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小档案： １９３３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曾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香港《文汇报》南京特约记者。１９４４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为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和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她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件，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是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新疆纪行》等书。
看过浦熙修女儿袁冬林撰写的《此生苍茫无限》一书后，立即被照片上浦?修安宁淡雅的样子所吸引：清秀娟好的面孔上，眉含情眼含笑，尤其是挂在腮边的两个小酒窝，漾着柔情几许。她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准淑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工手艺更是了得。她热爱生活，极有情趣，哪怕敌机轰炸时躲进防空洞里，她都会饶有兴味地教好友做针线活。所以，浦熙修假如不做记者，也会有很好的出路。当这个假设不能成立时，在这位“优秀的人民的新闻战士”背后，有着无以言说的苍茫之爱。
求学路上的苦难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职员家庭，三姐妹中她排行老二，另有一个弟弟。父亲浦友梧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做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浦熙修在嘉定城衣食无忧地长到七岁，到了该读书的年纪，母亲黄庵岫就带着她和姐姐浦洁修一起到了北平。北平有浓厚的读书氛围，这让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浦熙修十分欢喜。她先是考取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右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好奇。敏感善思的她还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
但是，因为家道中落，浦熙修读完高一还是辍学了。之后，她想去学美术。对这件事情，父亲倒是很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请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学画的第二年，正好姐姐浦洁修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平，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浦熙修找去了。这年，浦熙修十七岁。她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教书和画画最能修炼一个人冷静凝思的处世态度，浦熙修置身其间，受益匪浅。同时，她还给自己树立了读大学的目标，当时她在女附小教书的薪水是每月五十块银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了，可是她很节俭，把钱全部存起来，准备考上大学后用。
1929年夏天，原来同班的那些好友已经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这让浦熙修看着羡慕，也不由跟着行动了起来。于是，她拿着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去试着报考女师大，居然一考即中。她进入大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孤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只靠姐姐浦洁修做事负责家中几个姊妹的生活，经济上非常拮据。浦熙修就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身心俱疲依然苦苦支撑，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她这才很不情愿地辞去了小学的教职，只在课余兼职，每周教中学的几个钟点的课。多年之后，当她与彭子冈、杨刚、戈扬四位“女记”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时，有人问及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她的回答是：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这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浦熙修拥有了绚丽而又苍茫的一生。
不做家庭妇女进入新闻界
上大学的时候，浦熙修认识了袁子英，似佳人遇到了才子，他们义无反顾地相爱了――因为当时浦熙修还是学生，而袁子英已是一名中学教员，他们的爱情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师生恋”。年轻时的爱情总是像吃烫嘴山芋，越烫越想吃。1932年，浦熙修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结婚了。
1933年末，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冬林出世了。也就是在这一年，浦熙修大学毕业，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一对恩爱的教员夫妻，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彼时，浦熙修的姐姐浦洁修已经去了德国留学，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落在浦熙修的肩上，自然，弟弟妹妹也就住在了浦熙修家里，这样，她的生活就忙乱起来。1935年秋天，浦熙修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偏偏这个时候袁子英转行供职的“神州国光社”因反蒋被查封，他在受通缉之列，只好匆忙逃去南京。
家中的顶梁柱倒了，浦熙修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她一方面要教书，一方面还要照顾一大帮孩子，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要把她和孩子接到南京时，她没有反对。当时，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已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回到父亲身边，浦熙修的小家庭才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早年艰难的生活，造就了浦熙修倔犟而自立的性格，所以她并不甘心当家庭妇女，更不愿在经济上依赖父亲。于是，四处托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丈夫袁子英不支持她出去工作，但是浦熙修并不妥协。偶然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赶紧去应试，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她用自己看到的事实结合观点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但是公司还是把她拒之门外了――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有时，一生的际遇，只是因为一时的机遇。浦熙修抓住了这个机遇。
到报社以后，浦熙修做发行工作。报社考虑到她是女性，不适宜经常跑东跑西，又把她安排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她的志向是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总不能因为是搞广告就不做了吧，还是得好好干。不过，浦熙修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有空的时候她就写一些小文章，积极向副刊投稿。
