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摄影界曾热烈讨论一件事：一个摄影团去西藏，旅游巴士刚一停稳，一群人头顶摄影家协会或者其他组织的各种头衔，蜂拥跳下巴士，齐刷刷举起专业相机，对准一位藏族老阿妈狂扫滥射，就像一群侵略者举枪对准一个无辜的原住民。老阿妈无力步出重围，最后，她哭了。
这个哭泣的老阿妈的形象，就是今日西藏在面对庸俗唯物主义、赤裸裸的文化帝国主义和穷奢极欲的商业狂潮时，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又令人揪心疼痛的寓言。正是这个寓言，拷问着我们这一代中国摄影师，甚至也应该拷问每一个携带相机到过西藏的人。
20世纪早期，本雅明最先敏感到机械复制时代已然来临，并且阐明了“艺术的机械复制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反应”，亦即，机械复制手段消解了艺术曾因其独一无二性的美学价值而产生的，近乎巫术或者宗教般的仪式感与崇高感，使之转变为一种用于展览的世俗感和功利感。照相术是机械复制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为了摆脱绘画的影响，一代又一代摄影家像勤恳的农夫，挖掘照相术在本体论上的影像语言，使之经历了半个世纪才逐渐摆脱绘画对其施加的“影响的焦虑”，从而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但是，数码技术的发明与普及，让艺术女神再次沦为庸众的婢女。
但摄影师黄薇以一己之力独挡了这一切。
不知黄薇是否有过心灵的拷问，但通过考察她的摄影作品――规避了对平民大众侵略式与掳掠式的拍摄，将镜头对准了西藏的公众人物――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摈弃了汉人的傲慢和猎奇心理，也摈弃了一个内地游客的轻浮与浅薄，以一种自知其无知者的诚实和非职业摄影师的谦卑，企图通过与藏族公众人物的对视和交流，来理解西藏受伤的灵魂。
经过滤光镜和PHOTOSHOP后期加工的雪山、草原和湖泊你是无法看到的，因为那是一种遮蔽了现实的贫穷、肮脏与丑陋之后的、华丽影像背后的心灵干枯。
身穿羊皮袍子，头顶金块、玛瑙与绿松石的的牧羊女你是看不到的，因为西藏的绝大多数人已跟第三世界其他贫困地区的人们一样，早就穿上了产自中国南方小镇制衣作坊里粗陋的缩水西服。即使是昔日的“神所栖居之地”、今日的旅游之城――拉萨，你所看到的大多是盆景式的恶俗建筑和毫无规划的凌乱城区，而积淀了历史记忆和藏人智慧的拉萨老城，则在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的遗忘中，日渐衰落和破败。
西藏，正如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曾经深入面对的印度，是一种“受伤的文明”。探究真相的热情刺激着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去寻找这“受伤的文明”之所以受伤的原因并期望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摄影生手和一个纯粹是为了满足这种探究真相的热情，黄薇经历了长期不得其门而入的彷徨之后，以未经任何摄影训练的生猛，打开了西藏之门，从而进入了一个真实得迹近病理性的西藏世界。
那些粗糙的、几乎谈不上肖像摄影技巧的作品，就像医生的手术刀，剖开了腐烂肌肤的表皮，裸露出骨与血的内部。在这些藏族公众人物的肖像照里，有关西藏的一切符号化饰物全都消失了，因为那些饰物是用作表演的，而不是用来正常生活的。你只看到藏族精英不加修饰的面孔和眼神，而有关西藏的一切――背叛，逃避，投机，期望，无奈的抗争，扭曲的爱，深沉的慈悲等等――全都由那些面孔和眼神予以无言地说明和意味深长地阐释。
一种缄默的力量，经由照片传达出来。这种缄默的力量，或许正是受伤的文明将来得以疗愈的良药。黄薇借助摄影，这机械复制时代一再沉沦的艺术，以她的单纯与天真，倾心关切的，或许就是这种缄默的力量，因为这种缄默的力量，正是西藏独有的秘密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