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延滨, 共和国开国大将许光达的独子，1939年5月生于延安，1959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化专业，1964年毕业。1975年至1976年，参加核试验，率部队乘战车进入爆心。1978年至1979年，参加边境作战，任总参装甲兵部队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战斗中光荣负伤。1983年至1989年任坦克二师师长。198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少将，博士生导师。中国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信息战专家。
在共和国开国大将许光达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采访了许延滨将军，将军轻快爽朗的声音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过去的时光……
儿时父亲对我
“放任自流”
《名人传记》：许光达将军是毛泽东亲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被誉为中国装甲兵之父。而以您现在的成就，可以说，您真正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许光达将军在对您的教育方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许延滨：在对我的教育方面，父亲并没有刻意叫我做什么，也许他想让我和他一样，但他并没有说让我去做什么，或不去做什么，他对我的教育很有一套，现在想来，他的做法完全是很有目的性的。
小时候，父亲对我是放开了让我玩，在父亲有意识的“放任自流”政策下，我五六岁就开始打枪，尝试各种枪支。十来岁就开始开车，还到处闯祸。但他经常不经意地带我尝试并体验各种新的东西，带我体验部队演习，甚至看最新的电影，他并未专门教我什么，他也不会对我说去学什么，他就是让我跟在他后面，看他怎么做。当时体会不到，现在回过头来再想，老鹰教小鹰的那些所有技能，父亲都在以身作则、一步一步地默默地做给我看。这是他对我的独特的教育方式。
我小时候上学不好好学，不认识几个字，成绩很差，还非常调皮捣蛋，经常搞得周围的孩子们都跟着我一起起哄打架，大人们对我都很头疼。
有一次部队在当地举行扫盲活动。父亲有一个老勤务员，大字不识一个。父亲出了一个主意，让我扫这个老勤务员的盲。我自己都大字不识几个，还要教别人，这可怎么办？而且父亲规定一天认三个字，几天后要考试，考试不及格两人都要挑水，少认一个字挑一担子水。这下我慌了，心想得赶紧事先学习识字，然后再教老勤务员。我自己这下倒是学得快了，但教老勤务员时，他却学不会，于是我就发牢骚：真笨，连字也认不了，将来不是睁眼瞎吗？将来怎么建设国家？于是，为了避免考试不及格挑水，我和老勤务员商议，说如果考试不及格，他就把我的水也负责挑了。后来勤务员告诉我，母亲知道后气得一塌糊涂，而父亲却笑呵呵地说：不错不错，学会人和人之间的交际了。
还有一次，那是到北京后，我学习成绩仍然很差，不及格是常事。一次考得实在不像样，我怕母亲生气打我，于是自己买了涂写灵，自己给自己改了分数。母亲一眼就看出来了，少不得一顿狠揍。父亲当时站在远处装作没听见。看打得差不多了，就慢慢踱过来，对我说：怕挨打就要改分数啊？你这样不行，你要改，改得让你妈妈看不出来才算本领。
父亲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军事家，他在用他的军事思想来对待生活中的小事情，似乎有悖情理，实则很有哲学味道。他说我要改得妈妈看不出才算本领，看似在鼓励我改分数，实则在反证我的本领不高。也是因为十二三岁就开始开车，又在当年父亲的生活环境当中，慢慢地，就喜欢车了，大学期间，自然而然地就转到坦克上去了，进入这个和父亲一样的领域里。
少年时期父亲的“音乐”启蒙
《名人传记》：将军对您的一生影响深远。您也曾说过，父亲的一生是一部百读不厌的书。您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理解这本书的？
许延滨：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在我少年时期都已影响到我，虽然当时没有感觉，但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影响根深蒂固，对我以后的事业帮助很大。
我读初中时，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父亲在看起来很累很累的时候，却喜欢跳跳舞。那时，父亲常常周末去跳舞，并且捎上我。而当时我并不喜欢跳舞，而且看着男女抱在一起还觉得不太好。但父亲却跳得泰然自若，并且说：一个人连跳舞都不会，别的事什么也做不了。还说跳舞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他问我：你喜欢看阅兵吗？我说：喜欢，阅兵多整齐，多漂亮呀。父亲说：你看到那些走得不好的了吗？有的人走没走样，站没站样，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没有节奏感。跳舞讲节奏啊，这就是音乐。你一跳舞，就懂节奏了。
