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开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1949年8月，我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台训团”，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一直为解放台湾而学习、准备。1950年6月，我赴海南岛寻找日据时期被日军征到海南的台胞到台训团学习，回来后不久就接到命令，作为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科的英文翻译入朝。1950年12月下旬，我随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赴朝，如今也即将过去60年。
从1950年12月下旬至1954年4月，在朝鲜3年多。其间，经历了严寒、缺粮、扫射、轰炸、枪火，从兵团部到师部，从敌工科到侦察科又到敌工科，似乎是在敌我双方百万大军交锋旋涡的边缘走了一圈。但毕竟是我对现代化局部战争以及步上交斗争的第一次体验，令我终身难忘。初到朝鲜
1950年12月下旬，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基本结束后，我随台训团一中队指导员叶丛同志(解放战争时期当武工队，后当九兵团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已故去)和朱彤(女，后来与叶结婚)、郭世英(郭沫若之子，此后又被调回没有入朝)乘货车经山东兖州到沈阳与九兵团政治部台流，12月下旬从辑安(今集安市)随兵团政治部徒步渡过结冰了的鸭绿江，踏上了朝鲜土地。
经过1950年10月到12月下旬的两次战役，美军、南朝鲜伪军退到三八线附近，但不时派空军到前方侦察、骚扰(投弹、扫射)，我们一踏上朝鲜的土地，就遭到敌机的空袭。而对付敌机最好的办法是夜行昼伏。晚上行军，路上挤满部队，还有枪车、卡车，听到朝方的防空哨发出警报(有时鸣枪、有时口喊)：大家就隐蔽或匍匐在路两边。敌机有时投下照明弹、有时投炸弹、有时扫射。待敌机一走，行军又开始，队伍浩浩荡荡，人流不断。天亮之前，找好远离道路的高山或村庄分散隐蔽，部队休息，机关则照常运转。
在朝鲜战场的日子，对敌机空袭我并不感到害怕，但是严寒一直伴随着困扰着我们。那时朝鲜的冬天特别冷，尤其是在高山峻岭中，气温多在零下30℃到40℃。志愿军九军团(辖20、26、27、35军)本来是准备于1951年春入朝，但为了发起第二次战役，在朝鲜战场东线打击入侵的美七师和陆战一师，遂决定于1950年11月下旬入朝作战。由于先发部队来不及换装，在无棉衣、无棉帽、无棉靴的情况下奔赴前线，只好以毛巾包头、毛毯裹身。可是全军团指战员凭着高昂士气，冒着严寒，隐蔽开进朝鲜东部山高、林密、路狭的高原。在敌机日夜不停地实施侦察轰炸的情况下，我九兵团15万人开进完全未被发现，打响了闻名中外的长津湖战役(二次战役中的关键性一仗)。这样，第二次战役以完全收复北朝鲜而结束。在第二次战役中，九兵团减员4万人，其中冻伤3万多人，冻亡4000多人。战后全兵团变成“大医院”，用了近4个月专门治疗冻伤。
我随后进部队入朝时情况就好多了，不但领到了充分的防寒装备(棉衣裤、毛皮鞋、棉手套)，而且在宿营时，有时还可以分配住在朝鲜老百姓家中。朝鲜人民把我们看成“救命恩人”，为我们让出热炕，烧开水，还可以用热水烫脚并烘干鞋袜。一直生活在南方的我，入朝后才见到风雪和冰冻，开始用冷水漱口冻得牙齿都要掉下来，那种记忆令我终身难忘。但有了防寒装备，有了朝鲜人民的帮助，那段岁月里我从未被冻伤过。
提到朝鲜老百姓，刚入朝不久的两次接触，至今难忘。入朝后，我们开进江界。在火车站模样的地方，我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背着一个小孩，丈夫背着装满了日文医学书籍和英日词典的背囊。我们用日语交谈，他毕业于日本的一所医科大学，朝鲜独立后回到祖国工作，却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破坏了他为祖国效劳的愿望，也破坏了一切。他说；“志愿军来了，朝鲜有救了，有希望了，”他期盼的眼神鼓舞了我们，也令我对这次抗美援朝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不久，我们行军到东线一个山上宿营。我们敌工科被安排住在一个密林中的老百姓家中，周围白雪皑皑，寒气逼人。但这家老夫妇和一个10岁左右的少年对我们非常热情，不但烧热了炕和开水，还拿出他们的朝鲜泡菜让我们享用。特别是这一家少年怀着真诚唱的《金日成将军之歌》十分感人，我用罗马字拼音和简谱把这首歌记录下来。在朝鲜期间，我记录下的朝鲜民歌和军歌有20几首，而这首《金日成将军之歌》则最令我难忘。
美军战俘
由于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官兵中冻伤太多，转入休整，而我们敌工科的任务就是管理美军战俘。
当时第九兵团27军俘获美军战俘300余人，临时收容在兵团部俘管所。由于当时朝鲜气温已达零下30℃，加之美军对后方运输线的狂轰滥炸，补给供应很困难，有时粮食只有需要量的1／4。尽管如此，我志愿军仍然严格执行从红军时期即确立的俘虏政策，保证俘虏的生命安全，保留战俘私人财物；不虐待、不侮辱人格；有病有伤给予治疗等等。
当时我担任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科的英文翻译，主要任务即管理美军战俘(当时主要是美七师的)，与他们谈家事、谈思想，进而做些调研工作。
