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本田罢工风波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但最终还是平静了下来。在这背后，劳资双方的工资集体协商功不可没。可以说，本田事件的处理和解决为其他类似事件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日前，笔者采访了这次事件的谈判亲历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及其他相关人员，了解到南海本田罢工后劳资谈判的经过。本文对南海本田事件不作更深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主要是根据亲历者讲述，复原一个工资集体协商的全过程。
事件回放
今年5月17日，南海本田工人因为企业工资分配不合理且多次向企业行政方反映而得不到解决，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企业部分车间工人罢工。
5月20日，劳资双方展开谈判，复工工人等待结果。
5月21日，公司公布了加薪方案，企业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这一方案引发更多的工人参加罢工。
5月22日，公司宣布解除谭志清等两位罢工最初组织者的劳动关系，两位来自湖南的打工者被迫辞职。这一“杀鸡给猴看”的做法，激起工人们的更大不满，罢工扩大到全厂。
5月26日，劳资双方继续谈判，公司提出将每月补贴的增加额由120元～155元升至350元。但工人们并不接受，罢工仍在继续。
5月27日，公司要求占企业工人三分之一的实习工人签署《承诺书》，要求他们保证“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可工人全部拒绝签署。
同日，针对公司的《承诺书》，罢工工人代表提出四点《工人要求》：一、基本工资提高到每月800元；二、追加工龄补贴；三、保证不对罢工参加者进行追究；四、重整工会。
5月31日，当地工会在劝阻工人罢工、要求工人返回工作岗位的过程中，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个别工人受伤。
6月1日，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介入罢工事件，进行调解斡旋，并答应3天后给工人满意答复，工人在当天晚班有条件地复工。
6月2日，工人谈判代表与曾庆洪联系，并约定了具体谈判时间。
6月3日，南海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发出《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呼吁工人保持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要求资方拿出诚意，展开善意谈判，答应合理要求，并表示“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名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公开信》宣称3天复工期限结束后，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全厂工人将继续罢工。
6月3日晚和6月4日上午，工人们重新选举出罢工工人代表共30人，准备参加4日下午3点举行的劳资谈判。
因此，6月4日的劳资谈判成为本田事件的关键，它将决定罢工是继续还是结束。
接受委托
6月3日傍晚，北京。
刚刚忙碌完一天教学工作的人大教授常凯在家中收拾着行李。明天，他要启程飞赴英国进行学术访问。
突然，常凯的手机响了起来。拿起手机，他听到一位南方口音的小姑娘在电话里说，“我是南海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的联系人李小娟，我是通过媒体朋友得到您的联系电话的。”
电话中，这位19岁的姑娘讲述了近两天厂里发生的情况，并急切地说：“我们在这次罢工中遇到了许多法律问题搞不太清楚。资方的律师说我们违法，我们认为是他们违法，但又不知如何反驳”，小李恳切地说，“常教授，您是著名的劳动法专家，员工们非常希望您能在法律上给我们帮助。”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引起了劳动法学专家常凯教授的关注。通过媒体的连续报道，他从中了解了事件的具体过程，而且还通过媒体发表过多篇谈话和评论，发表了自己“同情工人这次争取公正待遇的集体行动，也希望此次事件能够得到理性对待、法治解决”的看法。
这些年来，“集体劳动争议规制”是常凯教授一个主要的研究项目，也由此接触到多种不同类型的工潮。工人、企业、地方政府的处置方式各异，结果各不相同。如果本田罢工事件能够在法制的轨道上顺利解决，毫无疑问，将会给我国正确处理劳资集体争议提供良好的范例。
通话中，常凯经过认真考虑，当即决定接受员工们的请求，担任南海本田到人的法律顾问。他在电话中提出一个条件，“只有接到工人们的正式书面委托后，我才能介入这次事件，并飞赴广东参与明天的劳资谈判。”
第二天上午9点多，南海本田的工人按要求传真过来了正式的《委托书》。
接到《委托书》后，常凯先是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推迟访英之行，然后立即通知他的两位助手，一位劳动法律副教授、一位劳动关系博士，直接到首都机场与自己会合。
6月4日中午12点，常凯等3人登上了飞往广州的航班。
相互沟通
下午3点，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谈判就要开始，而南海本田距离机场至少还有40分钟的车程。常凯的当地朋友接机后，开着汽车飞驰在路上。李小娟也不断焦急地打着电话，问什么时候能赶到。
