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本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班主任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甚至包括核武器试验失败的消息；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
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会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也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匆匆取回作文本，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一些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班主任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班主任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时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班主任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旌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此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连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珍珠。
我在那个春夜做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记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
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岁。但是，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檐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躲闪着，也怕见到我。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