努力意味着机会。半年后的一天，当时的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们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新闻报道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象，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编辑和读者们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新民报》那些曾经与浦熙修同事过的编辑们在悼念她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次报道的成功，让报社领导对浦熙修刮目相看，把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记者这一职业让迷茫中的浦熙修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她的文章特点是敢于切中时弊，文笔犀利流畅。为获取新闻，浦熙修经常“不择手段”，甚至以身涉险。一次，国民党开会，作重要军事报告，不让记者参加。浦熙修竟疏通了国民党的内部人员，让他们把自己藏进会议室屏风后面，暗中记录。
1941年的一天，香港飞往重庆的最后一次航班机票紧张，许多民主人士不能成行，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却在这次航班上带了大批箱笼和七八条洋狗。此事被浦熙修报道后，引起一片哗然。后人评价，此时的浦熙修“不畏强权，不惧恶势”， 纤纤弱女身上表现出的硬气，不让须眉。
事业和爱情是人生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它的平衡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浦熙修的事业越来越好的时候，她和袁子英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浦熙修和袁子英离婚的原因，女儿冬林的说法是：“其实父亲也是一个有民主思想的人。但他与母亲终究是两种性格的人，父亲可能更希望母亲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人物。但母亲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追求独立，瞧不起那些依附在男人身上生活的女人。她一生最骄傲的事情便是十七岁就经济独立，即使和父亲结婚后，我们的学费也由她出，实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向父亲张口。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完全不一样，父亲不愿参与政治，更愿意平平安安地过生活。相比之下，母亲更激进一些。母亲在1955年写的自传里回忆，她在重庆期间就与爸爸有了分歧，这分歧起自何时何事，我并不知道。我只记得1944年夏，有一个中外记者团去陕甘宁边区采访，母亲是受邀的唯一女记者，但爸爸知道后去报社阻止，因为多种原因母亲最终没去成。我记得他俩为这事也争执过。”
与罗隆基的十年相识相爱
1946年初至1957年，罗隆基与浦熙修相识、相爱，成为彼此“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他们是在公众场合认识的，当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浦熙修立下雄心，要在为时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遍访三十八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政协代表写一篇专访。当她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时，两个人因为谈得太投机，彼此产生了深深的好感。此后，他们形影不离，一起在重庆，在南京，在上海，比翼双飞。
谁都以为他俩会正式结婚，他俩也曾打算结婚，然而他俩终未成婚。据浦熙修的女儿冬林回忆，“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妈妈与罗隆基交往”，反对的原因不外是罗隆基为“资产阶级政客”和他人品上的瑕疵。冬林后来听母亲的追叙是“在深刻了解罗后，发现自己与罗有许多不同之处，双方都早已无意结婚”。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根本不存在的千古之冤案，又由于浦熙修与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被攻击为“两面派”。在文汇报社党组、姐姐浦洁修和妹妹浦安修的一再劝说下，她被迫“交代”了罗隆基给她的“使命”，“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激进的造反派们还逼浦熙修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并用上面大人物划定的政治公式帮她在其中查找问题；又将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这一思维模式控制下，浦熙修一次次地写检查，真心实意地按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
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自己也不知道。浦熙修的女儿冬林回忆说：“随着运动的深入，‘交代’、‘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于连彭总、三姨对娘的‘问题’都很生气。对在反右中妈妈的这种表现，现在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绝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妈妈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她‘错’时，她就只能自己找‘错’了。”
罗隆基似乎过于书生气了，他竟然不能理解高压造成形变这样普通的物理学原理。他在1957年9月致郭沫若的信中，寸步不让，批评了浦熙修：“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份’。实则先父于1924年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八十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成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罗隆基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爱憎分明。他对浦熙修之爱，比他对他的两位前妻都深。他用含泪的笑，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谈及浦熙修。
浦熙修是不幸的，罗隆基也是不幸的。不幸的命运，使两个不幸者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感情裂纹。罗隆基在被划成“右派”之后，浦熙修也成了“右派”。他们虽然住得很近，但是，罗隆基再也不与她来往。这并不是为了“划清政治界线”，而是罗隆基不能原谅浦熙修的违心。对于这一点，浦熙修的女儿冬林解析：母亲的很多朋友都评价她是一个美丽、单纯的女人，不了解真正的政治。母亲与罗相爱时，只是一个生活在白区的普通记者，像那个时代很多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她被党宣传的民主、进步思想所吸引。所以当罗隆基被她所信任的党置于对立面、要她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她只能、也“必须”选择后者。
浦熙修在“文革”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长期的隔离，使一向开朗的她变得郁郁寡欢。妹夫彭德怀的冤案，更为她增添了缕缕白发。她在极度郁闷中得了癌症。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煎熬之下，带着苍茫之爱含恨长逝，终年不过六十岁。与罗隆基一样，她离世之际也是孑然一身，没有一个亲人在侧。
浦熙修的追悼会于她去世十一年后的１９８１年８月补开。不知道这样的追悼，能否安慰她九泉之下的凄凉灵魂。■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