朝鲜战争时期从全国集中来的英文翻译一类如我一样从部队中来，还有不少大学肄业、毕业或社会青年，他们中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英文最好，再有就是原国民党军中的英文干部，他们多数曾在缅甸前线担任翻译工作，年龄较大经验丰富。我的英文是在台湾日据时期学的日式英文，尽管有一定阅读能力，但听、讲能力差，且无军事知识，每次与美军战俘谈话，往往拉上一位原国民党的英文干部来帮忙。那段日子里，也有几位美军战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得有一个美军战俘名叫大卫?巴尔，名字与美军七师师长一样，他曾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被俘时担任美七师直属化学连的班长。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在1950年9月从仁川登陆，本想3个月后回家过圣诞节，但没想到在长津湖遭到痛击而成为战俘。当他了解、体验到我军宽俘政策后，和我谈了不少该连的编成、装备、任务。还有一个是南朝鲜的伪军顾问团成员，说话傲慢。记得他当时对我说，如果当时没有停下来煮咖啡就不会被俘。我与另一位翻译与他交谈中，针对他“为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来的说辞指出：你们千里迢迢，越过太平洋来朝鲜狂轰滥炸、烧毁破坏，不是侵略，是什么?有这样来保卫你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吗?如果中朝军队开到墨西哥，逼近你们国界动武，你们会容忍吗?说完这些他哑口无言，最终配合我们完成了交待材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美七师化学连，以及师组成编制、武装装备情况，1951年春节后，我和一个朝文翻译到志愿军总部俘管营了解美七师情况。总部俘管营设立在地处朝鲜平安北道的碧潼郡，濒临鸭绿江南岸，集中收容从备部队送来的俘虏约 5000余人，其中美俘3000余人。记得当时外交部韩念龙同志和丁国钰同志正好在那里协助工作。一次听韩念龙给俘虏上课，他针对美俘“我不关心政治，我当兵与政治无关”的言论，他讲，你们当兵，来朝鲜打仗本身就是政治，你们在为那些富豪、军火商出力、效劳、卖命，你讲不关政治，但政治却要抓住你们不放……”美军战俘们听的心服口服。俘管营组织这样的讲课、学习，也对美军战俘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铁原的遭遇
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我中朝部队发动第五次战役，我所在的部队九兵团作为东线主力参与了此次战役。
在出发之前，部队上下都作了动员，要求每个人要有决心和准备，把需要留下的家属或个人物品留在兵团留守处，以便发生不测时转给家人。我来大陆只孤身一人，便把入朝后的日记和记录朝鲜歌曲的歌本留下来，以便发生不测时转交给我的老乡潘渊静。可能是我能吃苦、坚持，我被指定加入兵团直接派去的侦察营工作，随侦察部队先行，准备潜入敌后了解情况。我随侦察部队穿山越岭，走了几天，也没有抓获俘虏。部队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材料，要我经过三八线附近的铁原去找友邻部队，把材料交给他们。
天刚一亮，我即带着一个名叫小毛的通讯员奔赴铁原。铁原地处盆地地带，我们遭遇4架美军敌机的空袭，所幸躲避及时没有发生伤亡。然而接近中午，我发现小毛浑身发烫，持续高烧，恐怕是得了伤寒。没有办法，只好把小毛留在铁原附近的志愿军收容站，那里的一个房子里几乎挤满了因病而留下来的人员。而我一人带着文件走过铁原进入一片密林地带。
这片密林大树参天，几乎看不到阳光，脚下腐烂的落叶堆积甚深，一脚踩下去就没到膝盖处，每一步走得都十分吃力。以致最后几乎以爬行代步。就这样几乎半爬半行的走了一个下午才遇到设在密林外的我军驻扎班，得以与兵团取得联系。当我再次回到铁原志愿军收容站时早已人去屋空，小毛也找不到了，战争胜利后也没能再找到他。当时我们仅仅知道他叫小毛，曾被国民党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尽管战场上生死早已由不得自己，但如今60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事，心中依旧不兔内疚和痛心。
1951年4月22日，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下的14个军(其中志愿军有11个军)沿着200多公里宽的战线同时推进，在为时7天的第一阶段攻势中，战线推进了近七八十公里。5月16日，我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进攻，我所在的第九兵团担任东线主力，在东线推进了五六十公里，于地方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然而因后方供应不上，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补充，使溃败敌军分散逃入山中。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个师以摩托化行军，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
5月21日，中朝司令部决定结束第五次战役，部队开始北撤并将主力转移至三八线以北。就在这一天，在志愿军粮弹基本耗尽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开始全线反扑，由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特遣队”向纵深迅速穿插，其重点之一便是铁原盆地。当时被截断的志愿军部队大都表现英雄顽强的战斗作风，突围获得了成功。以致“联合国军”司令部马修?李奇微将军都说：“敌人再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其大批部队在装备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中朝司令部6月10日下令全线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