我当时觉得没这么玄乎，但后来在我的军队生涯中，当团长、当师长，在我训练部队的时候不自觉地就用上了父亲的这一套。包括到我的部队体验生活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学员，我全都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父亲这一套，所有的训练都用音乐来训练他们的步子，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统一的规律。平时，很多人训练时，总是喊口令：一二一。但张三喊一个节奏，李四喊一个节奏，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就成不了一个体系。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时，邓小平第一次阅兵，我的部队参加阅兵训练，我也是按照这个简单的方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训好了。
记得那时父亲有一个破留声机。父亲喜欢音乐，时不时地放《命运》、《悲怆》、《欢乐颂》等。当时我也不懂，但突然有那么一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能通过当天父亲听的音乐知晓父亲的心情。他听《欢乐颂》，听《拉姆斯基进行曲》时，心情就好，听《悲怆》时心情就黯然。后来上音乐课，懂了音乐原理，突然之间就对音乐有了感觉。最后到我搞军事学的时候，对信息化战争，对未来战争中的合成战斗进行研究时，就很巧妙地用了一个例子，合成战争就相当于一个大的交响乐团，最高指挥官就相当于交响乐团的指挥。指挥要了解乐团中的每一个乐器和乐手，要有一个优秀的作曲家的好曲子，然后他把作曲家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战争打得好与不好实际上就是交响乐的和谐问题。我的这些感悟，现在想来全是父亲给我的启示。
父亲对家人相当“冷漠”
《名人传记》： 曾看过您写的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说您觉得父亲心里整个装着的是国家和军队，给别人的爱很无私，对自己的家人却很“冷漠”。但是在您的人生当中，许光达将军作为一个父亲，一定也有温情的一面，您能讲一讲您记忆中父亲对您和家人温情的一面吗？
许延滨：（将军沉默一会儿）怎么讲呢。我说一句话你也许不相信。我现在再怎么回忆，在和他相处的那些时候，他对我怎么怎么好，没有印象，感到的都是他对自己家人的“冷漠”。
延安保卫战时，一次，庞大的部队埋伏在一个地区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袭击，司令部隐藏在一个小山村。父亲陪着彭德怀检查部队的准备情况去了，司令部的其他人都在忙里忙外，各司其职。我没什么事做，就到处瞎逛，逛到了警卫班，看到警卫班的宿舍墙上整齐地靠着一排枪，就随手拿了一支出去了。一出门看到山坡上有一只山鸡，我就地趴下就是一枪。枪一响，山鸡飞了，没打中。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结果整个部队却紧张起来，立刻戒严了。以为是敌人来了，或者是暴露了。我看到山鸡飞了，就提着枪往回走，却看见警卫员们都拿着枪到处跑，觉得挺好玩，以为又有什么新鲜事儿。父亲的警卫员跑来看见我拿着枪，上来夺了枪，提溜起我的衣领子往回走，路上碰到了彭德怀，说：就是他打的，就是这小子惹的事儿。彭德怀一看是我，就把我拉回他的屋里，问：你在搞什么？我说：我在打山鸡呀。你打个什么鬼山鸡呀！彭德怀说完就出去了，并交代警卫员看着，哪儿也不许我去，关我禁闭。不久，彭德怀转回来了，对我说：看来今天许光达要辕门斩子了。我这下害怕了，那时我整天跟着爸爸和彭德怀他们听京剧，当然知道“辕门斩子”是怎么回事儿。越怕越有的怕，彭德怀带我去吃饭，一出门就看见了父亲。父亲的眼睛瞪得很大。我就拼命往彭德怀后面躲。到了吃饭的地儿，我也不敢坐，就站在彭德怀旁边。父亲一句话不说，这时彭德怀说话了：你这个家伙枪法不行，打的什么呀。好好跟你爸爸学，你枪法要好点儿，我们今天吃饭就改善伙食了，有山鸡吃了呀。周围人都笑了。我这才算逃过了一劫。
父亲就是这样，从来也没有打过我，但我却很怕他，他一个眼神看过来，我就知道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
父亲对我如此，对自己的亲戚也是如此。父亲从1928年离开老家之后，直到1949年初才在军委的催促下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仅仅陪年迈的祖父母住了十多天，就匆匆返回部队。但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家乡的亲戚们每家每天都有人来到父亲这里，提出各种要求，大多是希望这个当了大官的亲戚为自己家里的人在北京找一份工作。亲戚们的人伦亲情无法拒绝，但原则必须坚持，于是父亲给亲戚们开了一个会，正式给了他们一个说法：你们谁也不能去北京。我谁都不管，因为我是共产党的官。但是，我可以保证供你们每一家一个孩子上学，从小学到考大学，我都负责。大学考上了，我还负责学费，直到毕业工作。如果考不上，那不要怪我，我不再管了。要求找工作的，我一个都不管。亲戚们觉得这个当大官的亲戚很冷漠。但从此以后，父亲供了九家亲戚九个孩子上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含冤去世。
现在回过头想一想，我觉得父亲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真正的温情，他认为对乡亲最大的亲情和帮助是培育下一代。
父亲的宽容谦恭影响我一生
《名人传记》：许光达将军自请降衔的故事广为人知，将军的人格魅力感动了一代人，也一定深深地影响着您的人生。
