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恶性竞争的泥潭，向技术更先进的行业转型，是成功企业的共识。 方正集团除了集中力量研发第二代网络出版技术，其硬件产业也到了一个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IT硬件产业绝大多数核心技术都在国外，方正最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个领域里。
魏新介绍说，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国内PC机（个人电脑）领域的竞争非常惨烈。方正这样的品牌机并不占优势，国内PC生产商都面临这个问题。方正下一步在扩大PC机生产的同时，主要精力将转向电路板和芯片生产，今年2月29日方正在珠海的PCB产业园已经正式开园。在芯片领域，方正两年前在深圳投资了一个芯片厂---深圳微电子，前不久与Intel签署了合作协议。
“我们在珠海生产的多层电路板，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在深圳的芯片生产线，包含了英特尔的技术。方正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就是希望突破中国企业来料组装、简单加工这种恶性竞争的瓶颈。”
更有抱负的企业着眼的不光是自己的盈亏生死，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看到，向新行业进军甚至隐含着发展中国家一举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机遇。
赶超要赶在转折点上
“后发国家、新企业赶超发达国家、老企业，不能指望大跃进式的激情，关键要看准机遇，超越要赶在转折点上。”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把下一步发展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太阳能发电上。
“国家一直提倡‘两个转变’，从微观上说，就是要让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设计能力上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脱掉低能耗、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帽子。”南存辉说。
他向记者分析：从历史上看，真正赶超成功的国家，都是敏锐地抓住了世界产业格局巨变。比如，德国利用第二次产业革命电气化、内燃机化替代蒸汽机的产业巨变，一举超越了英国；日本利用微电子技术促成的产品轻薄化，靠深度加工的高附加值产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更因身为知识经济发源地，捍卫了自己世界经济老大的地位。
南存辉认为，当前全球石油价格的持续猛涨，反而会给中国和正泰带来机会：传统能源持续涨价必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商业化加速。
国家发改委为了促进新能源产业化，曾委托正泰做过风能发电的研发工作。为此，正泰请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能源战略学家对生物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了产业化可行性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太阳能的产业化前景最好。
南存辉认为，一个尚未广泛应用的新兴产业，政府的推动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希望通过政府采购，在青藏高原这样阳光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一个示范性的太阳能发电厂以及一整套输变电设施，带动本土企业占领这个新产业的技术制高点。
他预计，一旦太阳能发电通过政府立法、政府采购，加以保护、扶持，肯定能够很快形成规模，降低成本，并在全球市场上与传统发电竞争。
扁平化的世界是世界名牌的世界
看准一个行业，拿回全球份额，是中国新兴企业家的另一种抱负。
身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驱之一，海尔CEO张瑞敏近两年来直言海尔进入了国际化的“高原期”：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风光，但也必须在空气稀薄的环境里跋涉。如何渡过“高原期”？
张瑞敏说，《世界是平的》告诉我们，扁平化的世界是世界名牌的世界，如果是世界名牌在扁平化世界就有位置。扁平化世界的特征是品牌集中度提高，飞机就剩波音和空客，饮料就是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这些现实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如果不是品牌就很难做下去。
“在当今世界，世界品牌是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不是世界品牌别人就会听不懂。”
张瑞敏给记者讲了一个他经历过的故事。海尔在日本佳世客销售状况很好，“我在销售现场看到海尔家电旁边摆了一个牌，上面说的是美国媒体对海尔家电在美国市场表现的评价，以此来告诉日本消费者不要以为中国货一定是低价低质。美国消费者认同了，日本消费者也可以认同它。如果海尔是世界名牌就不需要放这样一个牌。”
问题是，现在对中国企业来讲打造品牌太难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改革开放初期，海尔发展也非常快，每年百分之几十的增长。“国外有一句谚语，‘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充其量，海尔当时也不过是一只会飞的猪而已。现在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市场更加开放，打造品牌就愈加困难。”
怎么创造品牌呢？“一靠速度，二靠差异化。能不能和用户需求同步，能不能创造用户下一刻的需求，能不能站到时代的前列，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牛根生：后来居上要靠“软件革命”
“全球化把狮子和羚羊放到了同一个平台上较量！”刚刚从哈佛大学“亚洲经济论坛”归来的牛根生满面春风，“但是，21世纪不是拼硬件的时代，而是比软件的时代。要想后来居上，必须发动软件革命！”
这位出生后不满一个月就被父母以50元价格卖出的“准孤儿”，早在大跃进那个年代就被提前“市场化”了。
凭着对市场的敏感，在上世纪90年代他打造过一个中国冰淇淋的冠军企业，目前，他又把蒙牛做成了全球液态奶冠军。
那么，如何进行“软件革命”？牛根生说，“与跨国公司相比，我们设备不占优势，资金不占优势，技术不占优势，规模不占优势，那么，我们凭什么赶超它们？三条路径：一靠文化崛起，二靠制度崛起，三靠人的崛起。”他举例说，寻找国家强盛的原因，许多人只看到了冰山露出水面的1/10，却没看到冰山深藏于水下的9/10。实际上，在文化观念上，要注重“有效”、“无效”之分，而不要纠缠“我的”、“你的”之别。可以说，文化是“母亲的子宫”，特定生产力与特定生产关系，通通都是这个“子宫”生出的“胎儿”。
对软件革命的关注，让牛根生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举措：2005年捐出自己和家人在蒙牛所持的全部股份，创立了面向公益事业的“老牛基金会”。他表示，这是一场产权制度的革命。“老牛基金会”其中一个公益方向就是支助制度方面、文化方面的基础研究，牛根生称此为“基因式公益”---它不是以物造物，而是以制度造物、以文化造物；不是以有形造有形，而是以无形造有形、以有限造无限……
谈到品牌国际化问题，牛根生说：“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他讲到一件事：“国内企业向国际友人介绍自己时，习惯于讲规模多大、产值多少……我们到了日本，他们已经不作这样的自我介绍了，而是专讲自己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日本丰田公司下面有个经销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方圆两公里之内的街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董事长和大家一起干。许多年过去了，这个公司承担公共责任的形象牢牢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谈到国际竞争策略，他认为，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竞争，要借鉴《孙子兵法》的精髓---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无论行业切入，还是产品切入，都要聚焦：生下虎一个，赛过鼠一窝！“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牛根生盯住记者，“我们唯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就是自己的‘脑袋’。财富不在口袋里，而在脑袋里。”
冯仑：不可逆转的渐进
“1999年之后，社会上对民营企业的看法就比较积极了。“我为什么要写一篇文章叫《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实际上就是希望民营企业从边缘心态回归到主流心态。
“我总是看到光明的一面，我比较乐观。”冯仑说，“作为上世纪50年代生人，我看到的是中国每天都在变，越变越好。”
“30年前，政府只允许大家‘炸油饼’，那时候我们有点金融没有股票，所以‘炸油饼’的时候不能谈金融改革。现在大家都会做公司了，有全球化的企业了，这个时候资本市场再闹，我们也会做了。社会进步也是这样。今天，一些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停留在‘炸油饼’阶段，那我们就把‘炸油饼’的事做好，未来那些复杂的事，都相当于当年的金融改革，没有20年，这个话题就提不到跟前来。”
冯仑说，在过去18年里处理万通与客户纠纷的过程中，他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65岁以上的客户都用毛泽东的方法跟他处理纠纷，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第二天闹事，每个人都想当领袖；红卫兵那一代的客户动不动就像黑社会，想打架；40岁以下的很简单，打官司，拿钱，走人，没有人想当领袖，管别人的事。
所以他说，“期待社会进步要有这个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