常凯告诉小李，工人代表可以先谈着，但要通知企业，工人们委托的法律顾问马上就到。并特别提醒小李，一定要将常凯之行事先告知以调停人身份出席谈判的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并希望在介入谈判之前，能和他做一些沟通。
快到下午4点时，常凯一行赶到了南海本田厂门口。一群守候在厂门外的记者，正等待着劳资谈判的消息。看到常凯等人的到来，他们感到很意外。
其中有认识常凯的记者赶忙跑过来问：“常教授，请您谈谈到这里来的目的和对事件的看法。”
常凯不便多说，只是回答了一句“我希望事件能够通过谈判顺利解决”，就换上厂方派来的轿车，向厂内的谈判场所驶去。
走进谈判场所旁边的一间办公室，曾庆洪先生已在那里等候。两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就切入到了正题。
曾庆洪已经在劳资双方之间斡旋了3天。由于连日劳累和巨大压力，他的双眼布满血丝。
曾先生对常教授能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劳资纠纷的解决表示欢迎，希望他此行能给谈判带来转折。
“我的压力太大了”，他真诚地对常凯说，“你能介入事件的解决，我真是太高兴了。”
常凯对曾庆洪先生的介入表示敬意。他说，
“罢工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结束，即通过谈判解决。既然是谈判，双方都要妥协才可能谈判成功。”
说完，常凯向曾庆洪出示了工人们的《委托书》，并表示自己介入此次事件的身份只是法律顾问，而不是谈判代表。因为工人谈判代表需要工人选举才能产生，而自己并不具备这一资格。但他同时表示，“作为法律顾问，我将以法律为依据，帮助和指导工人代表在谈判中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要理性对待谈判，促成谈判双方的理解和妥协，以便达成协议。”
接着，常凯坦诚地说：“通过谈 判来结束罢工对于劳方和资方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希望资方也能采取这种态度。”
曾庆洪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常凯，经过斡旋，企业已经提出一个新的增加工资方案。目前这个方案已经超出了佛山地区机械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但工人似乎还不能接受。
曾庆洪认为这个方案已经是资方的底线了。而且，作为一家大型汽车企业的老总，他也担心，如果南海本田工人的工资提高的过多，将会影响整个汽车行业的工资，企业很担心最终承担不起。
常凯对曾庆洪说，地区的平均工资当然是一个参照，但具体到南海本田，工资水平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由双方协商谈判来定。
曾庆洪对此表示认同。接着，他们又具体商议了增加工资方案的细节内容，约定下一步的谈判以此为基础，争取劳资双方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获碍一致。
随后，俩人一起走进了谈判会议室。
谈判阵容
下午4：20，海南本田劳资谈判现场。
一间大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CHAM工资集体协商会议。CHAM是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英文缩写。
政府劳动部门的代表是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朱伟新。作为中间方，会议由他主持。他的左右两旁分别为劳方和资方谈判人员。双方各派5名谈判代表，其中一人为首席代表。
资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其余4名代表包括管理课长、财务课长等。另外，参加谈判的资方还有本田中国总部派来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以及本田公司总部的代表等。
劳方的代表是6月3日晚上和4日上午刚刚推选出来的。由于以前16名谈判代表是临时推选的，在代表性上不够广泛，劳动部门建议重选代表。这次是重新从四个车间三个班次的工人中推选出来的，一共30人。他们都是一线工人，大部分是90后，中专学历。前面提到的李小娟也是谈判代表。这位腼腆的姑娘2008年从广东工商技校来厂实习，实习期满后成为正式工人，工作刚两年。
劳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南海本田公司管理科长兼工会主席吴祜和，其余4位谈判代表是从30名工人代表中推选出来的，其他26名代表列席会议。
常凯和曾庆洪进入会场时，第一轮谈判已结束，正在休会。劳方代表正在讨论此前曾庆洪斡旋后的方案。
见到自己的法律顾问来到会场，全体工人代表起立鼓掌欢迎。
第一次见到委托人，常凯感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他首先向全体工人代表确认自己的身份资格，建议只是作为劳方法律顾问，而不是谈判代表，对此大家表示一致同意。
关于谈判，他对工人说，必须讲究策略，在瞄准最高目标的同时，也要有心中的底线。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过程，如果双方都固执己见，谈判就不可能成功。大家已经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了，资方能坐下来与劳方谈判，这已经是巨大的成果。
“我们要尽可能地争取更高的工资增长，但也应该考虑企业的接受程度。”常凯说，“关键是资方必须承认工人的地位和权利。”工人们对此表示认同。
