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低俗化问题与对策_传媒低俗化问题凸显

　　[摘要]新年伊始，《新闻记者》一年一度的十大假新闻又新鲜出炉。假新闻、低俗新闻为何屡禁不止?许多媒体为何降低品格、趋向于低俗化?很多业界和学界的专家给出了他们自己的思考和答案，笔者也在此做一总结，希望能给以警醒和启示。
　　[关键词]假新闻　低俗化
　　
　　一、一些现象
　　
　　2009年新年伊始，《新闻记者》一年一度的“十大假新闻”又新鲜出炉了。其中有这样几条新闻：一、《北京房地产商协会会长赞成炸掉故宫盖住宅》(东方今报)；二、《六旬老人考取清华研究生激励儿子》(黑龙江晨报)；三、《郭晶晶怀上霍启刚骨肉欲离队》(环球网)；四、《高速列车3秒钟可跨越长江大桥》(武汉晚报)……这些新闻标题很吸引入眼球，让人咋舌。但是只要稍微有些常识的人，或稍做思考，这些新闻就会让人疑惑重生，匪夷所思。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假新闻。而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如果去认真核实，验证真伪，就不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些假新闻的产生?
　　除虚假报道外，不良广告、低俗之风、有偿新闻已成为扼杀媒体公信力的四大公害。
　　据相关部门统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播了45424次省级和省级以下电视台发布的药品广告，违法发布率为62.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测检查了159份都市报、晚报和广播电视报发布的10498个药品广告。违法发布率为95％。”不良广告害人不浅，食品药品更是关系着人民生命之安全。赫然的数据拷问每个新闻人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
　　媒体是人们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一个窗口。我们生活在“拟态环境”(李普曼语)之中――非真实环境的全部再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那我们看看媒介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些媒体热衷于明星的八卦新闻，采用非常手段，甚至通过偷窥的方式，去挖掘明星的隐私、绯闻。以致有人反映，在部分媒体上“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一些媒体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膨胀人们虚假的物质欲和虚荣心；一些媒体以“性”为卖点打“擦边球”，以追求“眼球效应”。这些制造的“文化垃圾”只是满足人们低级的感官需要，也许可以暂时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但在这种文化逻辑的征服下，新闻开始追求感性化、平面化和狂欢化的叙事原则。他们不再充当现存消费性日常生活的批判者，而是有意无意成为这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他们也不再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种对现存生活批判的挂念和思想，而是直接诉求人们该如何去享受生活”。媒体过多这样的低俗新闻会给受众产生错误的认识，造成受众误以为社会就是这样。从而导致心态的失衡，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尤其是对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危害将是更大的。
　　采访、报道是公共赋予媒体的权利，但是有些媒体却以此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大搞有偿新闻。不管是“新闻炒作”还是“新闻策划”，这里无须玩什么文字游戏，只要是以牟取私利为目的，以牺牲事实真实性为代价的做法都是违背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应予指责和摒弃的。去年九月的山西“封口费”事件中，有些记者权利寻租，大发矿难财。这样的事件屡有发生，让人痛心，也暴露了媒介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以上例举了近年来媒介常被人所诟病的“四大公害”。《新闻记者》的编辑们痛心地说“抗战八年虽然漫长，终获胜利。然而，本刊评选年度假新闻也已经整整八年，却尚未见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
　　
　　二、一些观点
　　
　　什么是产生虚假新闻、低俗之风的温床?是什么使得新闻人无视自己的神圣使命，而向低俗之风投降屈服?众矢之的无一不指向市场，现在我们再看看传媒与市场到底有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我国，市场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被当作洪水猛兽拒之于千里之外。随着改革开放，人们思想的解放，现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市场来了个亲密接触。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重要一环的媒介亦是如此。
　　从定性上看，过去一直把媒介看成意识形态性的上层建筑、看成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新闻界才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闻事业不仅是一支强大的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而且还是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即“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更大程度地与世界接轨，媒介的市场化走向会更加明显，经营性色彩会更加强烈。
　　属性的重新定位，媒介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的法人实体。这极大地解放了新闻媒介的生产力。给新闻媒介带来了许多可喜的变化。
