是在那次课上，他提出来相声的‘说学逗唱’应该改成‘说学演唱’，‘逗’在其中。讲完课，走到北大西门，门是敞开的，但是门口有指示牌‘机动车请走南门’，保安指示走南门，也没看见里面坐的是马季，这时候马季要是摇下玻璃，冲保安打个招呼，保安认出来马季，肯定会说:‘马先生，您走。’咱们国家不就是这样么，另外这也不是严重违反交规，肯定放行。马季没这样，很平和地跟司机说:‘咱们走南门。’说明他的心态很正常。”
马季的基本功相当扎实，崔琦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2006年9月他们去南京领奖，然后坐车到苏州举办书法展，路上有三个多钟头，于是开始跟马季聊相声。“我10月4日在北京东城文化馆相声俱乐部举办我的个人专场，我要说一个传统相声叫《金刚腿》，这是一个老段子，当年刘宝瑞、马季、郭全宝说过，我过去没说过这个段子，现在要重新照着他们的录音背下来说，我跟马季说帮我对对词。他这个段子在1966年录的，这有40年了，他说那两人的词我说一个人的词，马季跟我对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他一点没忘。他年轻的时候脑子好，越是年轻记得越清楚，可见当年他确实很下工夫。”
经常能听到马季批评如今相声现状的声音，但是，相声的现状并没有因为马季的批评而改变，这是让马季遗憾的。他很早以前说过一句话:“我太爱这门艺术了，我太讨厌这支队伍了。”马东说:“因为相声是旧社会的老艺人传下来的，有很多江湖规矩，黑话，艺人之间的砸挂，我父亲是最不会说黑话的人，一说就是错的，他也不屑于这些，当时侯宝林和刘宝瑞都对他好，两个并驾齐驱的大师，让他夹在中间很为难。他受到的教育是人人平等，在说唱团，不是说他沏茶倒水什么接受不了，而是思想上接受不了。”崔琦说:“马季说过:‘我原来是拿出1/3的时间来搞相声，拿出2/3的时间来处理人际关系，后来我就完全搞相声，不去管人际关系。因为有些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也很苦恼。”
马东说:“我跟我父亲交流对相声的看法，只能把该说的说出来，再往前就不能说了，再说两人就冲突了。我父亲认为相声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社会作用，但是他觉得，第一，相声应该说实话;第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你语言精彩，往里面加什么都行，语言不精彩，拿别的东西去撑，这不是相声。”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期，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