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手下无良将: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起家,依靠陕西籍将领拼死相随,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刘宗敏、田见秀、刘芳亮、袁宗第、李过五个人,他们在大顺政权成立之后,都被封为权将军和侯爵,刘宗敏成为众臣之首。
  等到李自成兵到河南,陆续有一些地主文人前来投奔,包括乌有先生李岩等,文臣中,以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为主。大顺的鼎盛之际,拥有军队50万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以上数十人,乃至百人。可是,我们发现这些人中,缺乏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那样的名将,更不要说韩信、李靖一流的人物。
  我以为,大顺政权之所以遭遇失败,政策的失败是第一位的,这其中用人政策又是主要的。李自成和朱元璋都出自草莽,读书不多。他们分别在战争中,逐渐增加了阅历。
  相比而言,在招揽人才上,朱元璋更胜一筹,从朱元璋延揽刘基、宋濂、朱升等人,就能看出朱元璋的高明之处。而且,朱洪武善于培养大将,徐达等人从发现到重用,并非偶然,在这一点上,李自成显然逊色得多。
  刘宗敏号称第二号人物,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似乎并不可观。当然,这和李自成军队集团作战的作风有关,明史上只说刘宗敏勇武有力,并不谈及其人的谋略。
  反观徐达其人,朱元璋说徐达是“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虽说也有溢美的成分,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比如徐达否定李善长等人缓攻张士诚的那番见解,以及平定大都之后的举措,便知道名将之称呼,并非浪得。
  在这方面,刘宗敏自然就不行了。进入北京后,追赃主要是刘宗敏在负责,现在看来,这个政策本来就带有一定的偏激,如果等到政权稳固时再使用,或许负面的东西会有所降低。在人心思定的背景之下,刘宗敏有所扩大化,自然是见识的问题。以后,有人劝说刘宗敏不要激起民变,刘宗敏居然说,不怕民变,只怕军变。俨然是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口吻。
  田见秀是仅次于刘宗敏的又一大将,有时候,班列还在刘宗敏之上。然而,此人在满洲豫亲王多铎追击李自成到西安,李自成亲口告诉他,要把粮草烧了时,田见秀以“秦人饥”为由,居然没有照办。结果,多铎大军很快利用这批粮草补充给养,得以日夜兼程,追杀农民军。以后,田见秀投降清军,比较刘宗敏不屈而死,就更可耻了。
  再来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自成、刘宗敏以下的第三号人物,大顺政权的天佑阁大学士,实际上的宰相。然而,此人对于李自成的政权建设,似乎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当然,可以归结为他在大顺政权内部的发言权有限。可是,到了北京,他不但没有从正面给予李自成一定的建议,相反,还摆出太平宰相的架子,忙着招纳门生。以后,大顺接二连三地失败,牛金星惊魂未定,更是难以应对,最后,竟然躲到儿子那里。他的儿子早就做了清朝的知府,可见其人不正、才能不行,连道德品质也是值得怀疑的。
  反观刘基、李善长,一个善于奇谋,一个善于料理内务,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时候,二人相得益彰,成为朱洪武的左右手。
  其他大将,如李过、高一功、刘芳亮、袁宗第等,在李自成死后的转战中,除了忠心耿耿之外,乏善可陈。顾诚在论述李自成和张献忠二人的优缺点时,就指出,李自成在培养军事干部上,不如张献忠。这一点,从孙可望、李定国营造大后方,就能看出来。再有,像李定国这样难得的名将,在李自成的阵营中,我们没有能够看到。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成功的政治家,身边都聚集着很多优秀的人才,像房玄龄、杜如晦之于李世民,徐达、刘基之于朱洪武,韩信、萧何、张良之于刘邦等。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在李自成身边就没有看到。从这一点上说,他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