　　但是，市场“想说爱你不容易”。市场化给媒体带来的一方面是解放了生产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却也使媒体不得不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为分得为数不多的受众绞尽脑汁。正如有入这样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给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带来的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传一受’关系由过去的‘皇帝女儿不愁嫁’式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各类新闻媒介激烈竞争的买方市场。并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这种买方市场的激烈竞争将越来越趋于‘白热化’”。
　　市场的商业运作逻辑是通过收视率或发行量这些具体数据发挥作用的，而盲目的迷信、追求高收视率、发行量必然导致低俗化的产生。因为正如重庆电视台台长李晓枫所言“中国电视的收视率，反映的是非主流文化人群和亚文化状态人群的需求，拼命追求收视率实际上是一种文盲、半文盲的导向，亚文化的导向。”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应该大力发扬的是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的主旋律文化。而承担这个历史重任，媒体自然责无旁贷。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市场与媒体的关系，两者在发生矛盾时孰轻孰重?
　　首先，中国媒体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是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选择。其次，我们也要看到新闻产品不等同于一般商品，它具有精神产品的特殊属性和价值。
　　“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须臾不可忘记的是，“新闻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并不是它的融资能力和挣钱能力，媒体永远不能简单等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媒体的综合实力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传播和人文教化功能。”在这一点上，学界基本是达成共识的。即新闻媒体具有着自身独特的使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绝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弘扬文化、传播真知、记录历史、思想引导永远是媒体的第一要义。
　　再者，高经济回报率和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完全是可以兼容的。多年从事媒体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喻国明表示，“在西方发达国家，最有社会影响、销售得最好的还是那些严肃类媒体；而那些所谓的黄色小报，只能挣一些‘散金碎银’。”而在中国，一直保持高品位、高品质的央视和一些严肃性报纸仍保持着高收视率和高发行量。这些都表明。媒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两者并非对立的关系。
　　
　　三、一些办法
　　
　　如今是个开放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站在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国家的形象何等重要。传媒在当今开放、信息社会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如果一个国家的传媒界失去了公信力，政府的决策，民主的进程，社会的稳定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毕竟在这样一个联系异常紧密的社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所以不可小视。尤其是人世之后，中国的传媒介还要面临着外国媒介的竞争。
　　中国传媒界如何抵制低俗之风，提升公信力，提高竞争力，更健康地发展?问题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所以问题的解决也应是各方的共同努力。
　　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提高管理和执法水平。社会主义市经济是法制经济，新闻事业要适应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就必须步入法制化轨道，实现法律调控。从法律的层面上明确切分媒体的责权利，强化对媒体和从业人员的监督检查和奖励惩罚。
　　媒体。从很多现实的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了媒体人自身素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缺乏职业道德、价值观念混乱。所以。首先媒体要经常组织学习，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新闻媒体人要加强自律，在追求良好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其次，还要提高新闻媒体人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如果是一个理论素养较高的新闻人，即使他采写的是八卦消息，他也可以站在更高层次水平，洞悉别人所没有觉察到的有价值的细微之处，给受众以美的愉悦和思想上的引导。也就是做到“八卦的人口，理性的出口”。
　　受众。有一种理论“推测性反馈”(施拉姆)，作为社会化的个人或媒介的传播行为，会在传播前或传播后推测受传者或受众的反应。也就是说，传媒的低俗化，受众自身素质不高也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目前大众传播文化的媚俗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众的素质问题。从长远看，它会演变为我国大众传播事业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媒体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所以要进行媒介“扫盲”――加强受众媒介素养教育，即提高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和思辨的反应能力。
　　治理媒体低俗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任重而道远。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在曲折中前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传媒的市场化道路会更加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