许延滨：是的。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别人总是虚怀若谷，宽容谦恭。
1963年夏天，父亲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例行体检，医生计划为他的沙眼进行手术治疗。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但要对大将的眼睛动手术，就显得非同一般。医院经过研究决定让该院眼科主任、一级教授张福星亲自动手术。
张福星教授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在给父亲的眼睛做手术时，尽管他很小心，但还是碰伤了角膜，父亲的眼睛顿时红肿起来。
这事惊动了中央保健局，在那个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时代，这事非同小可，为此中央保健局有三条指示：一、许光达立即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二、写出事故报告；三、调查主治医生背景。
但是父亲却在回答中央保健局的指示中也提出了三条意见：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院；二、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三、不追查责任。
出了事故，张教授的思想压力很重。新中国成立前，他在上海开过眼科诊所，有不少亲属家居国外，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职，后来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父亲想到张教授有心理压力，就请张教授一家来家里吃了一顿饭，宽慰了一番，使张教授感慨良多。但父亲眼睛红肿，疼得厉害，睡不着觉，可他又不愿深更半夜打搅医生和护士，就忍着疼痛在室内来回踱步。当值班护士半夜查房，推开房门看到父亲手捂着眼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的情景时，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件事在整个医院传开，父亲的宽容感动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在解放军总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岳父。
后来，在张教授的精心医治下，父亲的眼睛终于治好了。他说：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治病是尽了全力的，要对他们绝对信任才行，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免的，何况专家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健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以后人家还怎么工作？
父亲就是这样，对别人总是想得极为周到。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但是他会很多方言，全国各地的地方话他都会说，他会当着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他说，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讲着不同的方言，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出了门最想听到的就是家乡话。如果你跟他讲他的家乡话，他会想：你是我的最高长官，你还是我的老乡。他一定会给你讲许多他的真心话，你也会成为他真正的朋友。父亲的这些行为深深地影响着我，在我带兵的时候，沿用了父亲的这一方法，收益良多。可以说，父亲的人格魅力不仅感动了别人，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万千感慨归于淡
《名人传记》：您的母亲去世时曾留下遗嘱，希望您和妻子在许光达将军诞辰一百周年（2008年）时，替他出一本书，您的夫人曾正魁大校的《许光达传》已经付印在即，而您用近四十年的心思去整理、汇总、考证的《许光达军事文集》也将在今年出版，可以说，您已经实现了母亲的遗愿，也亲力亲为表达着父亲的思想，实现着父亲的愿望。在这样一个时刻，您想说些什么呢？
许延滨：中国的先人们毕生追求中华古训的做人原则，要“立德、立业、立言”。我的父亲一生保持了天真淳朴，一生追求无愧于心；追求为社会、为国家、为抚育自己的后人做能做的事，尽能尽的心。母亲辞世前的嘱托是：她有生之年来不及带领子孙四代给父亲做百年诞辰的祭奠，她一生的储蓄两万五千元，拿出一万元交最后一次党费，余下的给父亲出本书，就印一百册，送给战友、老部下和子孙后代留个纪念。今年是父亲的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我的心情用“感慨万千”来形容是不为过的。但百感交集归于淡，用我的妻子曾正魁的话来说就是：人生不过就几十年，我们能在浩劫的年代里被父母调教得珠联璧合地走出来，保持了人格，算是立德吧！四十年来也尽了力，尽了心，算是立了个小业。我现在再为父亲百年诞辰纪念做点实事，我的一生也就足够了！■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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