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不只是国共力量发生颠覆性巨变的年份，也是中国学术界政治立场分野最为激荡鲜明的时期。 这一年年底，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蒋介石密令中国银行总裁俞鸿钧把约十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陆续运往台湾秘藏。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落下脚来，再慢慢站稳脚跟，求生存、图发展。由于此前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由大陆至台履任半年就携眷悄然离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不想这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
夜赴台湾
1949年的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午夜的钟声响过，师徒打起精神，重新抖起了文人的癫狂之态，一边喝酒，一边吟诗，二人酒劲上来，倒在桌旁昏睡过去。
与胡、傅二人友善的新任台湾省主席陈诚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和惊人的办事效率，于1月5日迁入台北主持政事，同日，即致电傅斯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就在傅氏准备赴台之时，胡适向他透露自己不去台湾而想赴美国的打算，这个选择意味着胡与傅从此分道扬镳，天涯海角再难相见，这个抉择对傅斯年而言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傅顿感失去了一根庞大的精神支柱。
1月19日，傅斯年去意已决，决定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刷”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
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坐上台大校长的交椅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氏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傅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赴台后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只是受邀者处于多方面考虑未做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做着走进新生活的美梦。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施展了他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处事风格，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改革，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随着大批学生涌进，台大的师资力量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已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数学所等一批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许多年之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对立面，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是难以想象的。
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
奋力保护台大师生
傅斯年的行动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也触及了许多权贵及其亲朋好友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和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学潮一浪接一浪，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绝地。
但傅斯年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文中疾呼：“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把事情办坏了，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1949年4月6日，因政治因素介入，大批军警闯入台大与台师大两校园肆意逮捕学生，有二百多人被捕，酿成了著名的“四六事件”。整个事件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以强硬的态度和处事作风，在全力保护学生的同时，与国民党当局与军警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并公开放言，如果得不到校长批准而要抓学生，就先把他抓起来，甚至向当时主持实际事务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其结果是台大学生受损较少，而相隔不远的台师大学生因校方当局保护不力，付出了数名学生被军警秘密枪杀的惨重代价。
1950年1月23日，傅斯年在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半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说：“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去世前夕请夫人为自己缝条棉裤
1950年12月19日，傅斯年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夫人俞大■为他在小书室中生个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俞大■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俞大■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俞大■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一阵心碎，欲哭无泪。
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俞大■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俞大■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来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倒在反击对手的讲台上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 , 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这个会上 , 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 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午饭后稍事休息, 傅又于下午2 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 , 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下午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 , 但主要是台湾省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 5 点 40 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将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诨名“郭大炮”的郭国基便以地头蛇的身份向傅斯年开炮。
郭的发难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存放在台湾大学的器材的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的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 , 尺度已尽量放宽 , 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特别是台湾籍政客仍不满意，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郭氏提出的质询须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傅针对郭的无知和无畏，开始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他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 , 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 , 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讲完话时, 大约是 6 时 10 分，傅斯年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归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 !”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过去。座位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座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斯年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
当天晚上 6 点钟 , 傅斯年原定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2点多钟时，傅斯年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 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 俞大■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便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一会儿，傅斯年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和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大约6 时 30 分左右，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干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向自己报告傅斯年的病情。9 时 30 分左右，傅斯年情况稍有好转，至 11 时 23 分，所有的医护人员回天乏术，傅斯年停止了呼吸。
归骨于田横之岛
第二天 , 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 20 日夜“弃世”。李万居国语水平极差，有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云云。
12 月 21 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傅校长，并下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成愤怒，纷纷冲出灵堂向省议会厅拥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之经过。郭国基听说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与痛击，乃悄悄从后门溜出逃走。学生们群情激愤，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以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不断冲撞议会大厅。直至午后，学生们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
12月 22 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 7 时起，前来吊唁者陆续拥至，而后人越来越多 , 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人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高级官员，还有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等。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玉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 时 30 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 1973 年撰写的回忆其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2 月 31 日，亦即1950 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 ( 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 ) 举行傅斯年追悼大会。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夫人，12月30日又颁布褒奖令 。
1951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辰，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氏开创台大一代先风之功绩，按照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为该校创始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由钱思亮校长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大理石墓葬中。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纪念钟为“傅钟”， 傅钟成为台大每日上课、下课的鸣钟。墓与钟掩映在碧绿的椰林大道旁的鲜花翠柏之中，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