接下来，常凯一行又与政府方代表见了面。
统一认识
下午5：10左右，第二轮谈判正在进行。
这时候，从车间传来消息，由于迟迟等不到谈判结果，变速箱组装科工人停产了。谈判已进行两个多小时，这一意外使得谈判场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工人代表由于对于谈判方案意见不一，在是否继续罢工问题上也意见不一。
常凯明确地告诉工人代表，按照国际惯例，在集体谈判进行过程中，工人绝对不能罢工，这种罢工在规则和法律方面都是不允许的。
“应该组织工人马上恢复生产，否则谈判将前功尽弃。”常凯说，“作为劳方法律顾问，我有责任保证谈判的秩序，大家要听从我的意见。”
绝大部分的工人代表同意了。于是，李小娟带着几名工人代表赶到变速箱车间，把意见转告给车间里的工人。很快，机器又转动了起来。
谈判继续进行。
第二轮的谈判，劳方不断提出新意见。但是这些代表都是临时聚在一起，对于谈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计划，只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意见，诉求不一。对于劳方的意见，资方也无法立即答复，双方只能再次休会。
晚上6：10，劳资双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讨论。
常凯事后告诉笔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尽管南海本田的新生代工人在认知和行动两方面与上一代工人有明显不同，但这些年轻工人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经历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他们是在一个缺乏公共生活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更不习惯有效地进行提案、辩论、表决，所以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
在办公室里，劳方代表们经过反复商讨，整理出四个主要问题。一是工资总额问题；二是工资增加的部分是作为奖金，还是加入基本工资；三是工龄工资问题；四是重组工会。
常凯在归纳这四个方面时谈了自己的看法，重组工会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经资方同意，因此工人重组与这次谈判没有关系。至于工龄工资问题，年终序列工资制是日本劳动制度最基本的特色，可以提出在中国实行，但我们没有具体的试行方案，建议这个问题在这次会上提出议案，留待下次谈判解决。这次谈判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即工资增长问题。
增加的工资如果计入奖金，拿到手的工资总数会多56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意见分歧。常凯提议通过投票来决定。30名代表，按照意见不同分别站在两边，弃权者站在中间。表决结果，同意加入基础工资的占绝大多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定这一方案。
最后是明确谈判策略。常凯说，谈判就是讨价还价，所提的目标只是要价，对方也要压价。我们要据理力争，坚持底线，但也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代表们接受了这一意见，并确定由常凯和曾庆洪与资方进行一次非正式的沟通。
沟通后，资方对劳方的预案没提反对意见，完全同意了这个方案。
谈判成功
晚上8：30，第三轮谈判正式开始。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逐步达成一致的增资方案：在原来1544元工资的基础上，每人增加300元基本工资，66元奖金补贴，134元年终奖金，一共是500元，并且，具体实施时间回溯到5月份――也就是工人罢工的当月。关于奖金发放的时间和方式，也达成一致意见。工龄工资问题也被提出，资方同意作为下一次工资协商谈判的议题。
谈判即将完成，主持人朱伟新问双方最后还有没有其他提议。
劳方提出，资方对罢工工人不得追究责任，参加罢工不能影响工人今后的职位提升和发展，这是解决罢工问题的国际惯例，应该明确地写入协议。对此，资方表示同意。
常凯认为，劳资双方应以此为契机，建立工资增长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通过制度来解决劳资矛盾，在保证工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总经理山田一穗提议，常凯教授强调的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意见非常重要，应该写到协议中。这一提议劳方完全同意。
工作人员马上又重新生成新的协议文本。
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在谈判之前，劳资双方约定谈判全程不允许摄像或照相。但在签订协议前，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集体谈判，在协议达成的时刻，应该留影纪念。
在频闪的闪光灯下，劳方和资方两位首席代表在协议书上分别签字。其后，劳资双方谈判代表以及法律顾问、斡旋人和政府代表相互握手祝贺，并愉快地共同合影。政府代表也过来向常凯一行表示感谢，当得知他们此次完全是自费来南海替员工说话时，坚决要承担此行的所有费用。
此时，已是6月4日晚上9点多，距谈判开始已过去6个多小时。
南海本田“风波”由此而平静了，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